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家公司的厂房有着统一的银白色金属外壳，看起来严丝合缝，我第一天上班时，根本找不到医务室入口，围着厂房绕了几圈，好不容易才在车间入口处遇到一个清洁工。她笑着指向背后的小门，原来医务室入口就在通道旁。她帮我推开门，轻声说道：“你是新来的护士小姐吧!”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那会儿我压根儿没想到，霞姐会是我在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人。
医务室配有医生和护士各一名，医生每个月都要去各个工厂出差;医务室的上级EHS(职安卫，即负责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卫生管理等的部门)的办公室在车间里面，我们都是用电子邮件进行工作交接的，所以留守医务室的只有我一人。医生是哈尔滨人，姓孙，身材高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虽然看起来严肃，但其实很热心。出差前，孙医生叮嘱我：“你最需要注意的是药品。你是护士，没有处方权，你只能给他们开非处方药，每次开药要做好登记，病情、伤情严重的，一律叫他们去医院。”我点点头。“你出去的时候要记得锁门，这边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孙医生等霞姐打扫完卫生出去后，小声向我抱怨：“霞姐这人挺勤快的，就是爱占小便宜。她跟我说借厕所，我答应了她，她又带别人进来。她找我要创可贴，我看她可怜，每次都拿给她。她倒好，每天跑来要几个，她哪儿有那么多伤口!”
“孙医生是不是又去出差了?”这天，霞姐打扫完医务室，小心翼翼地问我。我点点头。
“孙医生看起来和气，但我还是看到她就怕。”她舒了一口气。“其实我看到孙医生也怕，就跟看到老师似的。”我附和道。她听了大笑起来，黑红的脸上闪过一丝淳朴。“护士小姐!”她扭扭捏捏地看着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创可贴?”她扬起手，我看到她右手食指那里有一道割伤。我先帮她的手指消毒，接着用纱布包好，又给了她一个创可贴。“沾水了就换。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叮嘱她。公司里所有的清洁工都是外包人员，从严格意义上说，她们并不能享受医务室的医疗服务。但像孙医生一边抱怨一边还是给霞姐创可贴一样，我也做不到不管不顾，毕竟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天职。
几天后，我抱着英汉医学词典正在电脑前工作，霞姐又来了，问我要几个创可贴，我瞟了一眼她的手，看到她手指上的伤口早已结痂。我没说话，拿了两个创可贴给她。后面她又来要过几次创可贴，我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还是给了她。
二
孙医生出差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档案，把员工的体检报告用英文登记到系统里，偶尔代表职安卫去行政楼开会。来医务室的员工，除了中暑的实习生，就只有几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工程师来量血压。每年最忙的是8月的员工体检，我要按工种给400多名工人安排体检项目。当我正忙得焦头烂额时，霞姐又来找我了，这次她要藿香正气液。我急于打发她，打开柜子拿了几支给她。她却没离开，支支吾吾央求我，说想再拿点儿感冒药。我惦记着没完成的工作，心里烦躁，突然想起孙医生的话，懊恼自己脸皮薄，太好说话了，导致她顺杆爬。她见我不说话，连忙解释说感冒药是给另一个清洁工拿的，那个清洁工不敢进来，在外面等着呢。她转身跑出去，果然拉进来一个神情萎靡的清洁工。我叹了口气，问明情况后，给了那个清洁工3天的感冒药，并说：“如果病情不加重，这个药量应该够了。”
快要下班时，我把没弄完的体检资料装进袋子里，准备拿回家加班。霞姐跑过来道谢：“护士小姐，今天谢谢你了!她们不敢来医务室，每次都是我帮她们拿药。刚才她还跟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和气。”我这才知道，那些超出用量的创可贴都是她帮同事要的。“以后再有事情，你直接带她们来找我。”我说，“我知道她们怕花钱，头疼脑热都忍着，实在熬不住才去诊所看看。能够帮一 下就帮一 下。”“护士小姐，你真是个好人!”霞姐一脸感激，这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天，我刚吃完午饭，霞姐就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她后面跟着一个负责打扫车间的清洁工，那个清洁工捂着右手，血从手指缝滴下来，双手血红一片。“护士小姐，你能不能帮她处理一下?”霞姐一脸忐忑地问。