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韦兄已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但现在我们相隔几百里地，天各一方，自己的工作又都很忙(他现在是戒毒所的所长，很少清闲;我在企业搞政工，也是别人清闲我反倒很忙的一个差事)，很难见面。还是王哥的儿子结婚办酒，我们都携带着夫人去得阳楼吃酒，一晃好几年总算是又见了面。久别又重逢，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 ，就顺便和客人们一起，就着美酒，下着佳肴，天南海北、新情旧事的诉说开来。 少礼韦兄是安顺镇宁扁担山区的一位布依族汉子。初次接触，未能看出他有什么少数民族的相貌特征，说话口齿与我们一样不是太具“民族特色”，又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话。交往久之，还发现他的谈吐常常表现出布依男儿的耿直、机智和果敢，且不乏风趣幽默。记得一个新年，矿工会举办元旦文艺晚会，韦少礼自己编排了一个小品《布依青年赶表忙》参加演出，不知是晚会总监的疏忽还是视为优秀作品让他上台表演。舞台上，只见少礼兄身着颇富布依特色的服装，穿一双花梆布鞋，独自扮演几个角色，时而道白时而演唱，时而方言土语时而南腔北调，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情歌悠扬，像当今这个年代十分红火的小沈阳一样儿一样儿的，逗得台下观众前仰后合顿足开怀捧腹大笑。节目结束时，他很西洋式的飞吻一下自己那双粗壮而结实的挖煤大手，还说了一句“挖煤哥哥的布依山歌诸位听懂了，我和先生女士们、姐姐妹妹们同喜同乐!如果搞不懂，那就等于我对牛弹琴。”韦兄的本意乃是为了给晚会锦上添花增加点笑料，让职工家属们更兴高采烈欢心愉悦。但我的韦兄没想到他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惹起了公愤，明白人知道，类似的活动自然取消了他的资格。但从那以后，我反倒觉得韦兄更加的快活，成天都见到他乐乐呵呵的。每次端着脸盆从机关办公楼门前通过去洗脸洗衣物时，总是可以听见他下意识地摆出李双江的驾式，吊起蒋大为的嗓门，高歌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或《牡丹之歌》……
少礼兄长我两岁。在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他的确像个兄长，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作为布依青年，他很注重自己的民族乡情。我们同在煤矿一个掘进队的几年，一起住在本队的工具房宿舍。每逢家乡来了客人，他都要挽留他们至少要吃一顿饭，请乡亲们尝一尝带有矿山“煤味”的馒头糕点炒菜大米饭什么的。每一顿虽是简易的就餐，但他总是十二分热情地招呼大家务必要酒足饭饱。既使酒力不胜，他也要端出我们平常用来吃饭的大海碗斟酒，以示诚意。在用砖头垫起来的箱子和木板拼凑的“餐桌”上，大家一边听着我俩争先恐后地介绍特别能战斗的煤矿工人，少晒了多少太阳，为国家出了好多煤，作出了不少贡献。同时也介绍我们自己，在井下搞掘进工作，身为共青团员，月月上班都在二十五、六天以上，建设矿山，我们亦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我俩还告诉乡亲们，采掘工人每个月的粮食定量53斤，吃也吃不完，工资收入也正常。真是吃穿不愁，就一个心思搞好安全和生产。有了闲钱，我俩就用来购买笔墨纸张，买书报杂志，给自己“充电”，给自己增知识，长学问，立志有更大的出息。听到这些，乡亲们连连点头称是。随着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农民们的日子一年好过一年的生活景象，也滔滔不绝地谱个没完。
少礼是我最好的文朋佳友。为了学习写作，我俩曾经一起到省城拜见过他的亲戚---时任省文联民间文艺协会主席韦兴儒(动画片《黄果树瀑布的传说》的作者)给予赐教;我那时自学画画，他就带我到他的家乡求拜---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画家、在镇宁文化馆谋事的韦永时。只因不才，我在画画方面没有建树。但想想与少礼兄同在一个寒舍的日子里，我们俩像入了寺庙的苦行僧，不论春夏秋冬还是酷暑严寒，艰苦地跋涉在自学的道路上。少礼兄虽是七九级的高中毕业生，虽然有较牢固的基础知识，他仍然是成天做不完的习题，解不完的方程;困了，就调起笔墨书写他的“韦体毛笔字”;乏了，便倒在床上闭目静躺几分钟。我是“十年”动乱结束时的七五级初中毕业生，谈不上有什么基础----在工具房兼宿舍的二人蜗居，我是从小学生应知应会的初级课本学起，如字词句的准确应用，日记书信的基本写作方法学起，不懂的就向少礼兄讨教。
为了方便学习，我们各自上街买了三抽桌子，将屋里设计得像机关的办公室又像大学生宿舍。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经常被借到机关去帮忙，直至调到矿公安科干上了内勤工作;我加入了党组织后的第三个月，也调到矿宣传科从事专职通讯报道工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俩都已过天命之年，又都天各一方过着我们自己的日子。平日里，只是在报刊上见见面，相互了解彼此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些哪样进步。听说他在《六枝矿工报》、《贵州南风》、《西南民兵》等报刊上发表了佳作，有的虽未能拜读，但却由衷地为少礼兄高兴。
餐桌上，我看见少礼兄的额头上布下了不少的皱纹，我在他面前也是两鬓斑白，头顶已渐渐出现稀稀落落的谢顶迹象。是啊，我们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二班老者，他有一女一儿都从学校毕业并成家立业，我的儿子也从学校出来两年在独自打拚。我们都由衷地祝福，儿女们能够比父辈们过得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