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鄂东的乡下，能把初中读完的孩子并不多。多数只读了小学便辍学了。父母只要求孩子能认识几个字，算得了账。多数家庭因为穷或者希望孩子早点参加生产劳动，便不让子女再读下去了。
所以，等我考上中学的那一年，首先最头痛的，是要交足七块钱的学费。在当时的乡下，那是一笔极大的数字。我父母在生产队一年到头，两人满工出勤，年终算账，最多的时候也只能领到二十几块钱。为了学费，我母亲愁白了头。自我拿通知书后，她的眉头就从此没有舒展过。最后，在借了几家亲戚而不得的情况下，她还是求助于村里的会计，先提前预支了年底的部分工钱，才凑足了上学的学费。那时，生产队里一个工分才一角钱，我父亲一般忙一整天下来才挣十个工分，也仅一块钱。所以，他看我的目光便有些像无形的刀子。但最终在我母亲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了。母亲一生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她为此还专门给我买了一双新球鞋。那是我第一次拥有像样的一双新鞋，我把它当宝贝似的藏起来。遇到天气下雨，我宁可赤脚走路，也舍不得把鞋打湿了。母亲还去店里买了大布，请乡下的裁缝师傅给我做了一件衣服，是件上衣，而且仅做了件上衣，为了让我去学校显得体面一点。母亲对父亲说：“我们再穷，也不能让伢在外受屈呀。”母亲说这话时，父亲一直沉默。我姐姐在一边装作没事，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非常失落。
我带着提前预支来的七块钱去中学报到时，就穿着那双新球鞋和那件新上衣。按说，越是缺什么就会越是掩饰什么，但无论怎样也掩饰不住我的窘态，因为裤子还是旧的，而且打着补丁。尽管母亲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可到学校与同学一比，还是有不少差距。许多同学几乎全是新衣，让我瞬时矮了下去。此后，自卑在老长的时间里蛰伏在我的思想中，直到后来我进城多年后才慢慢甩脱。我至今特别感谢我的母亲，从我幼年一直延续到青年的自卑里，母亲曾几度想洗却我心中的阴影。但自卑这东西，哪能是说洗掉就能洗掉的呢?后来我进了城市，至少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找到人生的自信，找到生活的本质与本来之所在，从而丢掉了那些难堪。
我们的初中设在镇上，离家有四五里地。说是镇，也就是位置与人口都比较集中一些，还靠近河流。河不大，上面有两座桥，所以学校叫两道桥中学。除了学校周边的几个村庄，多数的学生离家较远，有的甚至得走上十几里路，极不方便，便只有住校就读。我离得还算近的，只有四五里路，本来是可以不住校的，但那时我强烈地想逃脱父亲挑剔的眼光，以及经常不明所以飞来的巴掌，便从初一开始选择了住校。住校，从周一开始到周六结束，这意味着生活的独立。凡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得靠自己。每到星期天下午或者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往往都是背着大米，拿着装满咸菜的罐子往学校里走。学校为了给我们做饭，要让每个人上交做饭所需的柴火。因此，我们常常要利用放假时间，到山上砍柴，等柴火晒干后再挑到学校里过秤，根据斤两发柴票。如果柴票用完了，做饭的大师傅会通知家里又要送柴火来。砍柴好说，我们大山里四处都可以砍到。但挑柴却是个苦力活，常常让我们为难。起初，我父亲还亲自给我送了几次，一百多斤的柴，走四五里到达学校时，常常是出一身大汗。在路上。父亲比过去温柔些，一边走一边说：“你要读，就好好读。像我这样不识字的，经常被人欺侮，好伤心啊。”我第一次听到坚强而又硬朗的父亲竟然也有伤心，便自己先伤心起来，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为他们争光。到了初二，我觉得自己也长大了，要自己挑了，便不再让父亲帮我送柴火了。可事实上，我只能挑几十斤重的柴火，走一路还得歇一路，到了学校往往是累得直不起腰。好在伙房的大师傅，与我父亲还沾上那么一点远房亲戚，从来不克扣斤两。偶尔，他还把我拉着，问一些别的话。到了初三那年，有几次他还把老师灶上吃剩的面条打一碗给我。又是许多年后，听父亲说，他与家人吵架，想不开，跑到我们的后山上喝了农药，还是我父亲路过发现了，赶紧把他背下来，才救了他一命。我不禁叹息，人生真的有因果。
和小学一样，刚上初中时我就当了班长，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我与姐姐的小学同学周——我后来叫他小舅——在一个班，他个子高大而英俊。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后来喜欢上了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当然也是我们大家都喜欢与暗恋的对象——而小舅总是要我去给她递条子，也就是他写的信。许多年后，小舅当兵到了新疆，并且因为表现优秀提了干，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正是这个机缘，后来才有了我高中毕业后流浪了许多地方找不到北时，想起他曾给我写来的信。在信中，他说如果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去新疆找个工作——这才有了我后来从军的可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后来我军校毕业留校，并选调进京时，小舅已是南疆某部的一个正营职干部。非常可惜与心痛的是，在他快要提拔副团职干部的那年春节，却在库尔勒的一个雪夜里，不幸因公牺牲!这让所有的亲人，把眼泪流了一回又一回。后来，只要每次回故乡，我都会去他的坟前祭拜，遇到不能回去的时候，我便让父亲在马路边上烧一些纸钱，算是我在世俗生活中对他的敬意与心意。
