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夜，万籁俱寂。圆明园内的军机处别院昨斋庭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郑重地将一个专呈皇上的大红封奏揣进怀里，正一正红宝石顶戴的纬帽，理一理绣着仙鹤的九蟒五爪蟒袍，稳稳地踏上琴凳，把一生没有屈过的脖子伸进悬在房梁上的几尺白布里。那一刻，他的神情平静又沉郁、无奈又决绝、凄凉又希冀。他孤零零、直挺挺地把自己挂在那里，昂着头，向着勤政殿的方向。
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交界的关键点上。
琴凳轰然倒地，在圆明园死寂的夜空中敲出一声巨响，也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一声巨响。他希望这响声——自己用生命发出的最后响声——能激起那个王朝最后的一丝阳刚气，最后一点英雄胆，阻止煌煌华夏堕入丧权辱国的漫漫长夜。
伴着这响声，他是否魂归故土蒲城，俯瞰一眼白水河、大峪河滋润过的山川塬田?是否看到当年饥瘦的自己怀着兼济天下的抱负，背着沉重书箱东出潼关，然后一步步游走天下，效命朝堂?
魂兮归来。
寒 素
这位老者，正是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也可以称为当朝宰相的陕西人王鼎。中国历史上以宰相之尊而行尸谏的唯一一人。
王鼎，字定九，号省厓，槐荫山人，1768年生于陕西蒲城一个寒儒之家，年少时，其父亲仍在科举没有收入，母亲每天纺线织布。陕西连年灾荒，祖父因年迈无法坐馆教学，全家立即陷入困顿，断了粮。王鼎拿着布口袋去亲友家借粮，低声下气，挨门乞告，一天的斯文扫地、颜面丧尽，仅仅借来半斤嗟来之食。回来后垂泪拍案，愤而书“半斤面”三字于壁上，卧薪尝胆，悬梁刺股，然后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当詹事、放学政，遍历五部而后入阁拜相，一路位极人臣。
史书评价王鼎“力学”“尚气节”“清操绝俗”。多年以后，王鼎在家信中对弟弟说自己完全无所依靠，所以能够进学入仕，是“侍腹中数卷书与天下学士相角耳”，做官办事是“仍侍此腹中数卷书与天下学士豪杰相角耳”。
清人说王鼎“生平不受人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始终不改寒素之风。王鼎从不依人上爬，堪为自律表率。1796年(嘉庆元年)，王鼎考中进士二甲第三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国第六，时任大学士的陕西韩城人王杰有意抬举提携这位青年才俊老乡。这在别人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遇，孰料王鼎居然完全不理会王相国的美意，以不愿给前辈添麻烦而婉言相拒。王杰相国不以为忤，相反对王鼎更加高看一眼，感慨地说：“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王鼎要求子女族人甚严，他儿子回陕参加考试，他再三叮嘱儿子要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考前不许“见客”“见长官”，甚至“勿上街”，力杜嫌疑，以正自身。
清朝官场贪腐成风，“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王鼎担任翰林院编修时，已经是个七品官了，微薄的一点俸禄，大多寄回蒲城老家奉养父母、周济贫寒，自己经常连肚子都吃不饱，自述当时“穷饿日益甚”。他每天只是心无旁骛地读书，以求“道理明”“人品立”，“只不肯将第一流人让他人做去”。当了左赞善、侍读后，成了厅级干部，好不容易攒钱置办了一套骡拉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不幸的是骡子很快就被偷了，舍不得再买，于是只能每天步行。甚至直到王鼎死后，也是“廪无余粟，椸无新衣”，家里没有隔夜的粮食，衣架上也找不到一件新衣服。
王鼎29岁中进士入翰林，同年中很多人陆续外放成为一方大员，王鼎却在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近20年。他除了俸禄之外，不管是自己下去检查，还是地方官员进京，一切馈赠，坚决拒绝，分文不取。既没有后台，也不懂拉扯，只有兢兢业业、埋头干活，这样的人，在封建社会想要提拔应该是很难的。
特 达
嘉庆十七年(1812年)二月，翰林院举行翰林詹事大考，一等4人，二等47人，三等70人。王鼎在这场全国最顶尖的文人考试中考了二等第一：第五名，这引起了嘉庆皇帝的注意。半年后，王鼎升任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当年12月，提督江西学政，临行前觐见皇帝。嘉庆皇帝感慨地对这个在自己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老翰林说：“我一直不知道你，也没人向我举荐过你，经过这次考试才知道了你的学问水平，然后通过多次召见奏对了解了你的品行，你是我的‘特达之知’啊!”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特达之知”是皇帝亲自给予臣子的特别知遇之恩。皇帝对这个朴实可靠的老实人推心置腹，不会走门路的陕西汉子王鼎感动终生。
