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
人生的两个地点
五四前夕，陈独秀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1919年6月9日，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他亲自在楼顶抛散传单，结果入狱。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振臂高呼：“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各界营救下，陈独秀于9月16日获释。此后，他又分别于1921、1922、1932年三次被捕，最后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刑13年。1929年，这位5届总书记被他亲手缔造的政党除名。抗战爆发后，获释的他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的资助，拒绝胡适的赴美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用他的话就是：“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1938年，他流落四川江津，继续自己的社会政治学研究，终于得出“深思熟虑六七年”的结论(即后来《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的内容)，被胡适叹为“大觉大悟”之洞见。尤其他提出的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标尺，而民主的关键又在于反对党之自由等观点，已远远领先了他的同志和同胞。“‘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这些声音，可谓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深刻最卓越的思想之一。大陆知识分子再次遇到并思考同类问题，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和孤独中死去。他的一生，正应了自己的话：“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这是时代对一个自由理想者的命定。他“终身反对派”的角色，他超前的清醒和决绝的独立，使之失去了所有可依傍的政治势力。这纯粹是一个人的战斗，他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唯独没有同志。读他、懂他的人，要待半个世纪后才稀稀拉拉来到他的墓前。
整个20世纪，论对乌托邦政治的反思和先见，论生涯命运的跌宕与悲怆，这都是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也正应了他的名字：一枝独秀。
在坐牢一事上，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可谓熙熙攘攘。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7次被追捕，3次入狱。最轰动的两次“逆举”是：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的《革命军》呐喊;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北上痛骂袁世凯，且携被袱宿其门下。鲁迅感叹：“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亦无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取决于时代大势对他的召唤和录用，即便像陈独秀这样对语言学和教育大业情有独钟者、像章太炎这样精湛于国学经史和中医者，不也把生命的大部能量倾注于了社会变革吗?
前一方面是个人的事业，后一方面是人的事业。
世界历史上，如此往返于监狱和书房的例子比比皆是。托马斯·莫尔、雨果、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托马斯·曼、伯尔、黑塞、何塞·马蒂……
陈独秀的性情和命运，常让我想起另一个人：托马斯·潘恩。这个被誉为“世界公民”和“两个世界的英雄”的人，不仅投身美国独立战争，以《常识》点燃了新大陆的自由浪潮，还参与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的拟定。但其身世却多舛，正像有人感叹的：“他有《常识》，反抗那时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他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权势都得罪了。”(朱学勤)故其一生，除了写作，就是坐牢和流亡。
而俄罗斯，更是支持陈独秀的人生公式。从19世纪到20世纪，它的赤子，一个高尚而勇敢的人，不是在地牢里，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说：“在俄国，所有暴君都把诗人看作死敌。他们恐惧普希金，在莱蒙托夫面前发抖，害怕涅克拉索夫——正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我在斯大林死前一直躲在抒情诗领域，但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避难所了。我觉得没有权利再去开垦内心诗这种日本式的园地。当周围的人都抬不起头来时，谈论自然、女人和内心的呻吟，在我看来这不道德。”
这正是伟大的俄罗斯传统。自“十二月党人”以来开创的知识分子传统。“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普希金正在外地，一接到通知，立刻奔赴彼得堡，但还是迟了。他的朋友遭绞杀后，尼古拉一世故意试探：“假如十二月你在彼得堡，会在哪里?”诗人严肃道：“在造反者行列中，陛下。”
没有责任，艺术即无法受孕
1885年6月1日，巴黎凯旋门，一辆黑柩车缓缓行驶，街道上涌动着近百万法国人，大家自发追随它，拱卫着它。城市上空飘着一面面旗幡，上面赫然题着“悲惨世界”“九三年”“海上劳工”“秋叶集”等一部部书名，路灯全部点燃，即使在白天，灯上罩着黑纱……整个法国在为一个人送葬。
维克多·雨果!
