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的散文是某种退守的写作，他的视角是要回到童年和故乡。这种写作意味着他决心把“我”与地理，“我”与自然，“我”与时间，“我”与社会构成文学的现场。在他的现场里，他把物和人串联起来，让人和物走得更远，像那片大地一样有辽阔和古老的存在感和诗意，又要保持鲜活而有力的陌生感。构成他写作的当下时间是后置的，甚至是重置的，那么，退守在我看来并非撤退，它也是先锋的一种。我们对当下所谓正面强攻时，时间却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我们又退回到中途，或者退守我们以个人、以记忆、以经验为守望的出生地。
当文学的现场回到童年与故乡的时候，这意味着时间像拼图和积木一样可以推倒和重建，同时也是对自己有生的遗忘和往返。这种人类记忆的不牢靠部分，使得个人的写作可以无限地重构自己的记忆。
所谓这个文学的现场，必须在于我们有效的时间里，日常布景、告知、事件、故事、典籍，甚至是道听途说和小道消息，我们感知到在斑驳的光景中，忽明忽暗的物，暗处的幕后和光鲜的舞台，不同的人，已经经历。可是，物是人非是时间的常态，你所经历的，并非我们已知的，我们已知的，并非我们感知的。也许，我们未曾剥开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部分，对文学现场来说，它的重要性却大于我们清晰的来路。空荡的，空白的，驳杂的，毫无头绪的时空交错的地理与文化的空间，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彷徨，甚至是陷入了盲人摸象的窘迫处境，我们的感觉可以无限小，但我们的想象必须无限大。
那么，当我们的预知、感受、想象、审察与我们的乡土的自然观、历史观和人文观发生正面交锋的时候，必要的书写尺度、立场和角度该是怎样?我们是否一成不变和坚守到底?人在乡土中不断老去，死亡，新生，出生地和居住地已经没有了关联，乡是折返中不停地用来慰藉心灵的地方。而五谷、牲畜、山川、草木，它们正以倒影的姿势与归途中的我们相遇，此刻，我们看到的和我们想象的，在逝去的时间里，重拾未知的部分显得尤为重要。
退守，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变量与本意、激流与保守，让我们回到价值剩余时代的自我拯救。比如，童年视角的旧时光书写，如何擦拭斑斓的思绪，农耕文明的怀旧性，如何规避诗意的栖居?这种浪漫盛行、古典盛行的自然之风是否缺乏精神性?我们的乡土根基在哪里?这些质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有勇气在古典之内，寻找当下时间存在的意义。
所以，退守是让自己寻找对比当下所处生活的变量。我们以谨慎的态度，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天下文章是要把这些互不关联的、陌生的人和事，借助时间的流变互联互通起来，也就是通过“我”(个人)的介入，使得我的经验、存在感，从个人的有限性获得追忆和遥望，引申和外延的力量，构成世界性的书写。
所以，退守也是构成散文写作经验的有效方式。向古典看或向后看。以我看，这样的写作应该是反重述、反改写和反释义的，但可以是拼叠的片段、碎片，残存的记忆，退守的意义是返回来，以当下的审视和探讨“我”的意义。
所以，退守也构成了甫跃辉写作的地理实践，他个人行动的一次大胆“妄议”，它是对过往的现实，过往的经验，过往的背景的一次矫枉。这是不一样的重返，只有当个人史和出生地，在茂密的、立体的、斑斓而丰饶的文学地理出现时，并且从这个边地出发，他与世界的密谋、合围，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云南保山，在人间烟火里隐去了名字。这犹如一条河流，流着，流着，没有了自己的名字。
故乡和异乡，从来是孪生的，从异乡看故乡，异乡是延展，也是遥望。从现在经验来说，故乡之外并非游子这一角色不变，因为“我”是可以不断逃离、出发、怀疑、审视、挣扎，然后将“我”置身于其中，然后是无限的焦虑，纠葛、停顿……
当然也可以是清澈的故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