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斯塔罗宾斯基生于1920年11月，如今刚刚过了90岁。他在2008年1月20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2012年是卢梭诞生300周年，2013年是狄德罗诞生300周年。即时我将汇集关于狄德罗的研究，同时将关于卢梭的文章集成一本新书。当然我不会忘记关于上个世纪的作家的文章编成一个集子。许多任务在等着我。……我已经太久地忘了时光不会倒流。”我读了这封信，心头不觉一颤，在最后一行文字上沉思良久……
一
三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讲的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前后法国文学批评的一场欧纳尼之战，新批评大战或挑战传统批评。新批评来势汹汹，传统批评穷于应付，论战几达十年，刀光剑影，火药味十足。结果出人意料，新批评没有战胜传统批评，传统批评也没有压倒新批评，而是由势不两立变成双峰并峙，时至今日，我们不禁要问，是共荣，还是俱损?
传统批评由于吸纳新鲜的血液而巩固了原有的地位，新批评则是登堂入室，一派新贵的模样。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新旧两军交战，选的是一个古战场，即300年前的拉辛悲剧。……资料的缺乏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很难十分清楚地看见那个古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如新批评的两员主将，乔治·布莱和让·斯塔罗宾斯基，我们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若干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不是资料的缺乏限制了我们的视野，而是视野的狭窄造成了资料的缺乏，就是说，视野的限制可能使我们对资料或者视而不见，或者不去主动搜集。例如对乔治·布莱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直到我关心日内瓦学派的时候，才渐渐入了我的眼界，对他们有了基本的了解。不是由于资料多了，而是由于我开始关心他们了，就在手边的资料方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法国新批评是批评史上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并没有一致的主张和共同的师承，只是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语言学等不同倾向的混合。现象学色彩甚浓的所谓日内瓦学派是新批评的一支，而乔治·布莱和让·斯塔罗宾斯基是该学派的两员大将。1958年，让·斯塔罗宾斯基以《卢梭：透明与障碍》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几乎同时，他又完成了医学博士论文，题目是《1900年之前的忧郁症治疗史》。一般认为，他的批评是一种深层精神分析的主题批评。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虽然同属一个学派，然而对学派的宗旨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尤其是让·斯塔罗宾斯基并没有从正面谈论，而是婉转地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从不参与争论，此为一例。
《微观与宏观》是一本在罗马出版的杂志，它在197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所谓日内瓦学派五大成员的访问记，采访者是日内瓦大学的意大利文学讲师弗朗克·贾克纳。贾克纳问到日内瓦学派的特点，乔治·布莱的回答是：“我认为，日内瓦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朗松派’，反对一个在生活的事件和一个作者的文学作品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学派;这样的方法必然用传记来解释文学。相反，日内瓦学派是一个主题学派，它的基本方向是主题，我称之为作者的范畴，例如在我是时间，空间，自我意识，数，关系，还有其他的。”如果乔治·布莱在朗松和朗松派(朗松主义)之间作出分别，他的这番回答还可以说是对的，可是我认为，他本人似乎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让·斯塔罗宾斯基来说，恰恰相反，他说：“习惯上将其归入的人(贝甘，莱蒙，鲁塞，布莱，我本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由一种共同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学派。他们从事文学批评，既不把它看成实证的科学，也不把它看成是一种信条的应用。如果要在他们中发现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技巧(语义学的，语法的，描述的)从属于个人的意图，这种意图或是宗教的(贝甘，莱蒙)，或是美学的，或是人类学的，等等，缺乏一种方法论的共同点也许正是一种共同忠于自由阐释文化的文本和材料的迹象。”把两个人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对照一下，自然不难明白：朗松或“朗松派”是新批评派反对和攻击的主要对象，它所主张的以作家的生平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是必须加以抛弃的，但是，这不是让·斯塔罗宾斯基所理解的日内瓦学派的主张，当然，日内瓦学派也不同意以传记为基础来解释文学，不过，这个学派的大部分成员认为，朗松的实证主义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记批评法。