罗曼·罗兰说：“在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当中，雨果是唯一得到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在雨果的遗产里，除享誉世界的著作外，更有广泛的生命行为，即知识分子良知与责任的外化，对权力的反抗和为弱者的辩护。“诗人是暴君的裁判者。”“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我恨压迫，恨得刻骨铭心。”他说。
1839年8月，共和党人的巴黎暴动失败，起义组织者巴斯贝斯将被处死，雨果连夜致函国王，请求赦免，终于挽救了对方。23年后，雨果突然收到巴斯贝斯的亲笔信，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而此时的雨果，已被自己的祖国流放了。
1859年，美国废奴运动领袖约翰·布朗被捕，地方法院以叛乱罪判其死刑，拟于12月2日执行。雨果闻讯时，已是执行当日，但有消息说，死刑将推迟至26日，雨果立即发表《致美利坚合众国书》，警告美国政府：“如果12月26日竖起绞架，今后，在无法更改的历史面前，新大陆庄严的联邦就将在它所有的神圣责任上添加一项血腥的责任，共和国之耀眼的集体就将由约翰·布朗的绞索捆扎。”
此外，英国、比利时、瑞士、土耳其、爱尔兰、俄罗斯等地的受害者，都得到过这位素不相识的法国人无私而慷慨的援手。这是一位真正巨人的手，之所以巨大，是因为他的慈悲、信仰、精神视野、同情心和关怀力之大，他为自己确认的责任和义务之大。
临终前，他在遗嘱中写道：“将我的5万法郎留给穷人。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
是啊，谁会嫉妒雨果享有的这份举国拥戴呢?谁会不记得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独裁而流亡19年呢?谁会忘记他以70岁高龄投身巴黎保卫战呢?
雨果的文论中，我最喜爱的即那篇《伏尔泰百年忌辰讲话》，尽管其使用了世上最华丽的辞藻和暴雨般的激情(对一般写作来说这是显矫情的)，但我每次读它总忍不住隐隐动容，这种盛赞放在伏尔泰身上，非但不为过，反成了一种准确，一种旷世的传神——
“一百年前的今天，有一个人死了。他虽然辞世，却是不朽的。他走的时候满载着岁月，满载着最赫赫有名、最令人生畏的责任感!”为了解释“责任”一词，雨果帮众人回忆了两件事：一是1762年3月9日，一位叫让·卡拉斯的无辜老人被当局粗暴处死;一是1765年6月5日，一个19岁的年轻人被宗教法庭割下手臂、舌头和脑袋，扔进燃烧的柴堆里。“那时，伏尔泰，你发出愤慨的喊声，这是你永恒的光荣……先生们，让我们向这段回忆致敬吧!伏尔泰获胜了，伏尔泰进行了辉煌的战斗，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斗，也就是说，伟大的战斗!精神对物质的战斗。理性对偏见的战斗。正义对非正义的战斗……仁慈的战斗，温柔的战斗。他有着一个女人的温柔和一个英雄的愤怒。”“向正义法庭揭露法官，向天主揭露教士，这正是伏尔泰做的事……卢梭代表人民，伏尔泰还要宽广，代表大写的人。”
“耶稣与伏尔泰相隔1800年，但在人道主义上，两人不谋而合。”“实施自己的权利，就是说要做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说要做一个公民。伏尔泰这个词的含义就在这里。”“只有一种伟力，那就是为正义服务的良心，只有一种光荣，那就是为真理服务的天才。”
说到底，伏尔泰之所以让雨果敬仰，在于他高举的责任，比学术、艺术、体系和巨著更重要的是“人”的声音，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日常责任、生活责任、良心责任。
那些让雨果赞美的特征，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不少。他热爱这些东西，说明他本人即属于这些东西。
1989年，米兰·昆德拉在祝贺同胞——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时写道：“他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写剧本或诗)，可以避开自己的命运——但他做不到。无疑，因为存在一种比他本人更有力的东西，这东西在他之外却将他牢牢抓住，这便是他称为‘责任’的那种东西。”(《永远的剧场诗人》)
艺术只有在最广阔的生命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责任、服务对象和价值对立面，才会诞生深刻的主题——人的命运，否则她在精神上即不会受孕，即只会停留在手艺阶段。艺术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艺术的敌人，就是生活的全部敌人。
科学家为何会成为“异议人士”
不涉政治，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操守上的“独立”“清洁”，但不介入决不意味着不思考、不审视，对扑面而来的政治无动于衷;也决不意味着一个从不思考政治的人会始终有益于社会，比如20世纪30、40年代，一个德国核物理学家若彻底不问政治会发生什么事呢?无疑是可怕的，这种政治失明会带来物质和精神双重后果。
失明和顺从、沉默和驯服是近邻，就像睡眠和梦游的关系。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称：“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顺从则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想想人类漫长而阴暗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以服从名义犯下的骇人罪行，远比以造反名义犯下的多得多。德国军官就是按照最严格的服从法规来教育的……说科学家负有普通人的责任是不够的，他们负有大得多的责任。因为科学家有一种道德令要他说出知道的事。”
