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晓群书人”专栏写稿，认真研究了11位出版大家，他们是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叶圣陶、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巴金和陈原。本来还想再写几位，但此类文章实在不好写，也因为自己近期工作太忙、太累，就此搁笔。前些天上海书店出版社希望将文章结集出版，取名曰《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收入“海上文库”。欣悦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遐想。
我发现，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承继前贤”，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单是一种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钟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显然，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上与行为上有共通之处，但在现实中，还是有许多不同。
想到这里，我的头脑中跳出一句话来：他们谁是我们的导师呢?或曰：谁是我的导师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我而言，从事出版已近30年，被动学习也罢，自觉追随也罢，潜移默化也罢，过去的日子和未来一些年，我做出版的行为主体，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径呢?细细思想，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每一位出版人追问的问题。我曾经说过，出版最讲求两个传承：一是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一是业务上的师徒传承。每一位从业的出版人，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转行而来，一定要有业内的领路人。因为出版是一个经验产业，许多事情都是课堂上和书本中学不到的。凡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不存在无师自通，你总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将你的“领路人”挖掘出来。他就是我们的导师。而这个领路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现实中的人物，也可能是历史中的人物。或耳提面命，或神交已久，他会是谁呢?
总结自己，在出版的意义上，我想到三个人：一是张元济先生，向他学习做人，二是王云五先生，向他学习做书，三是沈昌文先生，向他学习做事。
其实作为一代大师，张元济先生是学不得的。在许多时候，我们对他的历史只能仰视，不能探究。在这里，我只想从张先生浩大的思想体系中攫取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终生追求了。
我最敬佩张先生“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所谓“一专”，张先生所专长的是版本学研究，自称天下第一人。王云五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跋”中回忆：“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张元济先生60岁退休后，亲自操作的四大工程《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评价极高，言其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所不同之处，只是前人均以举国之材力为之，张先生却以私家身份修典，堪称“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至于张先生的“多能”，业绩实在太多。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译书”。张先生早年投身戊戌变法，曾被光绪召见。光绪对他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变法失败后，1898年李鸿章推荐张元济先生去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为了引入西学，张先生三十几岁开始学英文，50岁时已经可以与外国人流利对话。不仅如此，为了做好译书工作，张先生还大力网罗翻译人才，当时有言“译才并世称严林”(康有为语)，所以张先生极其重视翻译家严复、林纾二位先生，他在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期间，为严复先生译著支付高达40%的版税，系统出版了严译8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当时这些书非常畅销，1921年《天演论》印到20次，1919年《群学肆言》印到10次。同时，张先生还为林纾先生译小说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费。从1897年翻译《茶花女》起步，陆续推出“林译小说”145种，几乎包揽了林纾先生译著的全部版权。这些著作为商务印书馆带来巨大的荣誉与收益，使之至今还保持着译书的传统。
回忆起来，我大学毕业，刚刚进入出版领域，就想向张元济先生学习，希望能有“一专多能”的本事。尤其是那“一专”，大出版家都是有的，我们想学却不容易。因为它不但需要天资，更需要勤奋。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数学专业，进了出版界，再想搞纯数学是不大可能了。所以我选择了科普创作，曾经出版《自然数中的明珠》等著作。后来又从事一段科学史研究，接着却陷入中国古代数术的研究之中。说是“陷入”，因为数术不属于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范畴，那它属于什么范畴呢?伪科学?潜科学?准科学?或者属于迷信范畴?谁知道呢，反正我把它归于中国古代哲学，自己命名曰“数术学”。我知道国内科研院所没有这方面的学科专业，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导师，多好啊，这样一来，我这个既爱投机取巧，又不喜欢争论的人，既可以发先声，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呵呵，开个玩笑。不过我在出版工作之余，真的沿着这条路径走了很久，199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数术探秘》;200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数与数术札记》;2013年还准备再搞一本《五行志研究》。见到这些东西，我的许多朋友感到大惑不解，它们与出版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劳什子呢?我笑着回答：“玩一玩而已。”可是心里却一直想着张元济、陈原等前辈做人的楷模。我觉得，我的追求可能会“东施效颦”，但人生的梦想总还是需要的。
说完张元济先生，再说王云五先生。这也符合沈昌文先生的主张：“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
