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卫《云麓漫钞》云：“艺祖(赵匡胤)御笔：‘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虽人才之出无定处，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古亦有此语。其后王荆公首变法，吕惠卿实为谋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继之，卒致大乱。圣言可谓如日矣!渡江后，士大夫不复言。”古时名相姜子牙、管仲、诸葛亮等皆山东人。然近世山东已不出相，改出将了，山西也不出相，改出商了。近世山东人，粗犷彪悍，勇于抗争，悍而不刁，不所顾忌，顺理直言，崇武尚勇，忠果正直，志怀霜雪，旧有田横五百士之忠义，新有张自忠之英名，此乃脊梁之担当也。袁世凯小站练兵，不几年，遂成大清砥柱。新军有7400余人，大多是山东人。鲁人尚义持信、忠心耿耿、粗犷刚烈、任侠豪爽的性格，使之成为一支优秀的队伍。英国人贝思福在《中国的分裂》一书中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吴佩孚、张宗昌、王占元、孙传芳、张怀芝、卢永祥、周自齐等一批督军级的人物，都是自北洋走出的山东人士。袁世凯认为他们可与曾国藩的湘军有一比。然山东人里也出现过如孙之獬这样的奸佞之士。据《研堂见闻杂记》记述：“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湘黔多坚忍不拔之人。湘人性格中具有劲直任气、刚毅彪悍、好勇尚俭、不枝不蔓的成分。所以有人说湖南人是南方的北方人。当年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对身为湖南人自豪不已，歌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同治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皆湘人，其率领湘军摧毀了与清廷对峙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扎硬寨，打死仗，“无湘不成军”的神话由此打造。姜泣群《朝野新谭》云：“有一湘军士官为敌弹伤一臂，因割其臂。士官卧病榻常自恨之，曰：‘我失此臂，安能再为民军尽力乎?虽我湘非我一人，我汉人非湘一地，我失此臂，我汉人尚有万万臂杀敌也，我何恨?’未几，其部下来视病，士官麾之去，‘速去杀敌，速去杀敌，我伤无预汝辈事也。’其忠勇爱国有如此者。”院中有北军，亦有民军。民军中有湘人、鄂人。鄂人受伤多呻吟，湘人则默不一声。”然抗战期间三大汉奸之一的周佛海，亦湘人。
自古诗人皆入蜀，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入蜀归来皆成大诗人，何以然?幽美的自然环境之外，尚有值得夸述其胜的巴蜀文化，尚有富庶的民生经济与悠闲的生活状态。张慧剑《辰子说林》云：“蜀为山水深厚之国，最富于诗人气质，故在历史上亦最与诗人有缘。李、杜、苏、黄无论矣，陆放翁先生诗工于写情，其恋蜀亦最甚，自其诗中之辞气与感觉言之，似已与蜀之人情生活同化矣。诗人入蜀，传为历史上之美谈，后世诗人多心向往之。民国二十四年，闽人陈石遗、李拔可、高梦旦，苏人金松岑等，先后由上海乘飞机入川，有组成‘诗人访问团’之势，即有感于此名贵之传统也。诸人在蜀，颇受当时人物之礼待，遂不得不私?其口，为恭维韦皋之马屁诗人陆畅(《蜀道易》一诗之作者)，而面对李太白写《蜀道难》骂严武之战斗精神有惭色矣。抗战后，诗人入蜀者益夥，此辈多以李、杜、苏、黄之遭际自喻，然而什九为‘陆畅型’。入蜀入蜀，蜀亦何是乎此辈之入哉!”
