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夏朝奚仲封于邳地,数千年来,该区域名曰邳国、下邳国、下邳郡、邳州、下邳县,或狭义上仅指如今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邳,原为丕,王国维谓如花房膨胀饱满,指封地广大繁盛。建造下邳城的最早记载是在春秋时,公元前641年,宋襄公进攻齐国路上,在下邳筑城,周长十二里半,建有白门楼。公元前522年,伍子胥逃楚国之杀,过邳地,去往宋、郑,最后逃到吴国,可见,那时邳地并不属于宋国。那么,宋襄公之前之后,下邳隶属哪国呢?史料记载不明。战国时明确记载,齐国邹忌封于下邳。
但春秋时,还有一个人的故事,似与邳地相关。那就是季札。
季札是春秋时赫赫有名人物。吴王寿梦的四儿子。司马迁记了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季札出使北方列国,实践吴王寿梦“沟通中国,联晋制楚,匡扶天下”策略。公元前546年,列国在宋召开“弭兵大会”,晋楚两国分享霸权,约定南北休战50年(事实并非如此)。季札出使,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就是弭兵大会之后二年。当时吴国势力渐起,季札辗转鲁、晋、齐、宋、陈、郑、卫等国,展现出一个精通礼乐、崇尚德行的吴国外交使臣形象。虽说吴国始祖乃周人,但吴国偏僻不知周礼,“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直到寿梦元年(前576年),方“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又与鲁成公相会于钟离,观周公礼乐,自叹孤陋;之后,向楚臣学习服饰车马礼仪。受寿梦王影响,贤能多才的季札,不但礼乐学得好,且大大超越了中原。司马迁将《左传》有关季札“观乐听风”的细节原封不动搬过来:季札凭其渊博才学,敏锐观察,见微知著,单单观听各国之乐,即能准确道出该国的历史、民风、政治倾向,并预言其国运之变化。最神奇的是,关于“三家分晋”“以秦代周”的预言,最终被历史证明。远古时,执掌礼乐者,有绝地天通之能,季札身上,或保存这种“巫言”本事?除了观乐听风,季札还与各国贤能交游,对时局、人事皆有精准判断。故而,孔子称赞季札是“吴之习礼者”;后人说季札“知几其神”,神一般从精微之处,判断周朝及列国国运之盛衰、存灭。
在详细叙写这次隆重出使之后,司马迁似乎漫不经心地写了另一件“小事”,这件小事之重要,不亚于他的外交成就。这就是著名的“季札挂剑”,这个故事,与下邳或有所关联。司马迁这样写: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于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北上出使,在春天,周游列国回来,是当年秋天,这一年,他33岁。所见的应是徐国43代国君,徐亘王,名毅。有争议的是“季札挂剑”的地点,目前说法不一,有徐州挂剑台、江苏宿迁泗洪张敦挂剑台、山东阳谷挂剑台,此外,就是据清代《睢宁县志》《古邳镇志》等记载,徐君墓,乃位于睢宁县城西北五十里泗河(古黄河)北岸,即古下邳国西郊大花山坡下。
这就涉及,古邳国与徐国的国土,有所交叠。两个古国皆始建于夏朝。周朝时,徐国都城原在山东郯城,后迁至泗县、泗洪一带。周穆王时,徐堰王贤能,徐国复兴,统领东夷各族,据说有36国前去进贡,鲁南、苏北、皖中,方圆五百里,皆在其势力范围。徐国率九夷伐周,差点攻进周都城。败给周穆王后,徐偃王隐居于徐州一带山林中。有说复国都城是在徐州(彭城因徐国而改名徐州),还有一种说法,徐偃王复国,治所即在下邳。徐偃王被周追杀,终于怀抱美玉、投海而亡;但他的后裔继续治理徐国,邳地也长期处于徐氏族人居住统治范围内。春秋早期,徐国版图还包括后来吴、越之地,“徐衰而吴、越代兴,吴、越之霸业即徐戎之霸业,吴越之版图亦徐国之旧壤,自淮域至于东南百越之区。”(蒙文通《越史丛考》)只是后来,徐国国土一直被吴、楚蚕食,越来越小,直到灭国。故而,季札挂剑的徐君墓冢位于泗水北岸,与古下邳境域重叠,这一说法与历史也可联通。伍子胥逃离楚国时抵达的邳地,在当时还属徐国,也有可能。
