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9岁起，我就得挣钱了。我问米瑟利先生能不能给我一条放学后送报的线路，他是当时美国《先驱论坛报》在芝加哥的代理人，住在我家附近。他说如果我有自行车，他就分一条线路给我。
爸爸当时同时兼着4个工作。白天，他在一家金属薄板店制作霓虹灯牌子;下班后送花，送到晚上8点;然后，开出租车到半夜;周末两天，挨家挨户推销保险。他替我买了辆旧自行车，可是随后他就因肺炎住院，不能教我骑车了。米瑟利先生并没有提出要亲眼看看自行车。我就把车推到他的车库去给他看，然后就得到了那份工作。
起初，我把报袋吊在车把上，推着车在人行道上走，显得忒笨。几天以后，我就把车留在家里，借了妈妈的带钢网的购货两轮手推车。
从自行车上投递报纸，是很要技巧的。如果没投到门廊上或是台阶上，那就糟糕了。我总是把妈妈的推车停在人行道上，把每份报纸都放到该放的地方。如果遇到两层楼的门廊，第一次没投准，我就捡起报纸再投一次。遇到星期天，报纸又多又沉，我就把每份报纸拿到台阶上，而不是往那儿一扔了事。下雨天，我就把报纸放到玻璃门里面。如果是公寓楼，我就放在大厅入口处。我还把爸爸的旧雨衣盖在报纸上。
用手推车送报比用自行车送要慢，但我不在乎。我每次都会遇到附近的许多人——意大利裔、德国裔或是波兰裔的劳动人民，他们对我都很友善。路上，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比如一只带着几只小狗崽的狗或是打湿了的柏油路上的油构成的彩虹，我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爸爸出院以后，重新开始干他白天的工作。可他身体太弱了，其他的活只好放弃了。现在能挣来的每分钱都得用来付账，于是把我的自行车卖掉了。反正我还不会骑，卖掉它我也不反对。
米瑟利先生大概知道了我一直没有骑自行车送报，他对此却只字不提。实际上他本来就不怎么同我们这帮男孩讲话，除非有人漏递了一份报纸或是把报纸掉在水坑里。
我用8个月时间把36个订户的线路增加到59户，这些新订户都是老订户介绍的。有时候，人们在街上拦住我，要我把他们也添到我的订户单上。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每送一份报挣1分钱，星期天每份报挣5分。我每个星期四晚上收报钱，多数订户每次都要多给我5分或1角的，很快，我得到的小费就比从米瑟利先生那里得到的工钱还多。那当然不错了，因为爸爸还干不了多少活，而我得把我的大部分工钱交给妈妈。
1951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四晚上，我按响了第一个订户家的门铃，里面亮着灯，可没人来应门。我来到第二家，还是没人应门。接下去的几家都是这样。不一会儿，大部分订户的家我都去过了，好像哪一家都没人。这下我可急了：每个星期五我都得交报钱。圣诞节快到了，我竟然没想到过“每个人”都出去买东西了。
当我走近戈登家的房子时，听到里面有音乐和好多人在说话，这下我高兴起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应声而开，戈登先生简直就是把我拖了进去。
他家的客厅里挤满了人——几乎全都是我的59家订户。在客厅的中央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名牌自行车。车身是苹果红的，上面还有一盏电动前灯和一个铃铛。车把上挂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满五颜六色的信封。
“这辆自行车是送给你的，”戈登先生说，“我们大伙凑的份子。”
那些信封里装着圣诞卡，还有那一周的订费，大多数人还有慷慨的小费。我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其中一位妇女叫大家安静下来，并把我领到屋子的中央。“你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报童。”她说，“你没有一天漏投过或迟到过，没有一天把报纸给弄湿过。我们大家都看见过你在外面冒着雨雪推着那辆购货车，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你应该有辆自行车。”
我所能说的只有“谢谢你们”。
这句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回家后，我数了一下，小费一共有100多美元——一笔意外的收入，它使我成了我们家的英雄，它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个欢乐的圣诞节。
第二天，我到米瑟利先生的车库去取报的时候，他正在外面等我。“明天上午10点，把你的自行车推来，我来教你骑。”他说。
待我学会骑车以后，米瑟利先生要我再投送一条线路，这条线要投42份报纸。骑着新自行车投递两条线路比推手推车投递一条线还要快。但遇到刮风下雨时，我还是要下车来把每份报递到干燥的地方。要是我投的是高一点儿的门廊而且没投中的话，我就停下来，把自行车脚架立起来，再投一次。
高中毕业后，我参了军，把我的自行车传给了弟弟特德。我记不得它后来怎么样了。我的订户们却给了我另外一个礼物：即使对最卑贱的工作都可以引以为荣。这是一份那些善良的芝加哥人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一份我总是经常使用的礼物。
温馨启迪
本文通过“我”的经历，告诉读者一个真理：工作不分贵贱，只要真心付出，就会有所成就。叙事张弛有致，层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