晋之俗，勤生而俭啬。俭啬者节省、仔细也，缩衣缩食、小手小脚也。民间讥之曰“抠门”“小气”。平常人家倒也罢了，实则量入为出、宽打窄用，若是富贵人家，便有分斤掰两、一毛不拔之嫌了。不著撰人《永宪录》载雍正元年事云，议叙山西捐赈人员授职有，候补王廷扬捐银八万，长芦盐商王太来捐银十万，俱以一等议叙。乾隆十三年(1748)，大金川用兵，粮运艰难，日费七万金，上令王家助饷，只献银十万，查其家产，现银一千七百有奇，他物称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盐商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金川再用兵，晋商捐银11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山西盐商捐银50万两。嘉庆五年(1800)，晋商人捐银140至150万两。
粤人之富不比老西儿，却能疏财。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凡四十年，屡败屡试，前仆后继，射虎不成重练箭，斩龙不断再磨刀，皆仰仗粤人之慷慨捐助;北伐军起，自广州首途，所凭借亦粤人解囊。轻财何足言，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者中，粤人居多。钦州起义、河口之役、新军起义、黄花岗烈士皆如此。粤人虽备受焚掠屠戮之祸，却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且誓不反顾，与虏一搏。徐珂《呻余放言》云：“粤人之能轻财，能合群，能冒险，能致富，亦未尝不心悦诚服，而叹其有特性也。粤多人才，吾国之革命实赖之。丙寅北伐军起，自广州首途。”林语堂就有过“广东人个个都是男子汉”的慨叹。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宣统三年(1911)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赴南门外观演飞艇，迨回跸，甫至东门直街尾咨议局前麒麟阁门口，温生才手持五响快枪，向孚琦发射，计中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一枪，当场毙命。温生才离去途中被捕。初刑讯于番禺县署，继刑讯于营务处，生才悉侃侃而谈主义，斥清吏不少馁。及清两广总督张鸣岐集群僚亲讯，问曰：“何故暗杀?”曰：“明杀。”问：“何故明杀?”曰：“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鸣歧等为之嘿然。17日，就义于咨议局前击毙孚琦处。行刑途中，自言自笑，迨至人多处，乃大声告观者曰：“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复曰：“许多事归我一身担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闻者无不感动。遇害后葬于广州黄花岗。
徐宗汉，广东香山县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自南洋回粤，即与港穗同志设机关，运军械，往来香港广州之间，清吏以其女子也，故不之疑。据喻血轮《绮情楼杂记》载：“辛亥三月，广州党人将举事，宗汉于河南溪峡设一机关，频频由香港密运枪械炸弹至是处，分发各同志，并于门外张贴大红对联，伪饰喜事，故无疑之者。及二十九日晚，攻督署事败，黄克强指受枪伤，寻至溪峡机关，宗汉为之裹伤。至四月一日，乃为克强改装，亲送至哈德安夜轮，相偕赴港。抵港后，克强以指伤过剧，入雅丽氏医院割治，照例割症，须有亲族签名，宗汉遂从权以妻室名义行之。未几伤愈出院，即正式与克强结婚，虚名夫妇，竟成事实矣。”
徐珂在其《唐居笔记汇函》中说，他的同辈某虽为杭州人，却生长于岭南，贫而疏财，有粤风。他在沪上见到的一些粤籍人士，却有着江浙人的尤吝。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蜀雄李杜拔”，李白三苏皆蜀人，杜甫入蜀成诗圣，陆游入蜀诗变。吴越重文轻武，才人辈出。然元代人孔齐《至正直记》曰：“钱塘之华，姑苏之饶，可游不可居，故曰苏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温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温，温不如鄞，鄞不如越。谚云：‘明悭越薄’。”就鄞人而言，“多虚诈不实，皆江水长落不常，俗姓亦由是习成。予自至鄞凡四载，若亲戚邻识，未尝见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无耻无义，得利于己则与人往还，不得则遽变绝交，明日得之，又复往还，或假借不遂其情，又有绝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处客也。使客人乞假于土人，终岁未之闻也。
盖习俗移人，虽贤者不能免也。抗战之时，晋人奋不顾身、共赴国难者夥矣，其死难烈士占全国总量者五分之一，而粤人中却出现了如汪精卫、陈璧君这样祸国殃民、十恶不赦的大汉奸。习俗变了，人随之移，习俗未变，人是否还能依然故我?
