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虚浮的笔下，时常带有浪漫主义的幼稚，以想像替代现实，以幻影覆盖生活，因此其对事物的描述，很容易失之于夸张，并非那么可信。其中，最有蛊惑性和煽动性的，莫过于“男耕女织”这一词组给予人的暗示和误导。男人耕地，女人织布，这等自耕农式的自食其力的劳动场景，被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闲适文人，渲染成一幅无比曼妙的景致，并为其披上一层诗情画意的朦胧面纱，引诱得后世患有同等幼稚病的人，无不对其心驰神往。
耕为何?耕种与收割也!织又为何?纺线与织布也!耕种与收割，属于典型的苦力活，是要汗流浃背的，是粒粒皆辛苦的。而纺线与织布，则常以透支健康和折损生命为代价，是要点灯熬夜的，是要腰酸腿疼的。
在奄奄一息的昏黄油灯之下，在万籁俱寂的漆黑之夜，本就劳作了一整天的家庭主妇，即使再疲累不堪，都不敢卧炕歇息。形容憔悴的她们，眉头流荡着困倦，眼角充溢着血丝，额头悬挂着忧愁，皱纹掩映着忧郁。她们，或盘腿坐于纺车前，右手摇着纺车的手把，左手从棉花中颤颤悠悠地牵出一根一根的白线;或躬身坐在织布机前的横档上，一手穿木梭，一手拉织板，两只脚还要不停歇地有节奏地踩踏脚板。
纺车的嗡嗡之声，像无尽的催眠曲，使她们一阵阵地陷入丧失知觉的迷糊当中;但等恍然清醒过来，她们所做的，不是听从于生物钟的召唤，收拾摊子上炕睡觉，反倒是一脸的慌张、满心的自责。用粗糙的手掌抹一抹脸庞，使劲睁一睁打架的眼皮，就又重新摇起了纺车。一家老少能否夏有薄衣、冬有厚袄、脚有鞋袜、腰有系带，都眼巴巴地寄望于她们废寝忘食地纺织。吃饭与穿衣，宛若两座大山，沉沉地重压在心，她们哪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比起纺线，织布显得更为复杂和艰辛。纺线劳烦的仅仅是两只手，尽管动作无比的单调，但并不繁琐;然而织布，则需要手脚并用，全身心地投入，不能打盹，亦不能走神。面对一架由各等木棍木条纵横勾连而成的庞大而高耸的织布机，坐在其前方下端位置的她们，在微弱而朦胧的光影里，宛若一只被绳子拴住的落魄斑鸠。一道绷带，裹缠于腰间，于是她们就与织布机，连缀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脚踏板发出的咣当声，织布机的晃杆一张一弛发出的咯吱声，以及织板发出的碰撞声，像演奏打击乐一般，此起彼伏，震得睡在隔壁屋子里的人，睡梦都会被敲击得七零八落。
一个一个的黑夜，就这样被纺线与织布的响声穿透。当东山上的晨曦隐隐初现，那些通宵无眠的无光眼神，被朝霞般的红云笼罩。精疲力尽的她们，倒在炕上囫囵吞枣地浅睡一会儿，就又起身投入新一天的忙碌当中。
自小穿着粗布衣长大的我，目睹母亲日复一日的疲累，无不感到揪心的疼痛。因此，便对那些渲染男耕女织之类的煽情文字，滋生出极为抵触与鄙夷的情绪。纺织，不是童话，没有诗意，惟有久坐不动造成的关节错位与疼痛，惟有睡眠不足造就的身体损伤和精神恍惚。从拾棉花开始，历经弹棉花、搓捻子、纺线、织布等多道程序，当一件成品衣服被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其间的汗滴已汇聚成一条咸涩的黄河。
据说华夏子民的织布技艺，是由黄道婆传授的。在那个文明之光初现的蛮荒年代，织布机无疑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发明。但两三千年后，这项创举，竟原封不动地停留于最初的状态，未曾得到任何改进，却不得不令人深感惊讶。也就是说，数千年里，我们这个民族的着装，一直是在依靠一代一代母亲的手工来打造。直至二十世纪的中后期，家乡家家户户，依旧皆拥有一架织布机，不然，家里人的身体就会裸露在外。那时候，尽管洋布已隐约可见，但惟有布票才能购买，也惟有手头宽裕的人家才能穿戴。大多数在贫困的深坑里挣扎的人，依然有赖于母亲的纺织与缝制。从衣服到鞋帽，甚至连裤带，均产自于织布机——从这个角度审视，母亲劳苦功高，织布机亦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