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字曰“利”，道出古今中外，商品社会的核心体系。
追名实为逐利，升官实为发财。在“官本位”思潮占主导价值的意识形态里，为官正是很多人垂涎欲滴的“人生追求”。当然，前提便是要进入这个“场”。在中国，从每年炙手可热的“公务员考试大潮”便可窥一斑。其高稳定性、高福利、可伸缩性、可发展性等炫目标签吸引着很多人蜂拥而入。然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能进入这个队伍的，实属少数，而能捞个一官半职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部分手握权力的少数人中，“利”与“权”交织时，腐败行为便有发生的可能。
话说回来，平日里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是有多少贪官又落马了?多少贪官又被抓了?倾向于如何谴责、嘲讽、痛恨贪官，而未注意到贪官落马后的“心理战术”。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根据《刑法》关于“戴罪立功”、“酌情从轻处理”等能“争取宽大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贪官们首先采取的是“歌功颂德计”，他们在落马后，欲贬先扬，大肆忏悔，将在职期间的政绩、业绩及其他贡献和盘托出，冀望能获得相应的怜悯和同情，企图转移调查主线，缓解舆论压力和公众的道德审判。
一旦顺利，接下来的便是“隔山打牛计”。当然，任何一桩贪腐案件的背后，均非一人所为。当贪官落马后，根据其涉案性质，量刑轻重的不同，他们分别会采取不同级别的“隔山打牛”。对于一般的贪腐案件，则“闭口不言”，任凭纪检部门的积极调查和心理攻势。这样做既可保护自己及裙带关系者，又能钳制腐败相关人，暗示“你们在外面一定要保我，否则的话!嘿嘿，看着办吧。”为今后翻案洗白留一手，做到“步步为赢”。于是，有的从死刑到死缓、死缓到无期、无期变有期，最后“保外就医”，最终在牢狱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于是，换个马甲，高呼“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样隔着山便可打到牛了。
当然，对于较为严重、很难“起死回生”的贪腐案件，不是办法的办法便是“舍生成仁”了。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说，“某地某官员在政府办公室跳楼了”，“某官员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因压力过大而自杀”等之类的报道。只要自杀身亡，当事人消失，多大的案子都有“化整为零”的可能，无法继续办下去，最后不了了之。可谓“牺牲我一人，幸福一大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自然在这之前，其家属早已安排妥当，生活无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这个道理正如手套与手的关系，很多贪官的亲属和亲信相当于贪官腐败的手套，当“手”被抓时，贪官们会把责任推给“手套”，而“手套”深知“手”的重要性。只要“手”在，“手套”的价值便又能体现出来了。
说到这，还有一个贪官们惯用的伎俩。他们在转移焦点时，尤喜将女人牵涉进来。很多贪官落马的原因正是由于情妇的“爆料”，可谓“祸起萧墙”，应验了自古“女人是祸水”的至理名言。中国是一个性压抑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当部分贪官们落马后，自知“大难临头”，于是乎，迅速抛出“都是情妇惹的祸”言论，特别是一些涉黑贪官，在谈到“性”问题时，面无羞色。他们深知，非法的男女关系会大大吸引公众的道德谴责，借此转移其职务犯罪的主观非恶意性，而贪腐行为皆因情妇一手造成的，以期减轻自己的罪责。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利”的利诱下，但凡存在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无论下发多少个《反腐文件》，都无法控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贪腐分子将会越发狡猾，他们会利用各种制度缺陷、法律空子、监管漏洞、裙带关系和社会资源等继续其贪腐行为。必须高度警惕贪官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其伪装巧妙的“化妆术”和极具城府“心理战术”。
有鉴于此，我们可从胡锦涛总书记曾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看到，“提出要建立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个信号说明，中国反腐工作的紧迫性、严重性和长期性已进入全面打击的紧要关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每一个“作奸犯科”的贪官都能真正受到应有的法律处罚，这才是国家交给人民的满意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