八旗子弟当年是何等的骁勇善战，履险如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清史稿·兵志》云：“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人马不过二十万，明军八十万土崩瓦解，不堪一击。据易宗夔《新世说》云，洪承畴降清之后，心中亦悔悟顿萌，“当满汉一家之日，用密室造请，竟建以汉人养旗人，不令旗人营生计之策。从此满汉分居，汉人得安其农工商贾之业，二百七十年来，免受其扰，虽出租税以养之，犹有利焉。驯至八旗之人，一物不知，仰视汉人，犹婴儿之于乳母，民军一起，数月而移其祚。此则洪氏之有功于汉族，抑若善於补过者也。”威风凛凛、所向披靡的八旗子弟遂成不农、不工、不商、不牧之人。
姜泣群《朝野新谭》云：“汉人供给满奴之细帐满奴五百万，人人知之;凡满奴必有饷银，亦人人知之。每月每奴银四两，每年以十二月计四十八两，五百万人每年共需二千四百万两。自满奴入关迄今已二百六十有八年，无年不照数取自我民，即不计利息已达六百四十三万万两，合四十万万二千万斤，如以马车运之，每车能容千斤，则需四百零二万辆，以此银铸成银圆，则可得七百五十四万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四百
四十四元，银圆直径长一寸一分，如以全数银圆联成一带，此带之长有四百六十一万里，可绕地球五十八周。”
不出两代，至康熙朝，八旗已腐朽不堪，只在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穿锦衣，骑肥马，坐茶馆，入戏园，嬉花酒，吃喝玩乐，逍遥度日，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几无战斗力可言。满族作家老舍叙述自己亲历的旗内生活：“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老舍在《正红旗下》一书对一晌贪欢中浑如未觉的旗人以“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一句概括之。
旗人生活已离不开人伺候，虽如此，对奴婢却苛刻冷峭，尖酸害德。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载：“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臣见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岂皆乐死恶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谨而养不备，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请敕刑部，岁终备造一年自尽人数，系某旗某佐领下某仆，注册呈览，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众。’”
雍正年间，清廷为缉查台海走私，组建“三江口八旗水师营”。此营为驻防八旗，但其怠于武事，不事操练，甚至武官自己不佩刀，而让随从携带。乾隆晚期，台湾林爽文造反，福州驻防满兵前去平乱。《清高宗实录》评说其战绩：“从前出师满兵，尚能出力。此次福州官兵自到台湾，不过逐队行走，毫无奋勉，殊属可耻!”这些兵勇到了台湾，怯懦无战斗力，故福州地方有俗语曰：台湾兵——假勇。道光帝曾令八旗出征，这些从小娇生惯养者离京便抓民夫，四人抬一门板载一旗兵躺着行军。到前线听到洋炮声，旗兵一哄而散，被林则徐形容为“形同儿戏”。据易宗夔《新世说》载：“奕经以道光辛丑鸦片之战，率兵南来，驻节苏州，往来于杭绍之间。营帐中器皿珍馐，穷极瑰异。其幕客鄂某，复滥支军饷，费用无度，以博将军欢。会天寒风雪，帘幕壁衣之属，皆以貂狐灰鼠为之，围炉饮酒，侑以管弦，说者谓有缓带轻裘、雅歌投壶之风。”打仗不行，偷鸡摸狗、骚扰百姓却有一套，据《清代之竹头木屑》载：“国初杭城初驻满营时，满人住城中者，或不能仰体上意，遇妇女乘舆过满营者，每迫令停轿掀帘，捏手抚足，无所不至，杭人患之。于是绅士告诸将军，假他事出至某处，易小轿，帷四面，露手帘外，纤指长爪，俨若妇女，入满营中。