到了初二那年的梅雨季节，天空几乎总是阴的。雨下得绵长而令人心烦。很有幸，我们此时遇到了人生最好的一个班主任，是位语文老师，大家亲切地叫他“老耿”，我后来还在一篇名为《班主任》的散文中专门写过他。这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师，除了教学获奖无数，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位能把《新华字典》与《成语词典》倒背如流的人!更为让我们佩服的是，只要你随便说出一个汉字或者成语，他都能马上说它们在字典与词典的哪一页，有几种具体解释!我们不信，试过多次，果然如是。大家几乎崇拜得五体投地。耿老师常对我们讲，没有死记硬背，就没有源头活水!听他讲课，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他讲得生动，平易，引人入胜，常常延伸到课本之外的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经济科学、书法音乐，雕塑艺术……几乎无所不包，使大家破天荒地听得相当认真，上课根本没有人打过瞌睡。他平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经常在课外与我们交心谈心，为大家打开了心灵与世界之外的一扇又一扇门。作为班长，我有幸近水楼台，与他接触最多，学到的东西也最多。记得有一次考试，班里就我总分过了500分。他让我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跨过五百大关以后》，让我谈感想，在全班上演讲。我当时少年意气，情绪高昂，洋洋洒洒地放开了讲，好像看到了前途一片光明。虽然天天见面，他还与我们笔谈，写给我的谈心笔记，有几十封之多!我在外辗转南北西东30余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什么都舍弃了，而那本谈心笔记却一直存留着，成为我人生路上与精神道上的宝贵财富。因为有了他的教学方法，我还在参加区里组织的语文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并且在以后高中的读书生涯中，基本上再也没有认真上过语文课。
那次参加区里的竞赛，我作为代表，是他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县城的。我们住在县城第二中学边的招待所，为了省钱，两个人便同住在一个房间。那天晚上，我听他讲述自己的过往，比如为了成为公办老师，他长年累月地加班熬夜，几十年从不间断地奋斗，才终于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他也对我谈起他的家庭，以及对家庭的歉疚——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他爱人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种田，他却没有帮上忙等等——我听着听着便流泪了。我过去总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辛苦艰难，其实谁的世界又是容易的呢?
竞赛那天一早，我便被操场上的声音惊醒了。我连忙起床，站在招待所二楼的阳台望下一看，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二中上千名学生，在偌大的操场上集体出早操，整齐划一的步伐与整齐响亮的口号，让我感受到了乡间孩子与城里学生的巨大差别。那一刹，我忽然感到强烈的自卑。与此同时，心中也升起了强烈的理想：我一定要改变命运，融入城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考得怎样。我说一般。他说：“尽力就行了!一个人只要尽了努力，就问心无愧。”我有些忐忑，生怕辜负了他的期望。没想一个星期后，他从外面骑着车回来，进了校门老远就喊：“中了，中了!”我们刚好下课，大家都站在各自教室的门前，不知他说的什么中了。他骑到我们跟前，骄傲地说：“你们班长在全区竞赛中得了第一名了!”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顿时欢呼起来。我听到后先是一怔，接着便泪流满面。那时，我觉得太需要一点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了。仿佛在学校灰色的天空下，看到了前途的一丝亮色。遗憾的是，后来奖状与奖品到达，放在我们校长那里，他一直没有发给我。一直到我初中毕业，我犹豫了好久，吞吞吐吐地找他索要，他才给了我，并对我说：“我之所以不发给你，就是怕你骄傲。”话虽这样说，但我在曾经好长一段时间里为他的做法感到失落，觉得他一定是忘了。