其实,季札挂剑台,具体地点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如果说,“观乐听风”展现了季札的博闻多识、见微知著,挂剑故事则强调季札的守“信”。徐国虽已衰微,究竟是悠久古国,徐君应有良好的鉴赏与审美,与季札或是知己友人、心意相通;徐君之母,出自吴国,季札与其有姻亲情感联系;徐国虽小,是吴国通向北方的必经之地,吴、楚都要与其相交。有这几层缘故,季札北上出使,先去探望徐君。见徐君脸上流露出对他佩剑的喜爱,季札即心中许诺,虽因出使礼仪需要,当时没有明白相告,心想返回时兑现。一个人,内心所想,付诸行动,即是信。守信,即是诚信,心中允诺,就去兑现,不因时局变化,不因个人生死,不因宝剑贵重,也不管是否已然说出口,或是否立字为据、写成契约。信者,诚也,正心诚意,是一个君子对自我的内在要求,并非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世所讲的信用,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守规则、契约条款,都是外在的;既然是外在的,必定要讲求效果,如果条件不符合,或效果与预期不符,也可以不履行契约、不讲信用。而季札的“信”,是出于个人内心,是君子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与实际效果无关。故而,当他挂剑于徐君墓冢,随从说,这是吴国的国宝,这样赠与,徐君也不知道(就算知道,是鬼神之说,依旧是讲求效果);季札则说,我心中已经允诺,岂能因他的死,而违背诺言呢?内心与行动合一,诚信不我欺,儒家精义即此。季札挂剑,体现了君子德行的全部意涵,诚如王起说:“无言者,道之宏;不约者,信之大。”
司马迁记录的季札的第三件事,让国。与诚信一样,谦让,关涉德行、内心。
让国,原是吴国家风。先祖太伯、仲雍,为了让位给三弟季历,从周地逃到荆蛮,立国“句吴”。经19世,传到吴寿梦。寿梦王生有四子,长诸樊,次余祭,三余昧,四季札。季札“弱而才”,寿梦欲效法古公亶父,让贤能懂礼的季札继位;三个哥哥也喜欢幼弟,同意父亲决定。季札接任王位,没什么错,有祖上先例摆在那。但季札坚决不同意,认为父亲不能因偏私之爱,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理应由哥哥诸樊继位;为了显示退让决心,他跑到野地耕作自食,不肯回去。寿梦王只得让长子继位,但要求兄终弟及,依次传递,最终将王位传给季札。寿梦的愿望,得有两个前提,一是季札比哥哥们长寿,二是哥哥们都能秉承父亲遗愿,不实行父死子代继承制。历史上,不要说三个兄弟依次传递王位,就是一代之内,为了王位,兄弟相残,甚至登上王位、帝位后,因疑忌而残杀手足,这样的事,还少吗?值春秋乱世、礼崩乐坏时,季札的三个哥哥,竟真能做到兄终弟及,秉承父志,殊为难得。
生逢乱世,王侯也罢,百姓也罢,命如飘萍草芥、朝不保夕。季札三个哥哥皆命不长久,且不得善终:大哥诸樊在位13年,伐楚时被射杀;二哥余祭继位17年,讨伐越国时,被俘虏以刀砍死;三哥余昧继位,才四年,又死了。再看其他诸侯国:齐国,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相争;郑国,郑庄公杀了弟弟共叔段;楚国,灵王杀其主自立,公子弃疾又弑灵王(兄)自立(即楚平王),平王又杀了老臣伍奢伍尚父子,伍子胥逃奔吴国,后来伍子胥入楚都郢城,掘平王墓鞭尸复仇……春秋时,有36个国君被杀,52个国家先后灭亡。国与国为土地、民人、利益征战;一国之内,为了权位、采邑,君臣互弑,父子交攻,兄弟相残。身处乱世,季札内心凄然。