朗松的研究方法可以称做“历史的方法”，即：文学研究是在脱离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批评的前提下自成一种运用历史社会文化的方法认识文学及文学现象的独立的学科，其要在于从“真实”出发，将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认识和评价置于可以证实的事实之上。所以，我们不能说日内瓦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朗松派，而应该如让·斯塔罗宾斯基在1977年9月在一次研讨会上所说：“如果如昨天所说，马塞尔·莱蒙的教学和研究穿越然后远离历史的实证主义，那好，让我们把这一点作为日内瓦人的共同的目标吧。采取这样的超实证主义的态度，关心精神的旅程，足以形成某种亲和关系，尽管风格不同。”或者如他在本文的开头提到的私人信件中所说：“实际上，我们所关心的是注意倾听文本，拉近文学知识和实际经验之间的距离。”的确，日内瓦学派的特点是从作品出发，如感同身受一般地倾听、挖掘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包括美的信息，然后加以自由的阐释，文学批评经过了由作品到读者、由读者再回到作品的旅行，如此往复，至于无穷，以达到沆瀣彼此、阅读和批评浑然一体的境地。
二
对于朗松和朗松主义，新批评派一向是弃之若敝屣的，例如，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就说，在法国同时存在着两种批评，一种是“大学的批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前者就是传统批评，后者就是新批评，两者是不能共存的。1963年，罗兰·巴尔特说：“五十多年以来，朗松的著作、方法和思想通过其无数的追随者支配着大学的批评。”这种批评一心只“把作品跟作品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跟文学以外的东西拉上关系”，他及他的追随者们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猛烈地攻击朗松在批评中所坚持的“真实”、“渊源”、“博学”、“历史”、“趣味”、“美”等概念，指责传统批评“专断”、“僵化”、“以为弄清了作家的鼻子的形状就弄懂了作品”，试图把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学院派批评彻底埋葬。但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朗松并没有被埋葬，反而由于与朗松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作者的回归”、“历史的回归”、“新朗松主义”等现象，显然不是和朗松没有关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又摆出了一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面目。1965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昂利·拜尔编辑并出版了《朗松论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指出“对于那种在与作品接触时不受感动，却把作品拿来当作建立极精巧又沉重的理论骨架的文学批评进行批判，朗松从来也没有鼓励过”，并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这些人都忘了，在1870年到1930年间的批评家没有哪一个能跟朗松相提并论。”他批评那些新批评家“不无自负地宣称在这个领域里，没有谁比他们的朋友们和他们自己更有才气，他们其实从不曾劳神去读一读朗松的著作，就指责他是实证方法的代言人(实证方法这个词莫非是个骂人用语?)”。我相信昂利·拜尔教授的话，新批评家的大多数的确未曾读过朗松的书，实证方法远非一个“骂人用语”。遗憾的是，在一个以“新”为标榜的激烈论战的年代里，这种声音如同沙漠里的呼喊，不可能引起强烈的回应。
但是，在当时那样一片几近狂热的气氛里，以马塞尔·莱蒙及两个年轻的教师——让·鲁塞和让·斯塔罗宾斯基为核心的小团体，却在远离巴黎的日内瓦大学里“自由地解释”文学作品，他们明白，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任何好的批评都有其激情，本能和即兴的方面，有其侥幸，有其宽宥。然而它不能相信这些东西。它应该有些更坚实的调节原则，它们应该引导它，而不是限制它，它们将提醒它不偏离目标”。这些原则是：“从对一种包容性理解的天真的阅读，从一种受到作品内在的规律的、没有预防的阅读，到面对作品及其所处的自主的思考。”(《批评的关系》，1964年)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朗松关于印象主义的看法。他认为，“文学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实践，趣味，愉悦。人们不是认识、学习文学，而是实践、培育、喜爱文学”，所以，文学研究者不能不带有心灵的颤动、想象和趣味，然而，保留这种个人的反应是危险的，但是又不能完全加以排除，如何解决这一方法上的困难?朗松说：“要把认识和感觉区别开来，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感觉成为认识的合法的手段。”所谓“必要的措施”，乃是在历史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启发下对个人阅读印象所进行的“区别”、“估量”、“监督”和“限制”。所以，朗松一方面要保证文学批评的科学性，一方面又要使文学批评保持新鲜和灵活。比照一下，让·斯塔罗宾斯基和居斯塔夫·朗松之间，不是具有某种精神上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吗?