江西学政干了三个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继续在江西工作。嘉庆十八年(1813年)至二十五年(1820年)王鼎先后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成为所谓“迭居五部”的重臣，有一段时间还兼任顺天府尹，备受倚重。频获恩擢的他矢慎矢公，在礼部和学政任内，整饬士风，厘正文风，清理科场弊案，严厉打击科举“托儿”，努力为国家拔擢英才，公明勤慎，声誉颇好。据说他四年江西学政任满回京时，他打击过的人在路上大书“虎去山还在”五字以示挑衅，王鼎下轿，大书“山在虎还来”五字怼之，铁骨豪气，传诵一时。在刑部任内，他执法如山，平反冤狱，特别是浙江德清徐仉氏杀死儿媳徐蔡氏一案，涉及巡抚一人、知府四人、同知二人、知县四人以及许多县吏、忤作等，极为复杂，连负责审案的浙江按察使王惟恂都被迫自杀，王鼎排除了说情干扰，经过艰苦访查，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浙人颂为神明”。龚自珍写诗称赞王鼎“阅世虽深有血性”，何以如此?另一个陕西人张载的回答，或许可以说明王鼎的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20年，61岁的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而逝，38岁的道光帝继承大统，成为清朝的第八位皇帝。道光二年王鼎父亲去世，丁忧三年，道光五年复出后即以一品衔任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次年授户部尚书。道光六年出任户部尚书，并授军机大臣。作为国家的财神爷，王鼎联手两江总督陶澍解决盐政积弊，裁撤两淮盐政，曾经富可敌国的江南盐商一落千丈，肆虐的私盐买卖一扫而光，国家的盐税收入比之前翻了一倍，有力地支持了朝廷在新疆剿灭张格尔叛乱的军事行动。论功行赏时，王鼎赏戴花翎，绘像紫光阁。道光十一年署直隶总督，道光十五年命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道光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二年晋太子太师衔，备极倚重，位极人臣。
孤 忠
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工厂手工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世纪末工业革命逐渐从英国向西欧大陆和北美传播。当此世界大变局之时，大清帝国想要偏安一隅已不可能。平心而论，道光帝饱读诗书，精通骑射，勤于政务，厉行节俭，绝非一个昏君，但他疑虑重重、犹豫反复、优柔寡断，缺少振作开拓的雄心勇气。如果世界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也许可以努力守成，但时代巨变和他的性格局限导致了他自己的悲剧，也造成中华民族的悲剧。
为君之道，在知人，所用皆正人，所用皆贤臣，自能天下安，但道光所用的内阁宰辅中，除了敢于任事的王鼎之外，大多是庸碌之人。赵尔巽说：“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键已。”(《清史稿·穆彰阿传》)而王鼎所以要行尸谏，便是这多重因素纠合之下，受国隆恩的有识之士的最后一搏。
先说这个曹振镛，他自律甚严，世故老成，但才质平庸。他当内阁领班大臣的十数年间，清政府快速走向衰败没落，朝政千疮百孔。道光批阅奏章不厌其烦，曹振镛献计：“皇上不必每个奏章都看，抽着看几个，也不用做具体批复，就找出其中文法书写方面的错误，朱笔标出，发给大臣们传阅，大臣们自然会更加尽心办差。”于是举国上下形成不注重干实事只关注细枝末节的风气，连科举的选贤标准也更加注重书写。
再说这个穆彰阿，他的作风和曹振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性格阴柔巧佞，媚上欺下，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一切兵戈盗贼不祥之事都尽量不报告皇上。当时官场风气之弊，用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所有人都严格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矜、锋芒自逞者”，把畏蕙不前当做慎重，把柔弱萎靡当做恭敬。十几年间，朝内的高官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地方大员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大家都保持着沉默。
但当时清政府面临一个不得不解决的巨大危机。英国支持鸦片倾销中国，不仅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朝中几无可用之银，而且迅速蔓延全国，造成社会更加糜烂：王公贵族以吸食鸦片为时尚，八旗军队和沿海水师不仅参与鸦片走私，而且吸食鸦片的官兵越来越多，军纪废弛，战斗力越来越差。道光帝忧心忡忡，派出在湖北禁烟出色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林则徐打击奸商洋商，虎门销烟，不辱使命，大快人心。道光帝开始时大加赞赏，晋升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但当英国军舰逐渐增多并且封锁珠江口时，突然又将林则徐和邓廷桢一起免职，临阵换将。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狮子大张口，要求割地赔款。关天培在虎门与英军开战，时任两广总督琦善仅遣兵二百进行敷衍，关提督血洒虎门，守卫炮台的4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殉国，道光帝再次迁怒林则徐，将他革职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王鼎此刻在堵另一个大窟窿：开封黄河大决口。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决口，淹了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时名祥符)。洪水围困开封八个月，生灵涂炭，惨不忍睹。道光派王鼎为钦差大臣，前往治河。雨雪纷飞，寒风刺骨，王鼎以七旬之躯每天坚守黄河大堤，衣不解体，目不交睫，心神交瘁，后背也长了一个大疮。河工自古是个肥差，属下给他献上貂皮大衣，给他供应鱼翅燕窝，诱他多报预算、延长工期，王鼎均严拒之。他披着一件羊皮袄，和民夫吃同样的食物，亲自指挥筑堤工程。当听说林则徐被革职发往新疆，他立即上疏请派林则徐前来协助治理决口。及大工合龙后，王请林则徐坐在庆功宴的上席，并立即向道光极言林则徐之功。此时南方战事正紧，英国继续步步紧逼，占领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皇帝主战之心彻底动摇，穆彰阿等主和派也极言不可战，为取悦英国，继续将林则徐发配新疆赎罪。王鼎闻讯大恸。
