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一个人在仰面大笑。
她已经笑到了危险的边缘。被大笑扭曲的，不只是她的脸，还有她周围夏天的炎热空气。大笑的人不仅自己笑，还兼用双手拍打离她最近的人，想把别人也煽动起来。
在景物的一片颤动之后，有人告诉我，这个人之所以大笑到不能自持，是因为她一下子赚到了二百万!
可能，二百万是值得人一笑的，但是还不充沛。不是有人计算过，移民北美，吃往不愁，生老病死不愁，直至人之瞑目，需要蓄足一千万人民币吗?所以，这人笑得夸张了点儿，提前了点儿，百尺的竿子，她的登爬还要继续。而且，一千万在手的那一天，她更不该这样狂笑，中国古人不是有暴喜暴悲而死的先例吗。
我想说的不是笑，而是愉快，是透明如翼、忽至若风、转瞬即逝的那种心灵上的愉悦。它轻灵的光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人灵魂的透彻照耀。
使幽闭的心灵明媚，连恒久的太阳都做不到。钱币、财物这些可求可见、可以把持的东西就相差得太远了。
中国明清之交有个被后世称做学问家的人金圣叹，他呼唤了文人墨客，借助了十天阴雨绵绵，紧闭在一座古庙里，写出了人生“三十三快乐”。我逐条逐条地把这些“快乐”看过了，发觉古代文人墨客的迂腐迟滞：……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执快刀，切绿沉西瓜……;……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夜里热汤关门澡之……连这类粗鄙的体验也拿来充做一条条快乐。像中国这历经五千年丝竹戈马、经典史籍的发达民族，居然举荐出了这种学问家，任其恣意评书立说以传世!
依靠温度、声响、光亮、触摸，甚至错觉，我们被它始料不及的降临所覆盖。愉快，它是非物质的，通过它，我们知道，人活着还有吃穿以外的要求。
我见过一个愉快的人，一个几乎一文不名的老太婆。她住在城市的边缘，那是一片几乎坍塌的土房子。她的窗户上半截糊着旧报纸，下半截才是拼凑起来的玻璃。老太婆从她的家里出来了，门叫驴一样响过。她踩着响声，出了门，衣襟抓在胸前。手上捏着稀泥的孩子们，都认识那门声。他们跑向了老太婆。老太婆的衣襟是个“聚宝盆”。十几年前，我亲眼见过，她摸出一块糖，把它咬开，抹进两个四、五岁孩子的小嘴里。没有糖的时候，她也有素馅饺子，或者瓜子，或者一小撮黑芝麻。那东西并不一定干净或香甜。老太婆的手心是白的，手背是黑的，但孩子们的嘴在动了。老太婆眯起眼睛开心地笑，向着尘土和阳光一起飞舞的小胡同。然后，她到一根粗水泥管子上坐着，坐过整个下午。别人扇着扇子，她扇着她空荡发粘的衣襟。
人们直呼老太婆为“疯子”。
对她倾其所有去讨好一切孩子，正常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人们认为这种施舍缺乏理由，师出无名。据说，老婆婆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疯”着送孩子们东西，一连“疯”了几十年。曾接受过她疯赠东西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到了四五十岁。而她的门口，还继续围绕着一群秃头秃脑的孩子们。
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是讲究因果关系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没有原因，一方的手就绝不会伸出去，另一方的手也绝不会伸过来。如果我说，树上有一粒甜美的果实，它坠落于人的怀中，只是因为它喜欢那坠落的愉快，在温暖之中的愉快，人们便感到茫然无序，条理不顺。
愉快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在物体的轻重、事情的利弊都超级明细的今天，它在天空中无根地掠飞。当一个深圳人双目和蔼，以笑来应对你的时候，他多半是怀有不令人愉快的目的。
远古的动物，随着岁月日益石化。同样，愉快已经被更加实际的感受所物化和替代：愉快?愉快有什么用处，能吃能用吗?
还有一个愉快的人，全中国的人都认识他。据说美国西点军校悬挂着他的画像，这就是雷锋。一个幼年失去了亲人的孤儿，一种新生活开始行进时的热忱参与者，他超常地珍视着别人给他的每一绺微笑和每一声道谢。他年轻的内心急切地需要它们，以保持温暖。这是他帮助路人、忽略痛苦、轻淡金钱的最初和最终的动机。
愉快之光，再短促地一掠而过，对于热望着它的人，已经足够。
有一个下午，我去取信箱中的邮件，突然一个骑儿童车的孩子在我的面前猛然立定，他指着我手上的邮件：你看见了吗!那是什么?
我马上看见：在书报之间，有什么东西扑扑簇簇地飘忽飞舞。在阳光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这么神奇和耀眼。我抖开报纸，发现那是一只最小的黄粉蝶。
粉蝶飞向了树丛，孩子的脸上闪烁着快乐的光：“阿姨，我以为那是一块金币呢!”
为什么是金币呢，粉蝶不是也很好吗?
有一本曾经风行一时的书，叫《病夫治国》。作者从医学的角度去分析各国政要首脑的生理疾病，以探讨这些疾病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我由此想到，如果有一个政要，他是一个形而上者，一个器重内心感觉的人，一个追求精神愉悦的人，那么，他的国家该是一个远离战事、平静和谐、风波不兴的乐土。
过去的年代，“组织上”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找一个人谈话，说要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今天，生命同样郑重地坐在人的对面，它在询问：你知道愉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