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写过清明节的文章。说起清明节，那就应该是鬼节了，就好比活着的人过春节一样。不过，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去给逝世的亲人上坟，点燃香烛，烧着纸钱，摆给供果，插上坟飘，拜上几拜，祈祷几句，也算是对逝者的尊重和掉念，给活着的人做样子，对自己求得心灵的安慰。
按习俗，清明节前后十天都可以上坟，不看日子。今年上坟，我看到漫山遍野的坟茔，听到几乎连续不断的炮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们大家庭已经在煤矿工作了三代人，就有了写一篇文章的冲动和欲望。
我的父亲是1968年从万盛来到川南建设东风矿区的，是一名老党员，事业心特别强，工作特别肯干，当过开拓掘进队的队长，这个队还被评为全国标杆队而载入史册。我听父亲讲过，他们那时打的是干风锤，几步之外就看不到人，灰尘大得很。风锤没有脚架，全靠一边一个人用肩膀抬着打，肩都腾肿了，耳都震聋了。十多平方米的断面，全是人工掏矸，掏得手酸腰疼，下班后只想睡觉。他们还得要干，不完成任务决不下班，有时下个班到了头接班，没有干完就不交，常常为此扯皮。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掘进，最终得了矽肺职业病退休，我顶替他来到了矿山。当时领导认为老同志的子弟照顾一下，就不要下井了，地面工作随便选，他却说：“地面工作有啥子好干的，年轻人，到一线去锻炼。”于是，我也与他一样到了掘进一线。我父亲1991年去世时，刚满过60岁，是我守着他落气的。处理丧事时，很多领导和同事都来与他告别，有位领导说：“哎!这个人太可惜了，就是没有文化，不然，他哪能一直在掘进队当个队长。”
我是1981年到掘进一线的，半年后当班长，两年后当副队长兼团支部书记，干了五年，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地面工作。当时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的大哥，我的大舅子在机采队采煤，工作上积极肯干，政治上要求进步，爱学习，不怕苦，不怕累，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一次，在检修机组的故障时，由于支柱卸压发生了局部顶板冒落，他躲闪不及，刚好砸在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那是1985年，他的儿子即我的侄儿才4岁，家里倒了顶梁柱，日子的清苦可想而知。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大家人好不容易把侄儿拉扯大，2004年，侄儿又报考了西安煤炭科技大学，2007年学成归来后又在掘进队当了一名技术员，继承了父亲的煤矿一线事业，传递着前辈的接力棒。
我们一大家人这四十年来，已经在煤矿工作了三代人，而今都还有几个兄弟在采掘一线工作。当然，象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
每当我想起我的父亲死于职业病，我就想到了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和职业病防治;每当我想起我的大舅子死于安全事故，我就想到了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员工生命高于一切，安全事故给社会、给企业、给家庭造成的政治影响、经济损失和人生伤害;每当我看到侄儿下井，我就想到了我们煤矿工人后继有人，我们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特殊群体，也使我看到了煤矿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