三
让·斯塔罗宾斯基对居斯塔夫·朗松抱有好感是一贯的。纵观他的著作，未见有对朗松不敬的言论，身为新批评派的主将，在那样一个情绪化的时代里，保持一个冷静、客观、平和的心态和思维，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对传统和创新的关系之认识，这种认识在让·斯塔罗宾斯基以及他所代表的日内瓦学派与新批评其他诸流派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1977年9月，在日内瓦附近的卡尔蒂尼举行了一次关于阿尔贝·贝甘和马塞尔·莱蒙的学术研讨会，罗马尼亚文学批评家马塞亚·马丁在会上指出，马塞尔·莱蒙的《龙萨对法国诗歌的影响》从准备到出版，正处在朗松的实证主义在法国大获全胜的时期，“他对法国大学的官方的理论的接受是环境使然”，但是，“他在服从方法的严格要求的同时，又根据其使用加以验证”，实际上，“他有意识地抵制任何‘印象主义’或者思辨的诱惑，屈服于考证研究的严格，正是为了日后无拘无束的权利”，所以，“马塞尔·莱蒙并不拒绝实证主义，而是超越了它;他不是用一种纲领之超越时代的暴力来超越它，而使用一种严格的服从，首先是竭尽传统的各种可能性”来超越它。马塞亚·马丁的结论是：“马塞尔·莱蒙的第一本书(《龙萨对法国诗歌的影响》——笔者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第二本书(《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笔者注)，是一个双重的共同经验的连续的结果：没有它们相互投射的光亮就不能完全地理解它们。”马塞尔·莱蒙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实证主义注重事实和渊源的文学教育给他打下了日后从事文学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使他终生受用不尽。他主编的卢梭作品的批评版，大量的注解和异文、考证文句、详尽的介绍和评论，力图给读者一个最好、最全的版本，这一切就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要求对文本所进行的基本工作。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每当一部作品远离我们，就要针对遗忘、抄写错误和词汇的意义之损耗恢复其完整性。恢复的工作乃是一件巨大的实证或实证主义的工作，它把前辈作为享受或教育的对象当作研究的对象。最后才有阐释。”从这里，我们不是看到他与朗松之间的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吗?朗松曾经对文本的“真实”、“完整”、“时间”、“变化”、“形成”、“意思”、“含义”、“材料”、“际遇”等九个方面提出问题，进行研究，这样的工作最终可以形成三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形式可以获得体裁史，研究思想和感情获得精神史，研究技巧获得趣味史……可以说，让·斯塔罗宾斯基关于恢复文本的思想是与朗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日内瓦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让·鲁塞与让·斯塔罗宾斯基同为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同为马塞尔·莱蒙的学生，完全同意斯塔罗宾斯基的看法，即马塞尔·莱蒙的教学中，朗松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包含在他的教学之中”。他说：“每年他都为一年级的学生举办一个文学研究入门的研讨课……课上有一两节是讲关于阅读的最基本的工具，例如，什么是批评版?他试图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批评版以及批评版是怎样做的，如何运用，不是为了做批评版，而是为了阅读，为了使用。为此，他让我们研究关于龙萨的一首诗的两种相续的不同的版本;从不同点出发，恢复批评的工具，还有关于修辞的辞格。他经常建议我们使用杜马尔塞的《轮转格》。总之，这里面有全部的批评工具，即朗松的批评工具，他并不排斥朗松，他认为对于初学的大学生来说朗松是有用的。”让·斯塔罗宾斯基在新批评的热潮刚刚过去的时候，就明确地、不露声色地表明了他对朗松及其实证主义的观点，让我们见识了他的治学态度：平和而不张扬，坚定而不固执，渊博而不卖弄。
四