如何处世、如何保全性命?季札对孙文子说,“辩而不德,必加于戮”,机变狡诈而没有德行,必会遭遇诛戮;他劝晏平仲交还采邑朝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君子当过有德行的生活,这也是季札对自己的要求。三哥余昧死后,季札依旧是让位(有说法是他出使在外,吴王僚即位,他返回后承认既有现实)。有人以为,季札违背父亲遗愿,是否为不孝?以季札之贤,能让吴国繁荣昌盛,却不接王位,是否为不忠?季札只顾保全个人名节,导致吴国后来兄弟相杀,是否太过自私?这些质问,都是从功利的角度考虑。
周朝建立之初,处于上升之势,故立贤可发扬光大。至春秋时,周道已衰,诸国混战,礼崩乐坏,季札乃“知几”之人,不可能不明白时势已然变化,此时,他恪守“长子继承制”,是要持守行将消逝的周礼。王位继承,遵循嫡长子继承制,是防止内乱的一种制度保证;寿梦王固然是因季札之贤而立,但废长立幼,偏私之爱上位,此风一开,后世效仿,难免不乱。诸如晋国,想立夏姬之子,导致长子死去、重耳流亡,晋国内乱20年。所以,季札让国,继承的是吴太伯“让”之精神本身,而不是如何让;与其说季札“让位”,毋宁说他是“守礼”。他不愿接受哥哥们的让位,正是为吴国着想:既然他能预测别国的国运兴衰,也必定预感到,改变嫡长子继承制,终将导致吴国内乱;也必定知晓,凭他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礼崩乐坏之时势。但他还是“知其不可为,为之”,试图以一己力量去守礼,存亡继绝。
季札主张以德治国、以礼外交。但在一个相争相杀的时代,若是季札如哥哥们一般继承王位,为了吴国强盛,为了王国利益,扩张领土,他不得不马不停歇地与他国争战;为了巩固王权,又不得不与臣僚、贵族、亲人争斗。战争、争斗,是时代主题,这与季札内心相悖。他出使北方各国,主张诸侯不相争,以德治国,以礼外交(可见他并非不理国事、隐遁求一己之安);季札的仁慈,既不忍心置民于水火中,他岂会为了吴国强大、四处征讨?故而,他宁可学曹子臧不被立为君主,“有国,非吾节”,“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诸人皆争、诸国皆战之时,他宁可退让,保存内心与行动统一的贞洁,亦或可免于身家性命之忧。
谦让的精义,一如上文说的诚信,乃是君子的内心与德行,谦让,即是谦让本身,不附加任何世俗功利的考虑。一个遵从德行的人,他只将心中所思,付诸行动。季札持守诚信、谦让,内心与行动统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时代的汹涌恶流中,他的德行之光,闪耀黑夜长空,微弱而恒永。
余昧之子王僚继承了王位(一说王僚乃寿梦的庶长子,即季札同父异母的兄长),公子光不满。公子光“狡而忍”,“阴有其志”,他说,如果季札不愿为君,如果不遵循兄终弟及,而是父没子代的话,应该由他继承王位,因为他是寿梦长子诸樊之子。他阴养刺客专诸,公元前515年,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行动的时机选在,吴王僚两个弟弟征战楚国,季札又出使在外。季札当时在齐国,听闻变故,赶忙回国,长子在半路死去。据《公羊传》说,公子光假意以王位相让。季札说,如果我登上王位,等于是与你合谋杀了吴王僚;如果我为吴王僚报仇,是进一步的亲人兄弟相杀。只要宗庙祭祀没被废掉,只要社稷民众有主君,他只能承认既成现实。若从功利结果看,季札接任王位,拨乱反正,为了保卫权位,必定陷入争夺杀伐清算整治之中;而公子光,或任何一个公子,只要被煽动起欲望和野心,就会进一步争夺,如楚国般,完全可以为自己篡夺王位寻找到无数的合法性借口。乱已发生,根源是兄终弟及,季札难道不明白吗?何况,以季札之贤,必定不会党同伐异,必定没有什么势力,即使想为吴王僚复仇,也没军队和力量。诸国皆乱时势下,吴国岂能独免?兄终弟及、互相谦让岂能始终保持?就算季札接任了王位,季札之后,又该立谁?为了吴国免于更严重的宫门喋血、内部分裂,季札只能到吴王僚墓上去哭。汇报出使结果后,62岁心灰意冷的他,隐退回自己的封地延陵(今常州),“从此不入吴国”。之后,有关季札的史料,几乎没有。有种说法,季札是逃避吴王阖闾追杀,甚或可能死了。更多倾向为,季札不进入吴国的意思是,不再参与朝政,退隐到封地去。孔子为木铎,知其不可为为之,到处奔走,甚或期待有条件,他能再造一个东周。老子感周室之衰,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季札所能做的,只是保全一己德行名节,出淤泥而不染。
