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赶快给镇里的那个熟人打个电话，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瞬间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彼时，父亲的遗体已经进了火化炉，我和二哥正守在门外，候着父亲的骨灰。我翻来覆去地拖曳着手机里的通讯录，几分钟后，我终于找到那个“熟人”的电话，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那个“熟人”已是镇党委副书记，每年春节前后，我们会互发一两条祝福的短信，仅此而已。我说了事情的原委，他很为难，犹豫好半天之后，才不急不慢地说：“现在确实不好办。你在媒体工作，政策是了解的啊，万一闹大了，怎么收场呢?江老，也是明事理的人啊……”他语重心长，又滴水不漏，我一时语塞，几乎有些羞愧难当。
希望破灭了，晴天霹雳一般，太突然了，我们没有任何预案。墓穴已经挖好了，大志的“队伍”还在巢山上等着，准备迎接父亲的骨灰上山。这时候，家里家外的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至今，在牌楼还没有人遭遇过这样的变故，被中途叫停的葬礼，寓意是很不祥的。义愤填膺的乡亲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大声诅咒，有人建议按原计划下葬，看看谁敢阻拦……我们进退两难，既不希望节外生枝，闹得沸沸扬扬，又不希望违背父亲的遗愿，改变下葬的计划。
在我老家牌楼，已经不允许土葬了，城乡一刀切，遗体一律火化。父亲生前无奈地接受了火化，他最大的愿望，是骨灰能够埋在我母亲旁边，不进公墓行吗?我们拿不准，问大志，大志胳膊一挥：“前两天，万桥才葬了一个，桃园也葬了一个。人家葬了，你们怎么不能葬?”我们将信将疑地问：“真的假的啊?”大志拍着胸脯，打包票说：“是我经手的，怎么会有假?村干部还到场喝酒了……”大志专门做殡葬，又说了两个参加酒席的村干部的名字，我们再无理由不相信他。但谁能想到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向镇里的包村干部告了密，性质恶劣了，包村干部不敢大意。镇政府的电话一个追着一个，又专门派了两名干部守在村委。事态严重了，既无法挽回，也没有补救的余地。大志骂骂咧咧着走近堂哥，问：“这怎么搞?工钱怎么算呢?”堂哥没理大志，心事重重地站在枫香树下抽烟。
烈日下的巢山，绿得发烫，像一张正在燃烧的油画。告密，太无耻了，闻所未闻啊!老西从墓穴里跳了起来，破天荒地绕过大志：“我今年都六十六了，牌楼还没有发生过这号丑事。太缺德了，猪狗不如，这就不是人干的事……”老西不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中，告密之风曾大行其道，从汉武帝的“告缗令”，到武则天发明的“铜匦投书”(铜匦，类似于现在的“举报箱”)，再到明清两朝，检校，锦衣卫，文字狱，告密之风终于登峰造极。告密似瘟疫，如幽灵，攻陷着伦理，腐蚀着人性，成为中华文化挥之不去的梦魇。但小村牌楼没有告密者，私人生活几乎是公共化的，朱家的二姑娘要许婆家了，一个村的妇女都围着她，有的帮着化妆，有的张罗着换衣裳，自然也有人咬着她的耳朵，说几句悄悄话，话还没落音呢，二姑娘的脸就飞上了一抹红霞。胡家的老大要讨媳妇了，老少爷们也都主动登门，这个借他一条裤子，那个送他一条领带。荤段子当然必不可少，百无禁忌了，一屋子的人前仰后合、开怀大笑。遇到丧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无须上门请，大家都会前往帮忙……见不得人的秘密当然也是有的，比如，桃花和国平的私情，妇女们都指责过桃花，老少爷们都戏谑过国平，然而指责归指责，戏谑归戏谑，没有人捅破那层窗户纸——那层窗户纸，是牌楼人固守的准则和伦理。回溯漫长的农耕时代，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秩序并不来自规范，而来自潜移默化的传统，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德和礼。天地无德，而人始于“德”，《说文》：“德，升也。”
