《中国经济周刊》和《武汉晚报》在昨天分别报道了以下两则新闻：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政府近日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人员被挂牌示众，据说当地学校还被要求组织学生前往现场观看，围观者达到千余人;另一则新闻发生在湖北武汉，两名少年11月14日因偷窃被抓，老板反捆他们的双手之后让他们跪在人行道上示众，惹得不少行人驻足围观。
类似“公审公判”和“游街示众”的做法，与现代司法文明的理念格格不入，却经常会在不确定的时间“死灰复燃”。这其中固然有法治理念不彰的原因，也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加以解读。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游街示众和“看客”围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正是与“民族劣根性”相关的某种文化传统。
若要对“示众”的文化追根溯源，我们能轻易找到这种社会思潮与文化传统的渊薮。在封建社会，官衙用烙铁给罪犯脸上刺字，将犯人押解在囚车内游街的记载并不鲜见;在近代社会，将死刑犯的头颅高悬于城门，也曾被当作是震慑异见人士的惯用手段;即便到了现代，对违反校规的学生罚站，给被抓的小偷“挂牌”也都带有某种“示众文化”的影子。
各种五花八门的“示众”行为屡禁不止，显示了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的落后文化传统。一方面，“示众”或隐或现地昭示了一些执法者对“广场政治”的偏爱，在示众过程中，他们实质上强行征用了被示众者的身体和个人隐私，以此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粗暴地展示自己的强制力，达到震慑和教化潜在违法者的目的;另一方面，“示众”又迎合了庸众们善于起哄和惯于看热闹的文化情趣，对很多围观者来说，他们能够从围观中获得某种道德层面的优越感，因而乐此不疲。
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年代，这种以儆效尤的做法能够使抽象的律令具象化，让民众将某一类违法行为与具体的处罚方式关联起来，确实可以算作一种有效的法制教育手段。但是，随着法治观念的普及和法制日益完善，诸如“公审公判”“游街示众”等行为早已不符合现代司法的要求，当事人在示众违法者的同时，也很可能一不小心让自己成为了另一类违法者。
正如一些法律专家所质疑的，“示众式执法”尽管赢得了围观者的掌声，却公然侵犯了被执法者的肖像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因而并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部门也曾多次明令禁止“示众”行为，强调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可以说，陕西安康和此前渭南富平县“示众”上访人员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类似于营造执法“正义感”的某种仪式，但实质上却是摧毁尊严的“法外施刑”，具有显而易见的法律风险。
如果任由这种文化陋习肆意滋长，可能为社会稳定埋下潜在的风险。因为“示众”必然助长社会公众的冷漠感，在一定的语境之下，完全有可能迸发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残忍情绪，产生摧毁性的力量。正如茅于轼所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地反省，以控诉会、斗争会等形式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将他们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绝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实际上，“示众”文化等陋习能否彻底根除，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因为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其日常行为对民众有着明显的示范作用，如果政府部门、相关领导、执法人员没有主动自觉摒弃这种传统陋习，做遵纪守法的表率，严格依法行政，而是无视法律法规，罔顾中央三令五申，屡屡出现乱作为、乱行政的行为，带头破坏法治环境，则陋习难除，而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更是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