我招呼那个清洁工坐下，戴上手套给她按压止血，伤口并不大，只是刚好划破了一条小动脉。我给她敷了一层云南白药，用纱布把手指包扎好。“你的手现在不能用力，不然还要出血，你最好请一天假。”我对那个清洁工说。“请不了假的，请假就要扣钱。”霞姐在一旁解释。“你跟经理说这是工伤。”我说。“没用的。”霞姐说，“去找他，他还会骂我们一顿。”“你这两天得养养，要是伤口感染化脓了，还得去医院。”我仍然叮嘱。“那你就听护士小姐的话，她不会害你的，今天我帮你代班。”霞姐劝那个还想干活的清洁工，之后带着她一起离开了。没一会儿，霞姐又跑回来，拿着一块抹布开始擦玻璃门。我这才看见，玻璃门的不锈钢把手上沾了一个血手印。我想再问她两句，她却已经不见人影了。她总是这样风风火火，嗓门大，做事也勤快，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三
那次之后，我和霞姐的关系亲近了许多。她来打扫卫生时，也会和我闲聊几句，她记下我的名字，改口叫我“李小姐”。我纠正她，说叫“李护士”就好，但她坚持叫“李小姐”，仿佛这样才可以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霞姐是江西人，个子很矮，身体粗壮，一头黑发束在脑后，看起来有50多岁，但其实她才43岁。霞姐虽然只是小学文化水平，但口齿伶俐，说话毫不怯场。我问她怎么下决心跑这么远来打工。她说是跟女儿出来的。之前她老公在福建的水泥厂打工，她在老家种田。现在女儿嫁人了，女儿和女婿都在萧山的工厂里做事，他们老两口也就跟着一起过来了。霞姐的女儿和我一样大，却已经当了妈妈，霞姐一开始过来就是为了照顾外孙的。我问他们住哪儿，她说住女儿家。“我女儿很孝顺的，女婿也能吃苦。”霞姐说起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你们一家人都在上班，攒几年就能付新房子的首付了，比我还要强些呢!”我笑着说。我这话是真心的，虽然我工资比她高，但花销大，基本没有存款;霞姐虽然挣得少，但她很节省，能攒下不少钱。他们一家子齐心协力，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付个小房子的首付并不是难事。霞姐听了很开心，脸上笑开了花儿。
医务室因为不值夜班，便在工厂分区域放置了8个急救箱，供工人们上夜班时处理突发情况——车间里时常飞溅金属屑，碘酒、棉签、创可贴、纱布消耗得很快，必须每周补充。进车间要穿长袖夹克衫、同款长裤和鞋头包了铁皮的工作鞋，戴安全帽，肩上挎着不锈钢的医药箱。这一套装备有几十斤，车间又大，加上闷热的环境，我穿行在车间，只能走走停停。
这天，我又去车间补充急救箱的物资，霞姐正在装配车间外拖地。她看到我，放下拖把就跑过来，不顾我的推辞，抢着拎起医药箱。“这么远的路，你拎着多重啊!”她一边笑着说，一边把我送到车间出口。等到下午4点过后，太阳威力减弱，我去告示栏贴安全宣传的海报。这时霞姐已经下班，骑着自行车正要回家，她远远看见我，大喊一声：“李小姐。”随即骑着车折了回来。“太阳这么大，你小心晒黑了。”她拿出车筐里的伞，撑开后遮在我的头顶。顶着周围好奇的目光，我脸都红了，她却十分固执，等我把海报贴好才离开。
霞姐热情起来实在让人受之有愧，但这样的真心我无法拒绝。中秋节时，公司发了月饼、花生油和大米。我不做饭，拿着也是浪费，就送给了霞姐。过完节，我回来上班，刚把电脑打开，霞姐就兴冲冲地提着一个小篓子走进来。“李小姐，这个给你。”我接过一看，是一篓螃蟹。
“我自己不做饭，拿着也没用啊!”我看着螃蟹欲哭无泪。“在杭州，哪儿有中秋节不吃大闸蟹的?”霞姐说，“你拿回去，让房东帮着蒸一下，好歹尝尝味儿。”我确实没吃过大闸蟹。几十、上百元一只的大闸蟹，很是金贵，还不见得能买到正宗的，本地同事讨论买螃蟹时，我从来不参与。
“你家里人多，还是你拿回家吃吧!”我也没为她做过什么，怎么能接受这篓螃蟹。“我们早就吃过了。李小姐，这不是我买的。”霞姐笑着说，“我女婿有个朋友在阳澄湖养大闸蟹，周末我们去他家玩，吃了不少螃蟹呢!这是我们在湖里捞的，没花钱。我专门给你带来的。”我推脱不了，只好收下。
晚上回去，室友看我提着螃蟹，打趣说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本地人的感觉了。篓子里总共有4只大闸蟹，个头儿很大，房东帮我们蒸熟后，我和室友一人分了两只。中秋节虽然已经过了，月亮还是很圆，挂在暗蓝色的夜幕中。因为漂泊在外，我早已没有过节的习惯，但那天晚上，我配着大闸蟹，喝了两盅花雕酒，伴着楼下的桂花香，体验了一次杭州人的中秋节。
后来我没有留在杭州，离开那家公司后，我再也没见过霞姐，但是吃螃蟹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她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像她这样勤劳的人应该不会过得差。他们一家人应该早就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再是漂泊的浮萍，而是扎扎实实地生了根，和其他人一样，享受着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