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那年，我被分到乡下教书。斑驳的土坯房、简陋的校舍、杂草丛生的环境，使我不安分的心躁动起来。时逢巴中从达县地区划出成立地区，我便赶赴到浩浩荡荡的应聘队伍中去。
在应聘人员中，我的学历算高的了，我在报刊上亦发表过不少的作品，才有幸被巴中电视台录用。电视台旗下的巴中广播电视报社就在我应聘的经济部楼上，一有机会，我便跑到那儿目睹并感受编辑老师们别样的生活……
自然，我的稿件也一股脑儿涌现在报社里。虽与编辑老师相熟，他们对我的稿件仍十分苛求。对于稿件中的瑕疵也会友善相告，使我受益匪浅，这对我后来成为《通江报》的编辑启迪颇多。如今思之，编辑老师们之所以那样做，既是为了提高办报质量，全心全意对读者负责，更是对像我这样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作者的高标准严要求，为我后来顺利成长为省作协会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到一年，通江县委宣传部召集我负责《通江报》副刊“红云崖”的编撰工作。有了《巴中电视报》前辈的熏陶，我的认知水平提高了，写作能力得以强化，我胸有成竹非常有信心和能力胜任此项工作。除了编写稿件，我还利用节假日拍摄刊头摄影作品，需要手动绘画时，我又拾起钢笔速写插图。宣传部的同仁一直对我赞不绝口夸我是多面手，年终考评时，我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编辑”和“最佳作者”称号。
我的作品不断被省内外一些知名报刊选用，更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我所撰写的特稿，譬如《有多少真爱可以重来》《诗一般的婚恋，让我一生感动》《爱过后，我们选择了放手》《心碎了，爱没了》等陆续被省内外一些报刊刊载。我对自己的要求特严格，达不到发表级别就决不动笔，这也是我发表文学作品几率大的原因。“人怕出名猪怕壮”，知名度高了，自然有人找上门来。县文化馆、图书馆和文化系统时常邀请我去办讲座，交流创作经验，培育文学新人。听众口口声声称我为“老师”，我还是觉得自己贫乏，没有过高的学识和拿得出手的作品面对我的“学生”。所以说，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天天阅读，笔耕不辍，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尽自己的努力争取写出最新最美的篇章，以飨读者。
毫不讳言，做编辑工作辛苦又单调，日复一日地往返，不是伏案写作就是采访改稿编稿，常态化的工作模式熬肿了眼睛，稀疏了发量，弯曲了项背，疲惫了身心。有时为了矫正一个生僻字，要么问同事，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还得翻阅字典、词典(那时还不兴用手机)。每一行都有制度和纪律在约束，作为党的喉舌机关，我们更应严于律己，以高风尚对待编辑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加班已习以为常，妻子常打趣地说：“娃哦，我们常常是两头(早和晚)见不着你爸。”好在妻儿善解人意，时刻为我的出行保驾护航，我才得以安心专心地工作。
对于有些来自基层的专版，删减、组织语句，调整结构，理顺线索，可能一坐就是大半天。自以为天衣无缝了，下细的编审照样挑得出瑕疵。记得有一回孩子过生，编好版子后我兴高采烈交到主编室，主任也同意我早点回家，吃完晚饭我总觉得有些毛躁，跑步到办公室又校正一番直至准确无误才觉得心安理得。编好的版面也可能随时叫停，换版又得重新组稿。学生娃的稿子需鼓励，领导的稿子需过细，文学爱好者的稿子需把脉，不然，副刊编辑的水准就会被人看得一文不值，估计离喝倒彩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自从我在编写道路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我的思维更缜密，文字更严谨了。比起以往，我更热衷于关心时事，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生怕平庸的文字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担心拙劣的作品辜负了大众给予我的厚望。
若干年后，县级报纸被取缔，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曾经的报人，我是编撰工作的亲历者，在我的记忆里，我视这段经历为我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