2000年11月，在一次让·斯塔罗宾斯基80寿辰的采访中，诗人弗里德里克·旺德莱尔对他说：“我在您的著作中没有看到您对朗松的批评，我很想知道您作为思想史家对朗松的态度，您作为文献学的运用者对朗松的方法及这一类的批评的态度。”的确，除了在研讨会上的片言只语外，让·斯塔罗宾斯基没有写过专门的文章表明他对朗松的态度，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一吐为快了，于是他答道：“您提到了居斯塔夫·朗松。他提出了一个完全协调的历史规划，把文学的历史纳入社会的历史。这个规划与当时的社会科学是一致的，尤其与杜尔凯姆的社会学一致。他希望文学作品的研究不脱离其社会文化氛围，不脱离其环境，不脱离其读者，等等。我丝毫也不反对他在资料、系统的调查、把文学史与更广阔的思想史联系起来、制度以及风俗等方面的苛刻要求。……危险在于错过了以坚实的资料印证巨大的概括之精微的领会，这方面直觉也可以做得很好。历史的方法，求助于资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先决的条件是，调查的开始应该仔细想过，应该始终坚持。目的达到了，渊博与某种美不是不能并存的。同时也有设计好的清单，这将是一些工作的用具。但是有时候对于提得不好的问题有过多的装备，篇幅浩繁的博士论文成了卡片的堆积。这不单单是朗松的错。他对方法并无任何的狂热。我想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对象应该决定方法。”仔细领会他的话，可以看出，他对朗松的方法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有所补充，特别是他强调了直觉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强调了博学和美是可以共存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内瓦学派的特点，也可以看出让·斯塔罗宾斯基本人的批评风格。曾经有人讽刺朗松崇拜“卡片”，让·斯塔罗宾斯基公正地指出：“这不单单是朗松的错。”我们应该还朗松一个清白，崇拜卡片的是朗松主义，而一旦一个人的名字与一种主义连在一起，我们就应该警惕是不是主义败坏了人。朗松主义是一种排除了朗松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实证主义理论，是不能由朗松负责的，让·斯塔罗宾斯基在1984年的一次采访中说：“真正的方法是没有作者的。”此之谓也。
也许，让·斯塔罗宾斯基不满于朗松的实证主义之沉重，转而欣赏一种活泼的实证主义。他说：“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外，在西方世界几乎到处都在形成一种在社会中研究文学和在文学中研究社会的计划。尼采本人鼓励这种做法。一种没有哲学色彩的活泼的实证主义直到今天还能激活许多精彩的研究，例如关于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的调查，地下文学，学术圈子，思想的传播，等等。”活泼的实证主义也好，沉重的实证主义也好，都是实证主义，所以，他认为：“在这些研究和计划之中，我看不出有朗松的直接的影响，但是，至少他在治学之初的一些精彩的论文中试图提出哲学的判断。”于是，弗里德里克·旺德莱斯紧接着问他：“您认为他们都部分地实现了朗松的抱负和思想吗?”让·斯塔罗宾斯基斩钉截铁地答道：“是的。事情的发展是要科学化。这正是继泰纳之后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朗松忽视了科学地研究文本的内容吗?奇谈怪论!人们对文本进行严格的考察，引入语言学、叙述的结构分析(叙述学)、符号的学问(语义学，符号学)、改良的修辞学;哲学家也加入了论战……这不是否定文学社会学的抱负，而是用一种新方法来补充。”他甚至认为，德国的“接受美学”，美国的“文化研究”，都多少拖着朗松的影子。说到这里，让·斯塔罗宾斯基没有忘记他的幽默：“人们创造了许多补充的工具。显然是太多了!结果是评论膨胀，分析术语超载。船有沉没的危险，或只在有保护的小池子里游弋。”他接着说：“危险在于为分析而分析，忘记了为什么分析。对我来说，我以为历史的工作和分析的工作是有用的，但只把它们看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我求助于它们的渊源，它们的语言，但有节制，为的是更好地领会、更好地确定文本向我透露的东西，组织我的个人的话语。可以说我是利用历史的、结构的调查的结果。不客气地说，我试图完成一个作家的任务。我认为诗的品质与批评的思考，甚至与博学并不是不能共存的。”他在1967年出版的《批评的关系》中写道：“这些新的方法不是取代，而是补充了传统的历史方法，它们产生于把已经在人文科学中获得居住权的诸学科应用于文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远不是想使批评成为一种西绪福斯的劳作，一切都要不断地从头开始。……人们并非从虚无出发。”40多年前的言论，虽有些不同，但精神上的一致还是有目共睹的。想想看，1967年正是新批评攻击传统批评火力最猛的时候，让·斯塔罗宾斯基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头脑，确实显露出一位批评大家的风范。