初二下学期，我的好友秦同学转校到另外一所特别有名的付桥中学就读去了——那是我们县里被公认的一所最好的重点初中。我在感到强烈失落的同时，又觉得人生有一个巨大的虚空。从那时起，我便知道，友谊原来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让你对另外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时常产生牵肠挂肚的感觉。因为秦同学是一个品行很好的人，从未嫌弃我家的贫困，始终与我保持着纯洁的友谊。我们常来常往，还互相到对方的家庭去小住。他后来如愿考上了中专，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还曾帮助过我。可惜的是，他却因为肝癌去世，我为此很多年感到遗憾，特别是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什么也就没说，就说自己可能不行了。我在异乡失声痛哭，让我姐代表我去看他。从他走后的那年开始，我便资助他的孩子，直到十二年后他的儿子高中毕业上了大学。每次回到故乡，我还会去看看他的父亲。偶尔，我会陪着他坐一会，大家都不敢回忆往事，好像往事是易碎的玻璃，甩在地上易碎的声音不知会伤着了谁。我与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像父子一样对坐，哪怕不发一言。这是我与他的儿子——我的同学秦结下友谊的结果。这种纯洁纯真纯粹的友谊，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份友谊的传递，也是耿老师教给我们的。他常说：“朋友是上苍赐给你的兄弟，兄弟则是上苍赐给你的朋友，一定要珍惜。”
这一年，记忆最深的，是耿老师带我们班去了一次武汉。那是我第一次翻越大山，抵达这么巨大无比而繁华奢侈的城市，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对城市的万千气象产生了征服欲。我们每个人从家里要了几块钱——多么艰难啊，还得四处借才能凑足，有的同学因为凑不齐只好放弃。耿老师给我们租了一辆敞篷车，并在车上摆了板凳，我们挤着坐在一起，便出发了。从学校到武汉有两百多里路，开头凉风习习，但不久太阳开始毒辣辣地直射下来，我们晒得汗流浃背，但同学们都兴致勃勃，兴奋莫名，一路唧唧喳喳的。到达武汉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我们去了黄鹤楼、中山公园、归元寺与东湖，我第一次被现实中的现代文明所震撼!我想象不到——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但人与人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千差万别!去的那一天，我身上穿着母亲从村子里一位叔叔家借来的新上衣。衣服很新，但特别宽大，我穿上像是套在里面，半截身子被罩着，显得有些空空荡荡。母亲说：“去了大武汉，不能让城里人瞧不起。”其实，城里人未必会用正眼来看我们，我却已自心虚。站在黄鹤楼上，我心里在强烈羡慕别人的同时，自己感到非常失落。原来，仅在我们几百里之外，地球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城市!城市里又有如此幸福的人民!特别是看到在江滩上纳凉的红男绿女，让我觉得他们生活在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另外一个世界——那真的是一个不属于我们乡下孩子的天堂。我于是暗中空发誓愿——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成为城市的征服者，像他们那样幸福地生活!可以喝汽水，可以吃西瓜，可以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游泳而不怕耽误种庄稼。
在回来的路上，或许是累了，或许是自卑了，整个车上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只有敞篷车的马达声响在乡间的路上，只有汽车的尾气飘向我们的鼻孔。虽然游学的时间仅有一天，但我们似乎都看到了人间的巨大差别，看到了人与人不一样的环境与生活，感受到了我们与城市的千差万别。这时，耿老师对我们说：“虽然遭遇阻力，但我还是坚持让你们这次出游，主要是想让你们开阔眼界，不要夜郎自大，在感受外面文明的世界后找准你们各自的人生位置。”他说得语重心长，我们听得真情实在。大家回来后，至少有一段时间里，许多同学在每天一早和每天深夜自我加压，努力加油学习的人忽然就多了起来。大家都在暗中较劲，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那个夏天，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开始上山挑石块，准备挣学费。挑了不到一周，肩上便红肿得受不了。很可惜，其中的一名同学有幸中专毕业并且在事业越干越好的时候，却因一场车祸离世，令人唏嘘不已。这一年，我给县上的广播站开始投稿，后来还真的发了几篇，但每篇只有五毛钱的稿费，还得上县城的邮局去取。我一直给报刊杂志投稿，那时投稿不要邮费，把信封剪掉一个角寄出去就是，可投出的稿子没有一篇发表过。我和另一位喜欢写作的同学，甚至好长时间都怀疑是哪个也喜欢文学的邮递员，私拆了我们的信件，致使我们写的稿子根本没有寄出去。