吴国之乱,刚刚开始。吴王僚两个弟弟逃亡到楚国,吴王阖闾(公子光)派兵去杀了掩余与烛庸;为斩草除根,又派刺客要离杀了吴王僚儿子庆忌。如此还不解恨,又派伍子胥与孙武,讨伐徐国和钟吾国,因为两国曾收留二公子,私放他们去了楚国,这正好为吴国翦灭徐国与钟吾国、吞并他们的土地找到借口。公元前512年隆冬十一月,伍子胥讨伐徐国,放水淹徐国都城(与曹操放泗水围下邳城一样);徐国最后一任(第44代)国君名叫章禹,据说为免百姓冻饿而死,披发文面,绑缚自己,领着妻子,跪求放过徐国。侵略者一心想要并吞国土,何来仁义悲悯之心呢?徐国被灭。徐君章禹带着王室族人逃到了楚国。回想公元前544年,季札与章禹之父相见甚欢,信守诺言,将佩剑赠予死去的徐君,才不过32年,徐国即被吴国所灭,其中变化,怎不令人慨叹?
之后,伍子胥长驱直入楚都郢,将楚平王掏坟掘墓鞭尸复仇,他自己又最终被吴王夫差所杀;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将越王勾践囚禁,20年后,越国攻破吴国都城,吴王夫差自杀,越灭吴。至于六国,又相续为秦所灭,中国进入集权一统的时代。生杀循环,征战未休,以力取胜,礼崩乐坏,连孔子都叹息:“道之不行,可知矣!”季札之让,之信,只能成全名节,于当时世道,没有任何挽救余地;只是穷其毕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我曾去常州(延陵故地)访季札。南面是苏州(吴国都城),北面是徐州(曾经徐国所在地)。延陵季子在中间。常州红梅公园内有“嘉贤坊”,联曰:“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季札的诚信、谦让,在整个春秋战国,几无所用,但好比千暗之灯,一星之火,流播后世,为人追慕。季札,可谓是一个入世的隐者,他的让位,不是如许由,为了修仙,鄙视世俗;他也不是楚地的隐者接舆,与草木鸟兽同处。季札是入世之隐,以个人的节操,真诚、守信、退让,成就一个世俗之人的美善人格。
司马迁“世家”头一篇是《吴太伯世家》,可见他多么看重太伯、季札的谦让之风。《战国策》云:“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让,延陵季子辞国而不处,遂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荆蛮的吴国,反是礼仁的中心。
今年春,我与友人,徘徊于古泗水之畔,正是采桑季节,杨柳泛青,枯荷未新,白鹭展翅,蛙鸣零落,有断桥一截,延伸入河。友人往泗水北岸一指,说季札挂剑处即在河那边。真叫我心驰神往啊。我所行的路线,或是当年季札所行,我所止步,或即季札驻足之处,我所见的缓缓流水,或即季札凝视慨叹的。白衣飘飘,环佩叮当,车马扬尘,宝剑华冠。噫!二千年弹指一挥间,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李白有诗《陈情赠友人》云:
延陵有宝剑,价值千黄金。
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
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
2018年5月10日初稿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