诸无赖果令停轿，掀视则将军也，大骇欲返走。将军大怒，命执至署，枷责有差。自是此风稍戢。此事或云即巡抚所为。又按前明时杭之富人，悉住西城，故国初特圈为八旗兵丁住扎之所，然汉人甚不喜之。或建议谓营中屋字，应仿兵房之式，于是高大之屋，一时毁去，俾满人不得居住云。”八旗早已退化成了“不敢流血的青年”，只会闭关锁国，割土赔款，忍辱求和。咸丰年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前来应战，这支武备废弛的武装却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因此，只得屡次颁发奖励团练令，助剿协防。义和拳事起，八旗受命攻打东交民巷。架起大炮后，大喊一声：“四喜丸子(炮弹)准备好了么?”开一炮后，便于一旁若无其事地抽烟喝酒、聊天逗笑。晚清，慈禧“新政”的内容之一，便是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改练新军。
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录了旗人生计之窘迫事：“咸同以降，北京旗人生计之窘，难以言喻，舆台厮养，大有人在矣。某部郎，辛丑回銮后，新录一圉人，曰三儿，其人面目黧黑，健饭善斗。每当驾车疾驶，或与他车角逐，三儿肆口谩骂，或以鞭慑行道之人，人亦稍稍让之，似审三儿者。某度系圉人侪辈，亦不之疑。一日赴友人宴，车至大栅栏，忽有怒马自后来，锦鞍玉勒，望而知为贵介。三儿车横亘在前，不之让，骑者自后叱之。三儿略一回顾，故缓车行。骑者大怒，策马绕出车前，方举鞭欲击，三儿忽笑语曰：‘咦，老七，汝想露脸，便不怕裁我耶?’骑者熟视，即下马屈一膝曰：‘原来是三爷，匆促间开罪，幸乞见恕!’言毕，牵马旁立，为状甚谨，车去乃行。某大骇怪，归寓穷诘所以，三儿曰：‘吾固宗人府籍，骑者吾侄辈行耳。’复诘其名及世职，坚不肯言，翌晨善言遣之。”朝鲜人俞彦述《燕京杂识》载：“立国之初则满汉不相婚嫁。岁久之后渐与相通，今则婚嫁无所择。而汉人犹以为羞。每对我人则讳其通婚。”旗人的定位自清中期以来，已降落至此。李定夷《民国趣史》载：“北京某旗人夫妇二人，有子女三人，生计极艰，时常断炊。童子无知，日夜啼哭，父母不能耐，遂萌短见。向肆中售得毒药，先受幼子幼女食，食顷果中毒死，复与长子食，子见弟妹已死，泣告曰：‘儿已勿饥，不愿服。’父母不许，强灌之，不久亦死。于是夫妇二人乃双悬梁自尽。一家五口俱死非命，事极可惨。”夏仁虎《旧京琐记》载：“昔居内城，邻人某满世爵也，起居阔绰如府弟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头老米铺，俄一少年至，视之，即邻家之所谓某大爷者。见铺长执礼若子侄，而铺掌叱之俨然尊长，始以骂，继以诘，少年侧立谨受。俟威霁始嗫嚅言：‘今日又有不得已之酬应，仍乞老叔拯之。’铺掌骂曰：‘吾安有钱填若无底壑?’少年曰：‘秋俸不将至乎?’铺掌冷笑曰：‘秋俸乎?汝家一侯二佐，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尚不酬所贳也?’少年窘欲泣，铺掌徐捡松江票四两掷予之曰：‘姑持去，知汝须演探母也。’(市井恶骂指逛窑也)少年感谢持去。家人归述之，相叹咤。俄而邻家大鼓声与嘻笑声并作矣。”满清入关之初厚待旗人者，正所以害旗人也，不然何至于斯?
平民如此，皇亲国戚何不然。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时，曾伤心与大臣对泣：“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话到这处，失声大哭，接着她又道：“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即朝臣亦纷纷告退。”
八旗之移人，在于“暖饱思淫欲”，二百年来，豢养深恩，沦浃肌髓，这也是“捧杀”的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圣人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