王鼎回京，身心疲惫，又忧国事，和皇帝一起议事时，听穆彰阿为丧权辱国的琦善等人开脱，以敌我力量悬殊为由谋割地议和，不觉悲从心起，怒向胆生。他流着眼泪和穆彰阿争辩，斥之为秦桧、严嵩，说到激动处甚至用了陕骂。道光笑视王鼎曰：“你喝醉啦!”命太监扶出。次日，王鼎继续在廷上劝谏甚苦，道光终于按捺不住怒火起身离去，王鼎拽住了皇帝的衣襟，老泪纵横，然皇帝心绪烦乱，拂衣而去，终不使其伸说。
王鼎回到寓所，痛不可止，写下万言遗书，字字泣血。他知道道光是个优柔寡断、容易反复的人，但是这一次对英议和非同小可，恶例一开，群狼皆至，将成为压垮这个“老大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大国尊严彻底崩塌的危险前兆。只有重用林则徐这样的治国干才、远离穆彰阿那样的误国庸才，才能力图振作，归结起来就是四句话：“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核心便在一条：林不可弃。
知 己
林则徐的日记里，记下了曾在王鼎家吃面的情景，同席的还有魏源和龚自珍等几个青年英才。请吃一碗家乡面，或许是这个清廉宰相待客的最高规格了吧。王鼎之所以高看、勉励这些年轻人，既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学士之愿，也有为国聚才的相国之心。
开封决口封堵成功，治国才干林则徐却仍由河干遣戍伊犁，王鼎心里非常难过，林则徐的诗句记述“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诗中有“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的句子，感谢前辈王鼎对自己这个戴罪之人的牵心关照，劝他为了国家前途命运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不曾想还未到新疆就听到王鼎去世的消息。林则徐异常悲痛，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写下了挽联和悼诗寄托哀思。林则徐知道，王鼎不像官方消息宣布的那样，是“养疴园邸，卒以不起”，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他知道老相国这惊天一举是为了国家大事，并且还有相当大的成分是为了自己。
但是历史的大悲痛在于，王鼎以死发出的最后呐喊，声音连那间小屋都没有传出，更别说惊醒道光皇帝。81天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税款协商，中国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和司法主权，香港从此脱离了祖国，一去155年。道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因为他签下的《南京条约》，曾经自信满满的天朝大国坠落到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在日记中慨叹：“王中堂鼎，陕西蒲城人，丙辰进士，竟为匹夫自经，以大富大贵大寿而独不得考终命，千古奇事……其死也哀，然轻如鸿毛。”他哪里知道，中国历史的最后转机被几个无耻之徒卑鄙地掩盖了。王鼎自缢后，穆彰阿亲信陈孚恩邀请陕西进士张芾以门生身份至王家，连劝带吓，骗得王鼎遗疏，逼迫王鼎之子王沆同意掩盖尸谏真相。因此事，张芾得穆彰阿赏识，官运亨通。那个做了手脚的陈孚恩，事后将遗疏交给了穆彰阿，由此深受重用，五年后，竟然无功升为军机大臣。
多年以后，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为王鼎的墓志碑石书丹的山西寿阳人祁寯藻愤然写道：“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
泥沙俱下，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王鼎死后，他那被骗不能成父志的儿子王沆离开翰林院，为王鼎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愧恨终生，不复出仕。
三年后，林则徐“特旨赐还”，任陕西巡抚，代理陕甘总督。他请病假，以弟子身份到蒲城王鼎的故里为王守心丧三个月，以谢知遇之恩、尽晚辈之礼。
咸丰皇帝即位后，将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六年后穆彰阿病逝，以投降派、卖国贼的身份永远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咸丰年间，陈孚恩因攀附肃顺被捕入狱，籍没其家，发配新疆戍边效力，同治五年死于新疆。
同治元年，出卖王鼎的泾阳人张芾被陕西回民起义军处决于临潼油坊街南渭河滩。
时至今日，王鼎的名声几乎湮灭在历史的烟尘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位铁血宰相，这样一位先贤，曾经有以自己的生命试图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雄壮之举。王鼎身上蕴含的浩然正气、坚定品格、奉献精神、清廉作风，不正是我们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最需要发扬和汲取的精神营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