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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乡村教书的日子

时间:2024-02-29    来源:馨文居    作者:姚才华  阅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五十里外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一待就是三年。那段岁月虽然艰苦,但却十分充实快乐,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学校坐落在群山环抱,山大沟深,交通极不便利的小山村,几十户人家零星散落在学校周边。虽然是一所完全小学,但是规模并不大,一到六年级六个班,三百多名学生,十几名教师。

  简陋的教室,斑驳的墙壁,低矮的桌椅,新盘的土灶......那是乡村小学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时学校要迎接“普六”验收,暑假对校舍进行全面翻修,工人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校园到处散落着砖头瓦块儿、泥土木屑。看着眼前一片狼藉,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

  好在校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精干小老头儿,是个热心快肠的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亲自帮我抱被子,提行李,又喊来几个同事帮我搬桌子,找凳子,抬床板,铺被子。校长有些小激动,他说,学校已经有几年没有新分配的师范生了,要不是“普六”,说不定今年还分不到。学校在搞修建,眼下住房有些紧张,但考虑到我离家远,因此给我单独分了一间办公室。说是暂时条件差一点儿,要克服困难,过一阵儿,条件会慢慢好起来,让我有什么困难了,直接去找他。我有点受宠若惊,刚才哇凉哇凉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说是办公室,其实是宿办合一,学校还在修建中,房顶已经翻盖,墙面也已粉刷,地板刚刚打好,地面上、桌子上、窗台上到处落满厚厚的灰尘。同事们走后,我又忙乎了半天,擦桌子,抹板凳,拖地板,收拾了好一阵才有点“家”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打量梦寐已久的“新家”:地面虽经打扫,但墙角到处溅的是星星点点的白灰;墙壁虽然抹过,但是还没有完全干透,一摸就是一手灰;屋顶芦苇编织的顶棚凹凸不平,四角挂满了蛛网,唯一看得养眼的是一张三屉的黄色办公桌和一把木椅子。我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尽管条件简陋,但是能够独拥一室,感到也很知足了。

  那时的小学老师,差不多是全能型的,基本上什么课都带,缺数学老师了,你就是数学老师;缺体育老师了,你就是体育老师。反正每个人都是学校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新学期分工会后,校长让我带二、四年级复式班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兼管教师伙,另外还要负责为“普六”验收排练节目,每天至少四节正课,有时遇上哪个老师请假,那就几乎是全天包班。好在刚参加工作,身体倍儿棒,一天六七节课下来,累是累了点儿,但一觉醒来,依旧满血复活,精力旺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白天忙着上课、辅导、排练节目,不知不觉间,一天就过去了,而最难熬的是晚上。全校十几个老师,除了校长、我和姜老师是“公办”外,其余不是“乡请”,就是四五十岁的“老民办”。这些“乡请”和“老民办”大多是走读教师,跟走读学生一样早出晚归。校长是“一头沉”,离家不远,放学后,要回家务农。经常留校的只有我和五十多岁的姜老师。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更别说手机了,偌大一个乡,只有乡政府值班室有一部电话,而且长年锁在木匣里,一般人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漫漫长夜,除了备课、批阅作业,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也正是在乡村小学那三年,我参加了陕西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专科文凭。期间,我一直坚持阅读写作,陆陆续续有几十篇作品见诸报端,苦是苦了点,但生活是很充实的。

  那时候,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市场还没有全面放开,我们每月仍需拿“粮本”到几十里外的粮站去买“供应粮”。教师灶每天只负责做早晨和中午两顿饭,晚上是不做饭的。

  平时,我都会准备一点儿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寒冷的冬夜,我和姜老师督促高年级的寄宿生入睡后回到办公室,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燃得正旺的炭火,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聊着聊着,突然觉得肚子饿得慌。咳,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弄吃的呢!学校离供销社有三四里路,这时也早已关门打烊了,有钱没地方买啊!我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多想找到一点儿吃的呀!结果,吃的没找着,却找到了一瓶散装柿子酒,不由得让人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有了这瓶酒也可以治治饥荒的。

  酒是用老式玻璃葡萄糖瓶子装的,瓶口用胶塞儿塞得紧紧的。姜老师说冷酒喝着不爽,放红火灰里煨热了再喝吧。于是姜老师负责煨酒,我忙着去找酒盅。姜老师小心翼翼地转动着酒瓶,均匀地煨着,仿佛担心瓶子里的酒会突然蒸发了一般。