让·斯塔罗宾斯基极为欣赏马塞尔·莱蒙关于日内瓦学派的一句话：“用法文而不是用术语写作”，他一贯地对新术语保持警惕，竭力追根溯源，揭示其由来。例如，“文本间性”(互文性)是一个新术语，它表示一部作品的各种联系，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揭示相似性和草草写作的方式”如今被称作“文本间性”，虽然这个概念有其优势，但它的历史沿革却是有案可稽的。弗里德里克·旺德莱尔说：“文本间性，说得鲁莽些，不过是朗松关于渊源的问题的一个延伸概念而已。”让·斯塔罗宾斯基的回答含义深远：“我从来也不用这个词。这是一个万能的词，可以产生许多误会。它是针对主体间性提出的，具有论战的性质。(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名声不大好。一个女语言学家想做唯物主义者，摆脱一切唯心主义的嫌疑，同时又避免跌进艺术是社会关系之反映的理论陷阱，就用文本代替了主体。什么都是文本：先前的文学，失去了轮廓和独立性的作品，变成共鸣箱的作家，外部的环境，读者，等等。当然，这些文本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同题目的‘文本’。多少有些扩大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拉来作为支持，还在这种马赛克中引入运动。有一个文本间性的最高纲领，但显然并没有被执行。我找不出任何应用的例子。我不大倾向于同意这种泛文本主义，它有一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是我本人很久以来就主张一种文学作品回应其他的文学作品，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其联系。”让·斯塔罗宾斯基极简略地勾勒出“文本间性”产生的历史，明眼人很容易就能猜出“女语言学家”指的是谁，他显然是对这个概念存有异议。让·斯塔罗宾斯基曾在1983年说过：“我喜欢清澈的东西，我追求简单。批评应该做到既严谨又不枯燥，既能满足科学的渴求又无害于清晰。”“文本间性”显然既不“清晰”，又不“简单”，它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而且并不新鲜，它与朗松的渊源问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话切中肯綮，可谓快刀斩乱麻。
五
法国文学批评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对10年前的“理论的黄金时代”进行了反思，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批评的内部发出了批评的声音。1980年，晚年的罗兰·巴尔特承认：“先锋派可能错了。”1984年，当年的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的坚定追随者茨维坦·托多罗夫出版了《批评之批评》，有人称之为“转向”，但是“转向”一词派性浓了些，不如称之为反思。他指出，文学之外有文学，文学之内有非文学，文学不仅仅是主题、情节、形象，还是思想、历史、意识形态。2007年，他又发表了《文学在危难中》，称现今的法国文学穿上了“令人窒息的紧身褡”，“玩弄着形式的游戏、虚无的悲叹和唯我的自我中心主义”。学校的文学教学只是教授分析作品的工具，而不是教学生如何热爱文学作品，如何通过文学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来真正地热爱文学本身。“在学校里，人们不知道作品，只知道批评家说了什么”，“文学研究只把它们使用的工具作为首要的目的”。他的结论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在法国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了一场文学危机。他终于说了心里话：“我自己在进化，现在对知性体验与生活的隔绝产生质疑。因为透过形式结构，文学让我感兴趣的，依旧是人类的境遇。”有人把托多罗夫的警告说成是“起义”，比20多年前的“转向”更进了一步，未免言重了。传统派的批评家就不像托多罗夫那样客气了，例如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马克·福马利罗对法国文坛、尤其是以“新”命名的现象的看法更为悲观，此处不详述了。当然，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法国文坛的现状同样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对托多罗夫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的。让·斯塔罗宾斯基坚持文学与经验的联系，这与托多罗夫今日的反思有什么区别?在前者，这是一生的坚持，而在后者，却是经过了50年的变化。《批评之批评》出版的时候，《世界报》的文学批评家贝特朗·布瓦罗—德尔佩什发表评论说，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相信和怀疑都过了头”，如今《文学在危难中》的出版是否可用上同一句话呢?时过20多年，仍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到底是事情过于复杂，还是人的思维过于简单?换句话说，传统批评和新批评，经过了一场欧纳尼大战，是共荣，还是俱损?
法国著名诗人伊夫·博纳福瓦超越传统批评与新批评的争执，说让·斯塔罗宾斯基是圣勃夫和蒂博代这些大师的“继承者”，我钦佩他的胸怀之开阔，我要在大师的名单中增加一个名字：居斯塔夫·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