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五十里外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一待就是三年。那段岁月虽然艰苦，但却十分充实快乐，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学校坐落在群山环抱，山大沟深，交通极不便利的小山村，几十户人家零星散落在学校周边。虽然是一所完全小学，但是规模并不大，一到六年级六个班，三百多名学生，十几名教师。
简陋的教室，斑驳的墙壁，低矮的桌椅，新盘的土灶......那是乡村小学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时学校要迎接“普六”验收，暑假对校舍进行全面翻修，工人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校园到处散落着砖头瓦块儿、泥土木屑。看着眼前一片狼藉，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
好在校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精干小老头儿，是个热心快肠的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亲自帮我抱被子，提行李，又喊来几个同事帮我搬桌子，找凳子，抬床板，铺被子。校长有些小激动，他说，学校已经有几年没有新分配的师范生了，要不是“普六”，说不定今年还分不到。学校在搞修建，眼下住房有些紧张，但考虑到我离家远，因此给我单独分了一间办公室。说是暂时条件差一点儿，要克服困难，过一阵儿，条件会慢慢好起来，让我有什么困难了，直接去找他。我有点受宠若惊，刚才哇凉哇凉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说是办公室，其实是宿办合一，学校还在修建中，房顶已经翻盖，墙面也已粉刷，地板刚刚打好，地面上、桌子上、窗台上到处落满厚厚的灰尘。同事们走后，我又忙乎了半天，擦桌子，抹板凳，拖地板，收拾了好一阵才有点“家”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打量梦寐已久的“新家”：地面虽经打扫，但墙角到处溅的是星星点点的白灰;墙壁虽然抹过，但是还没有完全干透，一摸就是一手灰;屋顶芦苇编织的顶棚凹凸不平，四角挂满了蛛网，唯一看得养眼的是一张三屉的黄色办公桌和一把木椅子。我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尽管条件简陋，但是能够独拥一室，感到也很知足了。
那时的小学老师，差不多是全能型的，基本上什么课都带，缺数学老师了，你就是数学老师;缺体育老师了，你就是体育老师。反正每个人都是学校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新学期分工会后，校长让我带二、四年级复式班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兼管教师伙，另外还要负责为“普六”验收排练节目，每天至少四节正课，有时遇上哪个老师请假，那就几乎是全天包班。好在刚参加工作，身体倍儿棒，一天六七节课下来，累是累了点儿，但一觉醒来，依旧满血复活，精力旺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白天忙着上课、辅导、排练节目，不知不觉间，一天就过去了，而最难熬的是晚上。全校十几个老师，除了校长、我和姜老师是“公办”外，其余不是“乡请”，就是四五十岁的“老民办”。这些“乡请”和“老民办”大多是走读教师，跟走读学生一样早出晚归。校长是“一头沉”，离家不远，放学后，要回家务农。经常留校的只有我和五十多岁的姜老师。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更别说手机了，偌大一个乡，只有乡政府值班室有一部电话，而且长年锁在木匣里，一般人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漫漫长夜，除了备课、批阅作业，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也正是在乡村小学那三年，我参加了陕西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专科文凭。期间，我一直坚持阅读写作，陆陆续续有几十篇作品见诸报端，苦是苦了点，但生活是很充实的。
那时候，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市场还没有全面放开，我们每月仍需拿“粮本”到几十里外的粮站去买“供应粮”。教师灶每天只负责做早晨和中午两顿饭，晚上是不做饭的。
平时，我都会准备一点儿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寒冷的冬夜，我和姜老师督促高年级的寄宿生入睡后回到办公室，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燃得正旺的炭火，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聊着聊着，突然觉得肚子饿得慌。咳，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弄吃的呢!学校离供销社有三四里路，这时也早已关门打烊了，有钱没地方买啊!我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多想找到一点儿吃的呀!结果，吃的没找着，却找到了一瓶散装柿子酒，不由得让人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有了这瓶酒也可以治治饥荒的。
酒是用老式玻璃葡萄糖瓶子装的，瓶口用胶塞儿塞得紧紧的。姜老师说冷酒喝着不爽，放红火灰里煨热了再喝吧。于是姜老师负责煨酒，我忙着去找酒盅。姜老师小心翼翼地转动着酒瓶，均匀地煨着，仿佛担心瓶子里的酒会突然蒸发了一般。