  十几分钟后,差不多煨热了,拔开瓶塞,酒香四溢。我迫不及待的递过酒盅,结果一盅酒还没斟满,只听“砰”的一声,吓人一跳,还以为是酒瓶爆炸了,原来是瓶底儿掉了,一瓶酒哗啦啦全倒进火盆里,我急得用手捧都没捧住。顿时,火灰四溅,乌烟瘴气,满屋子烟雾缭绕。火盆里的火全被浇灭了。姜老师灰头土脸,一手拿着空酒瓶,一手拿着酒盅,脸上、眉毛上、额头上、头发上、衣服上全是火灰,只有一双黑眼珠还在滴溜溜地转动,好像刚从炮火连天的前线撤下来的残兵败将。我俩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大眼瞪小眼,啼笑皆非。最后,姜老师把破酒瓶撂进垃圾筐,狠狠地踢了一脚火盆,不由自主地来了句阿Q式的国骂“喝他妈的X”,拍拍身上的灰尘,满脸愧疚的回去睡觉了。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每年进九之后,乡村家家户户杀年猪,年猪杀了,要请亲戚朋友去“喝猪血汤”。杀猪当天,主人一般要请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来帮忙,其实帮忙只是个由头,真正帮忙的早已提前请好。乡里乡亲的,平日里,走动少了,关系会慢慢淡了。一年到头大伙儿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外出觅活儿,难得相聚,乘杀年猪的当口,大家伙儿聚一聚,聊聊家长里短,聊聊来年打算,交流交流感情。乡村人是憨厚的,淳朴的,他们对老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教孩子多学知识,将来能成人成才,所以在他们心中早已把老师视为亲人了。当然,老师们也会倾情付出的,如果学生的成绩退步了,是不好意思去“喝猪血汤”的。“喝猪血汤”是家长对老师最朴实的回馈,一般人是享受不了这种待遇的。

  上午有课,“喝猪血汤”只能安排在下午放学之后。那时候,没有车,乡村大多还处在“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放学后,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不一会儿,漫山遍野披上了厚厚的银装。在银装素裹的天地间,我们集体行动,一边步行,一边闲聊,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赶到学生家,家长请来的陪客已经等候多时了,一阵寒暄之后,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众人纷纷落座。主人先向我们敬酒,一边敬酒,一边说着感谢感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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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开始安排“打关”,陪客和我们轮流进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拿出看家本领。打杠子、划响拳、猜单双、比大小,巴掌拳头一起来,石头剪刀齐上阵。一时酒席上吆五喝六,推杯换盏,热闹非凡。席上除了一老碗新鲜的猪血汤、一盘炒肉片、一盆炖排骨外,其他便是红薯粉儿、豆腐干儿、洋芋丝儿、魔芋片儿、黄豆芽儿、萝卜丁儿......喝的是包谷烧,吃的是农家菜,但大伙儿吃得开心,喝得痛快,酒不醉人人自醉,真正令人陶醉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

  夜深了,席散了,客走主人安。送走了客人,主人才能安顿下来。一群“酒鬼”披着月亮的清辉,踏着厚厚的积雪,你牵着我,我拉着你,摇摇晃晃往回走。包谷酒,后劲儿大,开始喝着没感觉,感觉已经上了头。你看,大伙儿互相搀扶着,在冰天雪地里,一会儿走成“一”字,一会儿走成“八”,一个个脸色酡红,面红耳赤。酒壮英雄胆,文人的那股斯文劲儿早被抛到爪哇国去了。大伙儿放开喉咙,扯着嗓子,吼秦腔,唱酸曲儿,粗犷的歌声在茫茫雪夜中回荡。

  老吴喝高了,双腿扶不起身子,一走三晃,东倒西歪,老黄搀扶着。过河的时候,老吴一个趔趄,跌倒在小河边,河水哗哗的流淌。也许是酒劲儿发作,老吴侧着身子一边咂着河水,一边啧啧称赞“好酒!”“好酒!”几个人拉都拉不动。咳!他以为还在酒席上呢,笑得大伙儿肚子痛。没办法,我们只有轮换着把他背回学校。

  最难忘的,是我调走的前一天,姜老师为我举行的饯行宴。相处三年了,大家还没试出我的酒量。于是他们提前伙计好,准备一探究竟。那一晚,我也彻底放开了。大伙儿都怂恿我打“通关”,我想这一桌上有几个平时不喝酒的,转一圈也就五六个“接关”的。谁承想到我“打关”的时候,哪些平时不喝酒的也开始“接关”,“一关”过去,一瓶五十三度的“秦川大曲”就见底儿了,喝得我酩酊大醉。晚上,大伙儿都回去了,只有我留宿在姜老师家。那时候,我还带着早操,第二天早晨一骨碌爬起来,已经六点半了,外面还灰蒙蒙的,七点上早操。我胡乱地穿上衣服,急匆匆地沿着小路往学校赶。走到马路时,身后扬起阵阵灰尘,似乎有人在背后追我似的,我跑得飞快,越快身后的灰尘越大。真是活见鬼了,一大早谁撵我呢?扭头一看,哎呀!原来是半条红线裤没穿上,裤腿掉出来了,拖在地上,带起阵阵灰尘。幸好一大早,路上还没有行人,要不然,那可丢人丢大发啦!我赶紧挽起线裤塞进裤腿儿,一路小跑赶回学校,穿好裤子,离上操还有几分钟,不由得暗自庆幸,还好没有误事!

  下午,办理好手续,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开启我工作的第二站——一个地处川道的大学校。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那段乡村教书的日子已成为我记忆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犹如一首优雅的小诗,在我困顿、孤寂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丝安慰和温暖;它像一首渐渐远去的老歌,不经意间回响在我的心头;也像一瓶陈年老酒,越品越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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