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愁”是极难把握，极难触摸到的一种情绪，但在一些“大家”笔下，往往用比喻来形容，使审美意象物化形态具有可感性特点，将抽象的感情化为具体可供欣赏的对象，却饶有新意，各具特色。
“愁”是一种感情思维,在古人笔下,一入诗一入词,就变得仪态万方,熠熠生辉起来。它有重量、有数量、有长度;它如山、如海也如一江春水;它似烟草、似柳絮,也似绵绵细雨。那忧愁、闲愁,哀愁在古人的笔下都具体化、形象化了。愁是有重量的。
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赵嘏的“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闲愁一倍多”，使得抽象的“愁”具体化，“愁”有了长度，有了体积。这种比喻到了南唐李后主手里，又有翻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不但有长度，而且有动态，不可见的“愁”，成为流不尽，淌不完的滔滔江水。这个比喻所引起的读者的联想，比“白发三十丈”更广、更深、更远。秦观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从以山喻恨，以水喻愁，改用重重叠叠的书信砌成愁恨，极为罕见。词人身羁郴州，回乡无望，尽管鱼雁频通，亦不过借抒离愁别恨而己。因此书信越多，恨也堆积得越高。用无数的“梅花”和“尺素”堆砌成的恨，就将抽象的感情化为具体的形象，令人可感、可见，甚至可以触摸得到。更妙的是贺方回言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他笔下的“愁”，简直是铺天盖地，弥漫无际，有声响、有色彩，能飞会长，这又是一个创新。李清照笔下的“愁”也别有一番情趣：“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竟会有重量，竟把“愁”搬上了船。到了金代董解元，把“愁”从船上移到马背上，怕马儿“驮也驮不动。”王实甫又把“愁”从马背上移到车子上，云：“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像这样具体可感的形象的出现，会使人“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感觉到人物心灵上难以承受的重压。“愁”能用船载马驮车装，喻得新，喻得妙，有创新，构成情景兼备，情也入景，景也传情的意境。
现代人一提“哀愁”二字，多带有鄙夷之色。好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哀愁”就得像旧时代的长工一样，卷起铺盖走人了。岂不知哀愁如潮水一样渐渐回落。我熟悉的一个擅长讲鬼怪故事的老人在春光中说没就没了，可他抽过的烟锅还在，怎不使人哀愁;雷电和狂风摧折了一片像蜡烛一样明亮的白桦林，从此那里的野花开得就少了，怎不令人哀愁;我期盼了一夏天的园田中的瓜果，在它即将成熟的时候，却被早霜断送了生命，怎不让人哀愁;雪来了，江封了，船停航了，我要有多半年的时光看不到轮船驶入码头，怎不叫人哀愁!
我发现哀愁特别喜欢在俄罗斯落脚，那里的森林和草原似乎散发着一股酵母的气息，能把庸碌的生活发酵了，呈现出动人的诗意光泽，从而洞穿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美术、音乐和文学，无不洋溢着哀愁之气。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艾托玛托夫的《白轮船》、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等，它们博大幽深、苍凉辽阔，如远古的牧歌，凛冽而温暖。所以当我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当全世界很多人为这个民族的前途而担忧的时候，我曾对人讲，俄罗斯是不死的，它会复苏的!理由就是：这是一个拥有了伟大哀愁的民族啊。
哀愁是花朵上的露珠，是撒在水上的一片湿润而灿烂的夕照，是情到深处的一声知足的叹息。我们的心中不再有哀愁了，所以说尽管我们过得很热闹，但内心是空虚的;我们看似生活富足，可我们捧在手中的，不过是一只自慰的空碗罢了。
“愁”字是上秋下心，“揪心”二字是人人能体验得到的难过。手是外面而心与手有肚子相隔，手怎么揪到心呢?因而干脆就把手傍给去掉了，就变成了上“秋”下心的会义字。这虽属戏说，真的希望那天能把这“愁'字给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