十几分钟后，差不多煨热了，拔开瓶塞，酒香四溢。我迫不及待的递过酒盅，结果一盅酒还没斟满，只听“砰”的一声，吓人一跳，还以为是酒瓶爆炸了，原来是瓶底儿掉了，一瓶酒哗啦啦全倒进火盆里，我急得用手捧都没捧住。顿时，火灰四溅，乌烟瘴气，满屋子烟雾缭绕。火盆里的火全被浇灭了。姜老师灰头土脸，一手拿着空酒瓶，一手拿着酒盅，脸上、眉毛上、额头上、头发上、衣服上全是火灰，只有一双黑眼珠还在滴溜溜地转动，好像刚从炮火连天的前线撤下来的残兵败将。我俩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大眼瞪小眼，啼笑皆非。最后，姜老师把破酒瓶撂进垃圾筐，狠狠地踢了一脚火盆，不由自主地来了句阿Q式的国骂“喝他妈的X”，拍拍身上的灰尘，满脸愧疚的回去睡觉了。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每年进九之后，乡村家家户户杀年猪，年猪杀了，要请亲戚朋友去“喝猪血汤”。杀猪当天，主人一般要请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来帮忙，其实帮忙只是个由头，真正帮忙的早已提前请好。乡里乡亲的，平日里，走动少了，关系会慢慢淡了。一年到头大伙儿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外出觅活儿，难得相聚，乘杀年猪的当口，大家伙儿聚一聚，聊聊家长里短，聊聊来年打算，交流交流感情。乡村人是憨厚的，淳朴的，他们对老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教孩子多学知识，将来能成人成才，所以在他们心中早已把老师视为亲人了。当然，老师们也会倾情付出的，如果学生的成绩退步了，是不好意思去“喝猪血汤”的。“喝猪血汤”是家长对老师最朴实的回馈，一般人是享受不了这种待遇的。
上午有课，“喝猪血汤”只能安排在下午放学之后。那时候，没有车，乡村大多还处在“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放学后，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不一会儿，漫山遍野披上了厚厚的银装。在银装素裹的天地间，我们集体行动，一边步行，一边闲聊，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赶到学生家，家长请来的陪客已经等候多时了，一阵寒暄之后，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众人纷纷落座。主人先向我们敬酒，一边敬酒，一边说着感谢感激的话。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开始安排“打关”，陪客和我们轮流进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拿出看家本领。打杠子、划响拳、猜单双、比大小，巴掌拳头一起来，石头剪刀齐上阵。一时酒席上吆五喝六，推杯换盏，热闹非凡。席上除了一老碗新鲜的猪血汤、一盘炒肉片、一盆炖排骨外，其他便是红薯粉儿、豆腐干儿、洋芋丝儿、魔芋片儿、黄豆芽儿、萝卜丁儿......喝的是包谷烧，吃的是农家菜，但大伙儿吃得开心，喝得痛快，酒不醉人人自醉，真正令人陶醉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
夜深了，席散了，客走主人安。送走了客人，主人才能安顿下来。一群“酒鬼”披着月亮的清辉，踏着厚厚的积雪，你牵着我，我拉着你，摇摇晃晃往回走。包谷酒，后劲儿大，开始喝着没感觉，感觉已经上了头。你看，大伙儿互相搀扶着，在冰天雪地里，一会儿走成“一”字，一会儿走成“八”，一个个脸色酡红，面红耳赤。酒壮英雄胆，文人的那股斯文劲儿早被抛到爪哇国去了。大伙儿放开喉咙，扯着嗓子，吼秦腔，唱酸曲儿，粗犷的歌声在茫茫雪夜中回荡。
老吴喝高了，双腿扶不起身子，一走三晃，东倒西歪，老黄搀扶着。过河的时候，老吴一个趔趄，跌倒在小河边，河水哗哗的流淌。也许是酒劲儿发作，老吴侧着身子一边咂着河水，一边啧啧称赞“好酒!”“好酒!”几个人拉都拉不动。咳!他以为还在酒席上呢，笑得大伙儿肚子痛。没办法，我们只有轮换着把他背回学校。
最难忘的，是我调走的前一天，姜老师为我举行的饯行宴。相处三年了，大家还没试出我的酒量。于是他们提前伙计好，准备一探究竟。那一晚，我也彻底放开了。大伙儿都怂恿我打“通关”，我想这一桌上有几个平时不喝酒的，转一圈也就五六个“接关”的。谁承想到我“打关”的时候，哪些平时不喝酒的也开始“接关”，“一关”过去，一瓶五十三度的“秦川大曲”就见底儿了，喝得我酩酊大醉。晚上，大伙儿都回去了，只有我留宿在姜老师家。那时候，我还带着早操，第二天早晨一骨碌爬起来，已经六点半了，外面还灰蒙蒙的，七点上早操。我胡乱地穿上衣服，急匆匆地沿着小路往学校赶。走到马路时，身后扬起阵阵灰尘，似乎有人在背后追我似的，我跑得飞快，越快身后的灰尘越大。真是活见鬼了，一大早谁撵我呢?扭头一看，哎呀!原来是半条红线裤没穿上，裤腿掉出来了，拖在地上，带起阵阵灰尘。幸好一大早，路上还没有行人，要不然，那可丢人丢大发啦!我赶紧挽起线裤塞进裤腿儿，一路小跑赶回学校，穿好裤子，离上操还有几分钟，不由得暗自庆幸，还好没有误事!
下午，办理好手续，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开启我工作的第二站——一个地处川道的大学校。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那段乡村教书的日子已成为我记忆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犹如一首优雅的小诗，在我困顿、孤寂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丝安慰和温暖;它像一首渐渐远去的老歌，不经意间回响在我的心头;也像一瓶陈年老酒，越品越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