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历史教材涉及唐朝李世民与魏征的史实，把李世民善于纳谏，虚心听取魏征意见的优良品质作为对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向学生传递，不可否认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从更深层次的历史思维的角度看，历史现象的出现，都离不开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要想理清李世民与魏征关系的缘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弄清这一现象出现的来龙去脉。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才是学习历史的最高境界。本着这一目的。本文试图浅析解读这一君臣关系缘由的来龙去脉。以飨读者。
一、“推碑”与“ 砸镜”
公元643年，魏征病故，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令公卿大臣们把魏征遗表中的一段话写在朝笏上，作为座右铭。
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做是历代贤君谏臣的楷模。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唐太宗李世民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原因之一，魏征生前推荐给李世民的两个人才后来都参与了谋反。一个是侯君集，一个是杜正伦。
原因之二，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李世民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褚遂良是当朝的史官，魏征这么做，其实就是想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好名声。也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他却忘了当时李世民的皇位也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才得来的，背上了杀兄逼父夺权的骂名。所以李世民自己也同样是想要留下一个好名声，魏征这么做，其实就是在和李世民争名，把李世民的错误行为记录在历史中。这一点李世民是无法容忍的。这种与皇帝争史留名的做法，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忌。伤了唐太宗的心。
也有人认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综上这些事，后人认为，其实李世民对魏征的所谓喜爱，都是装出来的。但我更倾向于魏征个人与李世民的君臣关系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唐时，魏李君臣关系界限表现的不那么清晰。甚至过界。的确引发了李世民的内心不满，有失自尊之感，不然，就不会有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有失尊严的尴尬气话。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君臣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鸿沟。作为魏征的一些谏言的采纳，对李世民来说，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用人的权宜之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魏征与皇权与臣权的方寸没把握好，稍有闪失，势必会被老虎伤着。纵然李世民对魏征的谏言表现的不那么情愿，甚至是反感，但为了唐朝大局还是忍耐接受。始终没有撕破君臣反目的脸。相反，却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奏言十万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显然，这位伴虎之人不但没有伤着自己，反而把虎训服的贴贴服服。十分的听话。把他尊为“人镜”，评价之高，千古少有。这其中，恐怕事情的真相并不那么简单。
那么，魏征死后一年，李世民一反常态，推倒墓碑，砸碎“镜子
”，究其原因，除了以上那些原因以外，是否从唐朝当时所处的客观历史背景中去寻其主要原因可能更准确且全面一些。
二、山东问题，魏、李关系连接的纽带
隋朝末年，隋炀帝横征暴敛，引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公元617年，李世民父子李渊在太原起兵，618年，建立唐朝，定都长安。魏征，作为前朝旧臣，非但没有遭来杀身之祸，却被捧为座上宾。这对君臣融洽关系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只要把它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的背景下去分析，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般融洽，反而十分微妙。扑朔迷离。
1、初唐时政治形势的需要。
李唐坐拥江山不久，大唐在周边形势上的处境非常尴尬，南北本来就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大唐内部不稳的情况下更加突显。高句丽盘踞在大唐的东北方，对辽东虎视眈眈。突厥、吐谷浑等北方民族不断进犯西北。危及长安。在此复杂的情况之下，李世民必须要先处理好西北问题，将关中经略牢固，而后方可挥师东进，去解决辽东高丽人的问题。而若要破西北难局，又必须依赖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一环扣一环。李世民需要采用正确的策略安抚山东，才能达到稳定关中，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只有解决了山东问题则成为唐朝解决内忧从而解决外患的当务之急。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李世民不愧为唐朝杰出的政治家。第一时间想到了魏征。只要拽住了魏征就等于牵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魏征是东宫大臣中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的关键人物，只要能够拉拢魏征，那么，李世民就可以牵制山东的士族势力。只要解决了山东问题，那么，李世民就可以利用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影响关中，进而解决西北突厥问题。