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在《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中写道：“1966年，有关人士向苏共第23届大会递交了一份评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联名信，我也签了名。同年，我又向最高苏维埃发了封电报，就当时正起草的一个将对拥有个人信仰者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法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苏联刑法典第190—191条)。这时，我个人的命运第一次与这样一群人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一群数量虽少但在道德天平上占相当分量的人，后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我们要做的是对人权和各种理想进行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政治斗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出现对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疑问。”“我为这些呼吁成功地收集到50个签名。每个签名对于签名者而言，都代表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行动和社会行动。”
在权力政客和失明者眼里，这些上书者和签名者无不是社会麻烦的制造者、诋毁国家政治的破坏分子，但平心而论，没有一个正直的俄国人甘愿扮演这种“为自己的祖国难过”的角色，甘愿“放弃赞美和讴歌的文化习惯却不顾一切地指责周围生活”(萨哈罗夫)。不，没人乐意这样!要知道，无论自然天性还是道德理性，他们都更适于从正面作出一些维护祖国尊严的事来。但这些披覆着科学和艺术使命的人却被现实政治逼到了悬崖边上，“我知道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身上闪现着多少我热爱的美好东西，但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阴暗现象上，因为它们正是官方宣传悄悄漏掉的东西，因为它们代表着最沉重的破坏和最大的危险。”(萨哈罗夫)
要抗争，但不能沿袭权力斗争的路数，而是坚持和平方式的人权诉求，反抗压迫决不能制造新的压迫，这已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理念。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才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称：对政治发言绝非一件丢人的事!知识分子不能幻想以对权力的沉默与旁观求得独立和清白!过度的洁癖，不仅是一种病，还是一种脏。
在苏联，科学家成为“异议人士”的例子数不胜数：因公布人权状况入狱10年的生物学家科瓦廖夫，被控“散布地下出版物”的数学家皮缅诺夫，还有太空物理学家柳巴尔斯基、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生物学家若列斯、数学家图尔钦……专业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前苏共宣传部长亚·尼·雅可夫列夫在回忆录《一杯苦酒》中醒悟道：“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所以能走到一起，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按事物的常规逻辑。假如在自由的民主国家，俩人恐怕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一个共同的力量使他们相遇，这就是反抗官方全然不容异见方针的力量。”
“关心人本身，应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科学和幸福》)爱因斯坦为何在世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因为他把科学的良心功能放扩到了最大限度——准确地说，其生命关怀已无边界。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也是这种“责任”的承担者。20世纪30年代，他将大批犹太同行从纳粹的死亡名单上转移出来，让其研究所成了世界闻名的犹太避难地，他还策划成立了“丹麦支援流亡知识分子委员会”。半世纪后，一位传记作家写道：“经历这一阶段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玻尔在许多人的生存问题上花费的时间。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要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若某位难民对替之找的位置不满意，玻尔立即会去再找一个……”
就像艺术家热爱生命之美，科学家追求的是事物真相、真理、秩序和神圣逻辑，没有比他们看到真理被颠倒、逻辑被篡改更应表现出愤怒并拍案而起的了。科学与艺术一样，服务的是生命，是公共事务，是人、民族和世界的前途。
一切真正的人，一切艺术家和科学家，一切对生活有美好打算的人，都必须首先找到让自己成为人道主义者进而成为一个自由公民的途径和方法。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