这些年，牌楼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即便是年逾花甲的老西，也要趁农闲出门一两个月，“不打工怎么搞呢?大兄弟啊，别讲喝酒了，连五块钱一包的孬烟都抽不起啊……”老西的嘴唇颤抖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像一头被激怒的牯牛(记忆中的牯牛。牌楼已经没有牯牛了)。我还记得老西的老婆，很喜庆的一个人，见谁都笑眯眯的，轻言细语。二〇一四年农忙时，她感冒，始终好不了，气得把剩下的半瓶药都吞了下去。好了，天国里没有感冒。愿她安息。这可苦了老西，他一个人守着一栋空荡荡的房子，楼上楼下，富丽堂皇。但老西晚上基本不开灯，家里太亮了，愈发显得荒凉。这两年，在大志的引荐下，老西开始帮人“进房”(在牌楼，帮忙入殓俗称“进房”)。“进房”至少需要四个人，胆大，心细，非直系亲属，中年以上。岁月流逝，如今的牌楼，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慢慢在改变，有些变化看得见，有些变化看不见。中年人越来越少，常年在家留守的只剩下十九个——其中还包括八个妇女，一个病人，四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两名小学生，一名初中生——除了专门的从业者(比如大志，再比如专门做老衣的唐裁缝)，没有人愿意“进房”。作为一种职业，“进房”虽然和木匠、瓦匠、裁缝、剃头师傅一样抽百家烟、吃百家饭，但受尊重的程度却很不一样。在牌楼还能“进房”的人已经青黄不接，大志选择老西，双方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老西，交给你的两块糕呢?把脚垫起来!”(亡人的双脚要垫在两条糕上，寓意步步登高，往生极乐。)“老西，把席子扔掉!”(亡人临终前睡过的被褥，以及铺在被褥下的席子和稻草，都要在室外烧掉)“老西，这件衣服你交给谁收好。一定要收好哎!烧屋还要……”(通常是一件白上衣，搭在灵屋上，便于亡人认领)老西像个听话的小学生，麻利地干完活，又低眉顺眼地回到大志身边，或者靠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地抽烟，随时准备去做下一件事。
大志原是个杀猪匠，心狠、手辣、胆子大。后来方圆数里已经没人养猪了，他于是放下屠刀，改弦易辙，办了一个殡葬公司，入殓、火化、安葬、立碑、修墓，一条龙服务。殡葬公司固定有十个人，牌楼四个、桃园三个、万桥三个，都是老年人，最大的是他的大舅哥，至少七十岁了，烟不离手，牙齿关不住风，语速一快，完全听不清楚说话。为了养活这帮人，殡葬公司明码标价：火化，每人两包烟，来回车费一百八十元，劳务费每人一百八十元;安葬、立碑，每人每天两包烟，劳务费合计一千八百元;修墓，每人每天两包烟，劳务费合计三千八百元;“进房”不收劳务费，但每人要给一条好烟(金皖，二百六十元一条)、两瓶好酒(二百元左右)……明码标价的部分是不能还价的，也不敢还价，这既关乎亡人的哀荣，也关乎家人的诚意。更关乎诚意的，其实是饭菜和烟酒。大志没有强求过饭菜和烟酒的档次，但他的不强求甚于强求。人家连“进房”的劳务费都不收了，你烟酒的档次能低吗?人家也一大把年纪了，还帮你家忙前忙后，你饭菜的档次能低吗?不能低了，低了让人看不起。每一场葬礼都是一段时间的谈资。大家都在背后互相比着呢，谁也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丢面子。更何况逝者为大。老人在地里刨了一辈子，节省了一辈子，也辛苦了一辈子，图啥呢?就图身后这点哀荣了。一来二去的，水涨船高，饭菜和烟酒的档次便有了定规，只能提高，不能下降。老西给我算了一笔账，在牌楼，要办一场像样的葬礼，大约需要五万块钱。这不算多，老西的脸上浮起羡慕的神色，说：“隔壁桃园的那个高聋人，你可记得?花掉了十万块!”老西伸出两根手指，在我面前晃动，“十万块哎，那个排场……”我有些吃惊，老西以为我不信，又说：“抽的都是中华烟。来帮忙的都付钱，男的出力，两百块钱一天;妇女做饭，一百块钱一顿……”
“高聋人，矮胖子，正月里来舞狮子。”声犹在耳，高聋人已经去往安详的天国。他是认得几个字的，却不让四个女儿念书。为了能和同龄人一起念书，小女儿负气投了井，水真凉啊，她又爬了出来，湿淋淋的，慢慢蹭进门。高聋人看在眼里，用鼻子哼了一声，问：“可想念书了?”小女儿拼命摇头，啜泣着说：“不念了……”高聋人盘着双腿，埋头喝稀饭，若无其事。高聋人的老伴有些轻微的智障，缩在锅洞旁边，扣着一口蓝边大海碗。
高聋人一生节俭，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他死后，女儿们在粮仓里意外地刨出五个塑料桶，里面塞满了钱。面对从天而降的巨额遗产，四个女儿号啕了一场，号啕完了，又从心底里原谅了父亲。她们没有争执，也没有从中拿一分钱，而是合力给父亲办了一场奢华的丧事——十万块啊，约等于普通工薪阶层一年的工资。我没有料到，妇女帮忙做饭这种小事，居然已经量化成了金钱，给的人大方，收的人爽快。一拍两清，不欠一丝人情。