到了初三，最后一年的冲刺乏善可陈，都是在刷题与考试、煤油灯与咸菜饭中度过的。这一年的冬天由于天冷，我的手脚都长了冻疮。没钱买药，我只好用人们说的土办法，用灶上的灰土和成泥贴在手臂上面，再用布缠住。这个方法其实不怎么管用，因为过一段揭开一看，手上露出的血肉都是鲜红的，所以至今手上还有伤疤，就像心中的伤疤一样难以忘掉。
这一年的生活像万花筒，转得太快。印象最深的，是教英语的曹老师为了让大家练习口语，自己买了一台收录机。上课时用收录机放磁带，里面标准而规范，可到了我们嘴里，都无意识地变成当地口语。下了课后，收录机就派上了另外一种用场——整个校园飘荡的，全是龙飘飘、凤飞飞与韩宝仪反复吟唱的歌曲，那些歌曲抒情而又忧伤。我常常陷入那种无措、忧伤而复杂的情绪，一个人在校园或教室里莫名地忧伤。
不管怎样说，初中的生活，就是这样幽怨而又绵长，像窗外那连绵不绝的梅雨，像田野里不停飞翔觅食的孤鸟，像世间没有人在意与在乎的游子……于是，多愁善感的我，开始不停地写诗，并且对远方充满了向往。我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属于远方，属于父亲的目光之外，属于一个自己能被承认和尊重的世界。这时，我开始向《春笋报》与《语文报》投稿——因为耿老师为丰富我们的生活，给大家订了这些报纸——可遗憾的是，前者的投稿永远石沉大海，给后者的投稿，终于有一个叫高巍的编辑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的才情给予了充分鼓励。那是我所收到的，在大山之外第一个陌生人的回信。那封信我至今还收藏着。许多年后我托人寻找这个高老师，但没有人知道。当年的我们，曾是多么狂热啊——我们疯狂地阅读，疯狂地写诗背诗与抄诗。特别是每次从《春笋报》上看到当时著名的校园诗人马萧萧等人，一发表就是一个整版时，我们从心底充满了特别的崇拜与羡慕。许多年后，我在北京参加第七次全国青年创作代表大会，与著名诗人马萧萧同住于京西宾馆一个房间，我对他讲起年轻时崇拜他的铅字与作品，甚至把他的作品抄在笔记本上每天都朗诵与探讨时，他还不太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到了六月的夏天，我们被送到县城参加中考，把一切交给了命运。考试时，同学们大都住在宾馆，我因为交不起宾馆住宿与饭费，只好寄宿在母亲表弟的家里。走在繁华的县城街道，我仿佛看到了命运在远处讥笑“癞哈蟆怎么能吃到天鹅肉”，于是，整个考试过程都笼罩在六月的雨、忧伤的街与失败的基调中，惶惶如丧家之犬。经过了三天的炼狱生活，我们终于考完了，毕业了。我们拥在一起，互相聚在一起，到要好的同学家里去玩，在相聚的欢笑声中又莫名地感到恐惧，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考试的结果最终如何。
我清晰地记得，也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一年毕业的留言册上，有位年轻的老师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留言：
“人不应该去追求他暂时不需要的东西，因为那只是一种多余的陪衬。”
许多年后，我再次回故乡。此时，村小基本没有了，好几个村共一个中心小学，初中也搬到了离县城更近的镇上。正是夏天初黑，站在已经废弃多年的初中故园，我看到四处长满杂草的稻田和在炊烟中寂寞的教室，忽然觉得自己更加寂寞。我想，人生肯定是由寂寞组成的，每个人内心深入的孤独与孤单，真的是谁也不能理解与想象。想起当年在这里上课、淘米、唱歌、自习与参加劳动的种种情形，每一个细节都在心里翻卷，莫名的忧伤让我在渐渐黑下来的傍晚流下了眼泪。有一年，我还曾去看过初中曾给我吃过一根油条的那个烧火师傅，他也搬到了镇上的中学继续给新的孩子们做饭。走在这所我从未上过一天学的新校园里，听到年轻学弟学妹们那朗朗的读书声，我站在窗外，忽然泪如雨下。我想，他们之中，肯定有与我当年一样生活艰难的孩子，以后也一定会有与我一样悲天悯人的孩子。再后又是近二十年过去，在一场新冠大疫过后的某一天，这所学校的一位老师，通过我堂哥联系上我，说我是本校毕业生中的榜样，要我把自己的个人简历与照片提供给他们，准备将我作为典型树在学校的墙上，让孩子们学习。理由是我在部队上是二等功臣，曾为老家的乡镇医院募到了昂贵的CT机、病床等设备，让老家人都受益，还资助了好几个孩子读书，募捐款项为村庄打井、装自来水等。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过程中，在红安最困难的时候，我个人通过朋友，给老家募捐到了价值一千多万元的大量紧俏物资，解了全县的燃眉之急。等他说完，我最后才问：“同时上墙的典型还有谁啊?”他说：“还有附近村庄的耿定向、耿定理兄弟。”我一听吓了一身冷汗——那可是红安的创县大儒、明朝的宰相、著名的理学家耿氏双雄!我便委婉地说我是公职人员，不宜公开宣传，最终加以谢绝。校方在坚持数次最终表示遗憾的同时，便希望以后我能回去，给正在上学的孩子们也就是我的学弟学妹们讲一堂励志课。我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确如学校所说的那样，选择了曾经就读过学的学校推荐的几个孩子进行了资助，除一个孩子刚上初中外，其他三个都考上了大学。我相信他们，相信那些与我相隔了近三十年时光的学弟学妹们，并祝福他们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