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和大爹爹他们还在连云港工地打工，好久没回三杰村了。
三杰村是我爷爷家，也是我的老家。三杰村不大，村东头到村西头，就那么几十户人家，大多都是本家。
我太爷爷弟兄八个，我不常回老家，都不能认全人。但是只要过年过节我们一家回去，爷爷总是会在大年三十晚上，一手插在兜里，一手牵着我，不无骄傲地一路走过去，一个家族里挨家挨户串门子、拜年。
“来，小全子，这是你大爹爹，这是你三叔……”“呦，长这么高了，像他爸!”爷爷满是骄傲，亲戚也总是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我回家时兜里、手里满是零食。
也只有在过年时，我也才能看到爷爷带的那几个泥瓦匠。三杰村的劳动力，大多出去打工，爷爷这年龄上下的大都做泥瓦匠。听人说十几年前，人还多点，现在年龄大了，出去干这行当的只有4个人了：我爷爷、大爷爷、大叔、五叔。小时候爷爷他们垒猪圈，垒墙头，我总是跟着和稀泥。
我爷爷都67岁了，我劝他几次，不能再出去干活了，可是爷爷总是说，我们是老农民，刨一爪子吃一爪子，哪里能歇着。再说，在家闷死了，有胳膊有腿的，不干活不怕人说啊。我现在只搞室内装潢了，铺地板刮大白垒灶台，不爬高了，比以前好多了。我们都知道，爷爷是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
十一岁生日那天，奶奶打电话说不能来城里给我过生日了，让我们一家三口回去吃饭。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到家。院子里站满了人，爷爷拥抱了我之后，就走开了。奶奶告诉我们，爷爷没空去城里，三傻子家房子倒了，过一阵雨水会多，你爷爷召集泥瓦匠商量事情呢。我坐在房檐下看麻雀打架，等着午饭。
爷爷端着他那掉了瓷的大茶缸子，吸溜地喝着水，蹲在院子里的石磙子上说：“过几天，肯定有雨，我们各家都在收小麦，等着急忙慌地收完了，我们几个人又得赶回工地，大家看怎么办，三傻子家的房子怎么弄?”爷爷说完，进屋添热水了。大爷爷是我爷爷的哥哥，这时候猛吸了口烟，抬头看了看大叔：“小建伦子，你家还有多少小麦没收?”“你别管我家了，肯定还不少，关键工地都催我们几次了，人家有工期管着呢，我们去晚了，工钱可得扣不少。”大叔脱口而出。五叔慢吞吞地抖着腿：“三傻子也不是姓王，你们倒是热乎什么，管闲事。我没空哈。”
“你没空也得有空。”爷爷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三傻子不是姓王，可是他孤门独户的，你让他大哥大嫂那一对瘸子去给他盖房子?都是一个村的，乡里乡亲的，你好意思啊?老五，你这一年年的，怎么就没个长进?这话你就不该说!”
“亲帮亲，邻帮邻，这事必须管。不管不怕别村子人看笑话?”我从没见过爷爷这么严肃。
那天那顿午饭，爷爷匆匆忙忙等我吹完蜡烛，吃完了饭，就去村子里找做过泥瓦匠的人了。
后来听奶奶说，全村子老少在爷爷他们带领下，好多人来帮忙，白天收麦子，晚上盖房子，三傻子叔的两间瓦房建好了，三杰村的泥瓦匠才去连云港工地。
那件事后，我无法形容爷爷那几个泥瓦匠在我心里的印象，只感觉有一股暖流。
高中，我到了市里上学，离开老家更远了。见爷爷们次数更少了。奶奶倒是每个星期天会给我打电话。
有个星期天，奶奶打电话来告状，让爸爸回家说说爷爷。说爷爷工作不做了，回家了，被气得满嘴口腔溃疡，工钱也没拿到。爸爸妈妈担心爷爷身体，回了一趟家。回来后，才知道事情原委。
三杰村这几个泥瓦匠，在工地上都是小头目，带着几个人砌墙、刮大白、铺地板。工地老板偷工减料，想收买爷爷这波人，这怎么可能，爷爷这波人“死脑筋”，死活不肯，发现砖头、大白、地板质量不对，直接找老板去了，人家说“与你们无关”，可是三杰村这帮泥瓦匠，愣是油盐不进!“继续干活，所有工钱可以结算;不干，以前工钱也没有!”爷爷带着一帮人，直接撂挑子回来了!
奶奶嘟嘟囔囔地骂了半天，爷爷只一句“就不能那么干，那不凭良心”!
晚上我放晚学到家，给爷爷打电话：“爷爷，你还厉害呢……”“小全子，这做人得磊落，得凭良心，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也干不动了，你得加油啊，我们这村只有你爸爸是大学生，你得努力啊，你将来考上大学，我们家才能更让别人看得起!”
是的，爷爷一辈子争的就是这“良心”，争的就是这“让别人看得起”。三杰村的泥瓦匠都是，他们努力出去打工，挣钱，为的就是家里过得好点，别人能看得起。他们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华丽说头，有的就是那质朴的生存理念。也正因为“看得起”，受人尊重，让他们有了生命的尊严。
纵使踏过荆棘，也不觉得苦，即使有泪可落，也不觉得悲凉。为了一家人生活的尊严，他放弃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既定的命运，甘心化成一粒粒尘埃，在世间的狂风暴雨中起落浮沉，把展翅翱翔的双翼给了后代。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喧闹;或寂寞，会热烈。无论如何，为了“自己能看得起，为了被别人看得起”，才不辜负生命的体面和尊严。“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平凡而伟大，他们赋予生命以尊严，他们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