还有人情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乡下的葬礼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葬礼了——哀乐低回，彻夜不歇。雪白的经幡遮天蔽日。漫天飞舞的纸钱。超度亡灵，要做三天三夜的道场，我们几个小伙伴挤在大人中间，目不转睛地盯着从扫帚沟请来的胡道士。胡道士轻敲铜锣、闭目诵经的样子，像黄昏里瞌睡的老祖父，皱纹里都是慈悲。下葬那天，村头的稻场上一字排开十几张餐桌，走马灯式的流水席从早晨就开始了，稻场上人来人往，家家户户，男女老幼，一个村子都在喧腾，这时候的牌楼，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事实上，每一场葬礼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在牌楼人的意识里，死亡并不是消失，亡人只是从家人变成了先人，悬在墙上，庇佑万世子孙。因此丧事也是喜事，葬礼是结束，也是开始……记忆中的葬礼属于祖父、三娘、三爷、五叔和母亲，属于那些提前过世的牌楼的老人。没有人谈钱，也没有人要过钱。我相信，记忆中的任何一场葬礼，都不需要五万元——从土葬到火化，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风俗和琐碎的仪式，还有那种心照不宣的德和礼。
二
天地像个大蒸笼，阳光像瀑布一样扑下来，地面上热气蒸腾。站在殡仪馆人来人往的走廊上，汗水前赴后继，从孝衣里渗出来，从孝帽里钻出来，一条汗水的溪流顺着背脊纷披而下。我感觉自己就快虚脱了，四顾皆茫茫。
殡仪馆建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四周箍着一道低矮的围墙，墙头上戳着一排排玻璃碎片，酷烈的阳光从围墙外的油松上跳过来，玻璃碎片折射出烈焰一样刺眼的光。火化炉所在的建筑位置最高，从最低的一层平台往上看，火化炉巍然耸立，仿佛再往前一步就是天堂。耸入云端的火化炉，激发了死者家属对于天堂的合理想象。火化变得肃穆起来、圣洁起来，像一道仪式，很远古的样子，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从火化炉里冒出来的浓烟，在半空慢慢聚拢，像一团又一团翻滚的蘑菇云。它们有的滚成一匹马，一头猪;有的滚成一只鸡，一条狗;还有的滚成一朵扇面式的鸡冠花，灯盏一样的金银花……我出神地看着它们，和周遭格格不入，仿佛已经没有了悲痛。周遭都是人，或站，或靠，或坐，占据了每一级台阶、栏杆和石凳。他们身披孝衣，头戴孝帽，脚穿孝鞋，汗渍渍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悲伤。死者家属和工作人员的区别显而易见，工作人员见惯了死别，总是一脸漠然，甚至是麻木与厌倦。在死亡面前，没有多少人愿意换位思考。死亡是一宗无法分享的私人事件。然而，死亡又是必不可少的生命洗礼，一个人只有历经了死亡的悲伤，才能看清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真相。
近距离望过去，火化炉所在的建筑像一座中世纪的银灰色的古堡，斑驳的铁门怪异地镀上了八颗铆钉，鼓凸着，已经生了锈，仿佛是镶嵌在古堡上的几双半醒半寐的眼睛。如果忽略铁门右侧的铜牌，这里其实更像一座监狱，黑色的，毁灭的，永久的。进去的是肉身，浴火之后，出来的是骨灰，涅槃后的重生。站在窗口内侧的阴影里，负责骨灰认领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人，看上去不超过五十岁，神情木然，一副既没睡醒也没睡够的样子，似乎在阴影里站了一生。“吴空军。吴空军。”一个瘦削的老汉挤了进来，身上都馊了，青筋暴突的双手颤抖着，像两根枯树枝。老汉捧起骨灰盒，黝黑的脸，凹陷的腮部一次次抽动。那个名叫“吴空军”的人已经成了一抔灰，长眠在黑色的骨灰盒里，他的遗像将以先人之名挂上墙，供后人敬奉、缅怀。所谓“后人”，时常只意味着两代人，再往“后”就是奢望了，一个人的祖宗生涯，其实和他的人生一样短暂。或许比他的人生还要短暂。不久的将来，他将沦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后人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职业、学历、业余爱好……从进入火化炉的那一刻起，他所有一切都意味着不存在了。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他已经飞过。
“吴空军”长眠的骨灰盒是一座木雕的宝塔，上下两层，工艺精细，光可鉴人。这座宝塔能存放多久?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不知道。估计也没人知道。殡仪馆里的骨灰盒种类繁多，价格不等，最贵的一种，定价在八万八千元。有人定吗?有，一年能定十几个。开票的小伙子没有抬头，他也没有工夫抬头，长长的定制骨灰盒的队伍像一条懒洋洋的缓慢游动的白蛇，已经排到了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