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斑斓眩目了。
我站在什么时代的什么地方，花朵奇异，雨混浊，风同时从四面八方吹，没有人能抬起脚步，不融入它的斑斓之中。
上帝造人，完全因为他在造人的起跑线上，天然地光明正确。他可以信口开河，说天地日月都是好的，但是，我的确没有听到他说时光是好的。我要问，在这世纪的末尾，最近一千年，谷子和稗草同时生长的土地，还是诚实和肥沃的吗?
我们要知道，土地把什么粮食都给予了我们，依靠它疲倦的赐予，人怎么可能纯洁无邪。
远古时代，在地球上，人们历经久远才认识了时光。他们开始结绳记事。平常的日子就是一条长绳上的一个个小结，而祭祀或耕种收获的日子，一定是一个顿挫有力的大疙瘩!它让狩猎归来或钻木取火的手在触摸过之后，心里咯噔一下。
人类纪元两千年的末尾，有无数的手，正在弯曲记绳，打一只最大的结，这，连无数的君王都没有遭遇到。
一九九五年的元旦之夜，在“迪士科”舞厅外面的阳台酒吧上，我看见灯是红的，酒是绿的。深圳，像一个魅力过人的精灵，裙角和袖管都缀满了光彩。
“9!8!7!……3!2!1!……哗!”舞厅里所有的人，都随着香港无线电视晚会司仪们齐声报数喊。一九九五，在香港大球场色彩晕眩的倒数声中，更接近世纪末的一年，像烟花一样落英缤纷地降临。
同样一个时间，在墙角的另一部电视机里，“零点新闻”遵循着平日的节目顺序，陈布在广大的中国大陆。这个时候起码有十亿中国人在旧棉絮里睡去，梦见水、火、鱼、红棺材等等吉祥的事情。
两千年是一座喜马拉雅，我们正全身负重地攀登它，可惜这是不悲壮的攀登。我们活在更细腻窄小，更不可见的皱褶里。
天空毫无情感地再亮。人们在一九九五年起床之后，首先望着床头的电话机，哪怕细腻窄小，人也有无数的大事要办。当A向B问候新年的时候，B领会了A潜藏在话语背后的内容。从A到Z，都是这样，因为这是在重负攀登的路途之中。看见蓝到黑紫的天空，才是目的地。人生，这场两千年的马拉松，剩下了有限的参赛者。
我的电话没有响声，我不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排列与交往当中。所以那天我在看一本书。
意大利的利玛窦，张着他蓝黑相间的眼珠，看到了一个多么美好舒缓的中国。他写到，中国的男人们“不惜花费每天两小时来梳理他们长长的发髻，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时光。”利玛窦的眼睛是蓝黑的树叶，因一叶而障目。他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七年。我想二十七年他还不能明白中国人，不明白中国人在梳理头发时的内心语言和藏在环佩里的手腕。有人说，利玛窦要向他的君王表明，殖民主义者可以大胆地向中国挑衅，中国的男人没有起码的防御能力。如果我是殖民狂，我也会为利玛窦的陈述所打动。这样一个懒散、疏落的中国，早已经衰老和无奈。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年，一间国营粮店里，有两个全身挂满粗黑面的工人。一个站在门口，挡住想迈进门坎的买粮人。他说：“关门了。”粮店里比天空提前黑暗了。他在黑暗里把手上的白铁撮子插进米柜，他说：“又多活了一天!”这个时候，房子里另一个工人的声音出现在高处。他仰面躺在半空中的面袋上。他说：“又少活了一天!”后来，他们一起去上门板，在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两个像戏曲中的小太监一样，日日脸上挂着白粉的人，也知道生之享乐、死之将至。所以才有美国俄克拉荷马政府大楼的爆炸和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事件。没有人不在挣扎，又没有人不在哀叹。人类两千年的巅峰，实在寒冷和缺氧。
三十八年前，海明威把自己的一部小说定名为《太阳照样升起》。细细体会，这里面有一层西方式的深深悲哀。
时光照样走，时光绝不会结什么疙瘩。它比水还要顺，还要柔。但是我们今天只是想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向喜玛拉雅走近一步。
年，是一种人为的关隘。在人类文明结成的大疙瘩中，日子仍像无边无际的丝绸展示在明天的路上。当我结束这篇文章之际，一九九五，像一只充满水分的梨子，已经被我们咬去了整整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