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奇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最初的出版志向是编辑第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未能如愿。他转而出版“万有文库”，共推出两集，达到4000多册，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丛书”。由于战乱影响，这套书“二世而亡”。但它的影响却经久不衰，至今依然不绝于耳。
上世纪90年代，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职，偶然见到几本旧版的“万有文库”感慨万千。因为我不但喜爱，还想到为什么外国的“企鹅丛书”、“岩波文库”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能够出版不衰，而我们连一套长存的文库都没有呢?所以我试图接续王云五先生的出版思想，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提出一个“十年千书”的目标。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出版也相继终止，出书不足600种，留下一段遗憾。但我的心里一直有所不甘，总希望在退休前，还能有机会完成自己“再编文库”的愿望。
2009年7月，我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第二年我就找到当年做“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两位总策划沈昌文与陆灏先生，希望再续前缘，重启文库的梦想。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就推出了“海豚书馆”，为读书人带来惊喜与欢乐，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出版近30种。最让人感动的是沈昌文先生，他在“海豚书馆”的总序《过去与现在的“三结义”》中深情地写道：“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最后说一说沈昌文先生。你可能会说，沈先生并不在你列的“出版十一家”之中啊?是的，即使在我试图接着写下去的名单中，有陆费逵、姜椿芳和范用……也没有沈先生的名字。但是，沈先生做事的风格是非常值得一写的，也必须写。
前些年，沈先生得了一场重病，把我们吓了一跳。不久沈先生的病好了，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沈公啊，沈公》。准备发表前请沈先生过目，他看后笑着说：“写得不错，但有点像纪念文章，别引起读者的误解。”闻此言，我觉得不吉，就没发表，后来收入我的集子《这一代的书香》中。今年沈公80岁，经梁由之先生倡议，我们拟编一套“80后系列”，为几位恰好80岁的老先生出版集子，有钟叔河先生《记得青山那一边》、朱正先生《序和跋》，还有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沈先生让我为此书写序，我说不敢。他说来而无往非礼也，我已经给你写了四个序，你总应该还我一个吧!我掐指一算，我近些年出版的几本书《人书情未了》、《数与数术札记》、《这一代的书香》和即将出版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它们的“序言”都是沈先生写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忆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已经有近20年的光景。记得1996年沈昌文先生退休，被我请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做我们的指导老师。帮助我们组织书稿、约请作者，还帮助我们建立编辑出版流程等等。那时我经常讲两段话，其一，对于我们新一代出版人来说，向沈先生学习，向商务、三联等有传统的出版社学习，是业务上的“一步登天”，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其二，在出版上，沈昌文先生是我们的“导师”!闻此言，沈先生不无幽默地说：“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我的职称很低，能够做好你们的社外助理编辑就很不错了。”
学习沈先生做事，首先就是谦虚，或曰低调，或曰藏拙。说什么都可以，沈先生不在乎。你看，我总结出他的一些“为编之道”的只言片语，处处都被谦虚的气氛笼罩着，处处都表现着沈先生做事的真诚。他说，对待作者要服务至上，甚至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在专家面前要勇于说我不懂，切忌不懂装懂;他说作者是大知识分子，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他说编辑要以博为主，以专为辅;他说有时我们组稿不单是为一部稿子，更是在“组人”;他说写文章最忌讳用“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他说好文章要有内蕴才耐读，主张“钝刀子割肉”;他说好编辑不但要知道作者在写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情趣、有什么困难;他说与作者谈稿子时，最忌讳说“这本书能挣多少钱”;他说做编辑需要有帮手，帮手分上、中、下三手，上手策划，中手设计，下手案头;他说即使是所谓“大编辑”也分导师型与秘书型两类，陈原先生属于前者，他自己属于后者;他说谈稿子不必一本正经，只要学会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坐以待“币”等等，一切都解决了;他说当了编辑就不要想再成什么“家”了，想成“家”就不要来当编辑;他说衡量一个好编辑的标准，不单是看他的学问有多大，更要看他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发现大专家不难，难的是发现像房龙那样一些普及型的专家;他说文人不必“有行”，文人无行，才好看，且“无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这些人的“才”和“行”都写出来，文章才好看;他说组稿时，首先是组到作者最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你最想让作者写的东西;他说编辑入门，首先要学会选稿子，其次才是改稿子，选到了好稿子，才会省却许多改稿子的功夫;他说编辑为人处世，最好左右逢源，最好不要树敌，不要参与争辩，多潜水，多围观，做旁观者、局外人，伺机而动;他说……
沈先生还有许多话，生动而有趣，能够面对面地向他学习，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荣幸。现在沈先生的年龄大了，虽然他每天还背着一个大书包，在繁华的京城中跑来跑去，四处操心，四处吃请，但他说，他已经立下“不再谈稿子、不再开正会、不再出公差”的誓言。解释一下，所谓“正会”，就是正儿八经的会;所谓“公差”，不包括俞晓群邀请、沈先生的夫人批准，去上海见陆灏等人的差事。
这些年，沈先生的耳朵背了，还不肯带助听器，他说是噪音太多，让他的心静不下来，有时还会被一些不相干的突发事件吓一跳。现在多好啊，朋友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推说耳背，没听清楚就看发言者的口型，还没听清楚就笑一笑蒙混过去。我想起前些天在北京的一次聚会，有陈子善、杨小洲、李忠孝等一些人参加，沈先生坐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说得兴起，我发现沈先生一直没说话，只是边听、边吃、边笑，我问您笑什么?他说：“我听见你们在说我爱你、你爱我的，怎么会不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