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是个荒年。百亩良田颗粒无收，蛇鼠虫豸四散逃逸，村民挖空心思构筑自家的粮仓，连平时最关心的游行批斗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有把余留的陈谷悄悄碾成米的，一边是珍珠般宝贵的米粒，可以熬粥，另一边是碾下来的糠皮，裹一点面粉做成饼。也有挎着柳条篮子去田埂路边挖荠菜挖马兰头的。更有把目光盯着天上的鸟河里的鱼的，透出一股掘地三尺的狠劲。
县里别村的农民兄弟雪中送炭，运来了满满几卡车红薯。分红薯的日子，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了。村路上热闹得像赶庙会，欢天喜地。
每家分五十斤红薯。
我和大哥把一筐红薯抬回家时，三弟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
于是全家煮红薯吃。
奇怪的是，没有大白米吃，我们三兄弟吃红薯照样吃得兴高采烈。那年大哥十四岁，我十岁，三弟八岁。我们边吃边比赛放屁。看谁放的屁响。浓酽的“红薯屁”在屋子里飘荡时，我们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出几个幸福的饱嗝。
但是有一天爹把我们叫到了柴房，手一指。我们傻眼了。筐里的五十斤红薯少了四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照这样的速度，接下去少的将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爹阴沉着脸咳嗽一声，几个根，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咱得悠着点。
我们家有三个根。大哥叫木根，我叫水根，三弟叫土根。
三个根咬着嘴皮子，不吭声。
红薯快吃完的那几天，爹和娘离开了家，据说去江苏老舅家借粮。
他俩一走，三个根就放了“羊”。
我们手里攥着弹弓，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开始惦记天上的鸟。
很快我们在隔壁杜家院子里的槐树上发现了一只竹筐。这只竹筐像一只硕大的鸟笼一样挂在一根粗大的枝丫上。
杜家的成分一直很可疑，听说是富农，因此尽管还未等到挨斗，这家人平时已像惊弓之鸟，很少抛头露面。此刻，看到杜家门扉紧闭，三个根轻巧地翻过了矮墙。
到了院子中央，大哥让我们等在树下，他上去。
大哥的眼睛在他揭开筐盖时亮了亮。
啥好东西?
嘘——
大哥贼头贼脑地把筐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又飞快地溜下树。
回去，快，别让三朵花看见。
三朵花就是杜家的三个丫头：梅花、兰花、菊花。
三朵花长得虽细瘦，但每一个都伶牙俐齿，三个根不是她们的对手。
到家了，大哥把东西掏出来。是红薯。原来挂在槐树上的筐里面装的是红薯。
大哥说还有好多呢，不敢再拿了，那可是人家的口粮啊。
这是不是偷?我问。
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饿肚子。大哥说。
红薯的香味从锅里飘溢出来，我们三个根都喜笑颜开。
很快我们把三个红薯分配进了自己的肚子。
第二次是我上的树。三弟年纪小，不让他上。
我们偷红薯竟然偷出了瘾。只要肚子一饿，我们就会又痛苦又甜蜜地把目光转向那只挂在杜家槐树上的竹筐。奇怪的是我们下手的机会竟然很多。杜家的油漆大门吱嘎一关，我们立刻兴奋得像三只花果山上的小猴。
不过有一天大哥发现了问题。他有点疑惑。他说，我们这样偷来偷去，那筐里的红薯怎么会一点都没减少?他说，一星期前我数过的，一共十二只，今天我又数了一遍，居然还是十二只。他说，一定是杜老六每天都在筐里添红薯，杜老六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竟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的红薯?
大哥后来说，不管它，还是管好我们的肚子要紧。
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始窥视杜老六一家的日常生活。马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说话、看书、扫地、晒被子……平常至极，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倒是我们三个根有时会遭遇尴尬。那多半是在路上与杜老六相遇。尽管杜老六总是客气地笑笑，我们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身边的闲人不多，我们就会心虚地喊他一声：六叔。
时光飞逝。大哥后来做了村里的村长。三弟去西北大学读书。我也在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之后，光荣复员了。记得我回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去看杜家的那棵老槐树。或许是因为老槐树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突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杜家的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回村那天，大哥已到村委会上班去了。我惊讶地看见从前的那堵矮墙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月亮门。杜老六在自家院子的菜地里锄草。我第一次通过门而不是矮墙进入了院子的内部。
杜老六发现了我，汗涔涔的脸上笑吟吟的。你是李家的水根吧，几年不见，长壮实啦。
我说，六叔，你的身体也不错，跟从前一样结实。
杜老六笑了，老了，终归是老了点，梅花兰花菊花都嫁人了，还能不老?
我开始用眼睛瞄那棵槐树。槐树上还挂着那只竹筐，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晃荡。我有点激动。
六叔，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实在太不懂事了，三天两头偷您挂在树上的红薯……
杜老六眨了眨眼，嘿嘿地笑。他说，你以为你们三兄弟做的事躲得过我的眼睛，我早知道了。话说回来，那时候穷，加上自然灾害，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我和三个闺女胃细，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红薯，又不敢送过来，怕扫了你们的面子……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