此时，倘若除掉魏征，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非但不能为李世民所用，反而会成为影响大唐统一的另一不安因素，这种局面是李世民不愿看到的。所以，李世民才会对山东的庶族集团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死罪，并让这群人心怀感恩。
由此可见，魏征是山东庶族与大唐之间的纽带，倘若魏征垮台，山东庶族难免会狗急跳墙。破局的关键在于山东问题。所以，李世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首要任务不是巩固中央集权，而是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李世民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日渐形成了魏征屡次触怒龙颜却没掉脑袋，实属必然。也成了魏征与李世民君臣相处权力平衡的政治本钱。
为了获取山东集团的支持，使朝中各政治势力保持平衡，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不得不耐心听取群臣的谏言，还得将所有不满全都埋在心里。《贞观政要》中收录了不少君臣语录，这些文字几乎三句话不离“居安思危”，“如何守成”的话题在君臣语录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当然，这些都是李世民上位后的迫切需要。可只有让这些话从大臣们的嘴里说出，李世民才能顺理成章地使国家“由乱入治”。
如果看透了这一点，李世民魏征君臣的一些对白就十分微妙了。为了成就自己的美名，李世民在听到魏征的反对意见时，总会先责怪一番，引出魏征“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光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边。忠臣自身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如此云云。
随后，李世民会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再说出那句至理名言：“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魏徵履行仁义，来辅佐我，想使我成为尧、舜之君，即使是诸葛亮也比不过他。”)
这种话若仅在史料中出现一两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李世民是高尚的，不过，类似的事发生太多次，难免会让人认为李世民有“作秀”之嫌。
2、李世民对山东崇慕又疑惧
李世民在隋末南征北战，见识过山东势力的厉害，一直对其有疑惧心理。特别是在皇位争夺战之中，李世民看到了山东的重要作用，李建成也都极力拉拢过山东势力。同时李渊也对山东势力心存疑惧，李世民利用此特点，以山东问题攻击李建成，而自己则“常论山东人物”，能看出李世民对山东集团又崇慕又疑惧的心态。早在南北朝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就矛盾不断，虽然最后关陇集团胜出，但在地理与文化上，都是山东集团占优势。所以关陇集团得势之后，对山东集团极力压制。那么山东集团，便与原先的反隋势力结合，加剧了山东一带的动荡局势，影响李唐王朝对西北的经略战略。所以李世民必须要消除山东集团对朝廷集权的离心力。
3、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言人”魏征
最能牵制山东士族集团的势力就是山东豪杰了，他们由隋末各农民义军头领组成，与山东士族有着利益上的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两方势力的矛盾，令他们互为牵制，那么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安稳。魏征便是山东豪杰的关键人物之一，无论是瓦岗寨起义，还是东宫的上层集团，都不缺魏征的身影，这种身份既是东宫集团的代言人，也是完美的山东豪杰联络人。所以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势必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与反对，也失去了山东豪杰集团这个大助力，到时候山东问题便更加无法解决。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背后的复杂原因，就是与山东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李世民非常需要魏征这个“工具人”，来稳定山东局势。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 ，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等待时机成熟。
三、羽翼丰满，判若两人
李世民执政前期与中后期，风格可谓是判若两人，对旧臣的疑心越来越重，魏征当然知晓，所以在自己举荐的侯君集、杜正伦等人，接连遭到罢黜伏诛之后，也采取了一些保全自己的措施，史载魏征：“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把自己的谏诤与奏折，编辑成册给史官诸遂良看。如果李世民像对待侯君集、杜正伦一样处理魏征，有这魏征的记录册子存世，李世民就要三思而行了，这正是魏征的高明之处。魏征看到了李世民内心的疑惧与残忍，也看到了李世民的伪装，迫切想掩饰自己弑兄逼父的行为。所以李世民在执政后期愈发喜爱玩弄权术，在意自己的名声，多次亲自翻看起居注，作为一名帝王，如此在意历史的评价，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恐不多见。
四、结论----历史的真相
在李世民功成志满，与解除了山东集团威胁之后，就杀掉了侯君集，罢黜贬掉了杜正伦与李世勣，还在魏征死后“踣所撰碑”，毁掉了魏征的墓碑。到了此时我们看出了，李世民与魏征君臣关系的“真面目”了。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在侯君集被诛，杜正伦被罢黜之后，才怀疑魏征是其朋党，而是一直在观察，不过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始终没有合适的机会收拾魏征，而一直选择隐忍不发罢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假象，主要就是受山东势力关系的影响，李世民在动荡的局势下继承皇位，他必须扫灭李建成残部势力，又必须笼络山东豪杰，对付山东的士族集团，达到稳固关中的目的，为东进高丽提供条件。所以魏征以关键人物踏上了历史舞台，然而专断的李世民，本来就无法容忍山东集团与魏征对自己的制约，所以在解决各大棘手问题之后，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这一对君臣纳谏的戏剧开始了谢幕。
2021/8/30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