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我们经过考试后，我被录取到西长发公社中学读书。这是我中学时代的一段艰难的开端。
首先按照国家原定计划教育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因此，那一年新上马的好多技工学校都开始招生。当时我们那个毕业班除了有十几个人上初中外，其他的同学全被录进了技工学校，如我的好朋友关士太、吴士良入了绥化东门外的林业技工学校。关海涛录入了望奎交通学校。还有其他人进了县城粮食技工学校、供销学校。反正每个人都上了学。而且成绩好的上初中，差一些的一律录入技工学校，进了城市读书。这一点让我当时非常困惑，成绩好留当地，成绩差乐开花，纷纷进城去上学，毕业跳出农民家。看着他们一个个背着行李走了，内心感到莫名怅惆。
其次令人烦恼的是，录取通知书一到手，就通知我们带镰刀去和平村下泥河打草。没办法我们只好准备了镰刀并求人磨得非常锋利，直接去了和平。我先是在瓦盆窑那个小自然村，后来又去了大房子屯，住在徐星环家。学校把高井发、马瑞林几个河边长大的学生和我编在一组。劳动主要是割苫房草，土名叫“小叶樟”的那种草。那个时候农村就用这种草苫房子。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新上马，才招两届学生,第一届是从宝山和永安分回来的，我们是第三届。
打草的活是苦差事，七月天骄阳似火一低头一身汗。小叶樟长在水里，打草不能穿鞋要赤着脚，挽起裤腿，这一来就有罪遭了。正干干活，突然腿上一阵钻心疼痛。一低头被蚂蟥叮上了。那个小动物两头尖中间宽，是个软体的虫子。学名水蛭专门叮咬人吸血吃，它咬在人腿上有时用手都拉不下来,得用烟头去烫它一烫它才撒了口。在水里割草常常被蚂璜叮咬。一开始很害怕，时间长了，也不在乎起来，咬就咬吧!可不但是蚂蟥，太阳稍偏西，蚊子又群起而攻之。那时天气热，只能穿背心,所以胳膊上常常被咬出许多包痒得无可奈何。半个月，我们就天天一把汗一把草，几滴血一身包，真觉得很苦。当劳动结束时，我们高兴得直跳，连跑带颠地往家里奔。
休息了没几天，我们就又上学了。我们这届学生编了四个班，每班40多人，我被安排在了七班。班主任开始是王景春老师，他是教中文的。可能上了将近一个月课，又开始了秋收劳动。很多同学到别的村上去劳动。我被安排在学校干活。在学校的任务是建教室和食堂的房子。我们的活就是拧拉合辫子。工地是在新房场附近挖上一个大池子，四方形的，池周边挖十几个小坑。大池子里放上水，和上泥，我们就站在小坑里用草相当拳头粗的一绺拧成麻花劲，在池中滚上泥巴，就算拧成了。往身边一放，就有人用叉子送到房场。大同学就用这拉合辫子一层一层的编成外墙中间夹上土，一点一点的把墙垒起来。到了适当高度再安上门窗架上屋架，苫上草，房子就造好了。
整天劳动单调而枯躁，更可气的是两手沾满了泥巴。脸上流下汗，身上叮了蚊子都没办法擦或去驱赶，只能甩甩头。到后来中秋以后，逐渐早晨就有霜或者泥池中结冻现象，我们就这样也得继续拧草辫子。手被冰得通红。又是二十多天，劳动告一段落，我们都回家去休整。过了几天，学校又通知到某村去扒苞米。我和同学王兴宝在去学校路上，越唠越觉得没劲，这是上的什么学，总是劳动也不上课。发了一顿牢骚后、王兴宝出主意咱俩别去了，干脆回家去猫着,在家拣粮食等学校上课时再说。我听了也觉得有理，于是我们在走出去二三里地后又来个向后转跑回家去。和母亲一说家中正忙，当然同意于是我和王兴宝就开始了新的行动。
那时秋收劳动快接近尾声了，女劳力在扒苞米，男劳力有的捆秸杆，有的跟车往回拉苞米。我和王兴宝两个人一人一条绳一个小面袋。专找没人干活的地块，乘人不备，捡些苟米，高粱和黄豆。为了不显眼，我们有时就在地里脱了粒，然后用小布袋装好，等到天黑日落时再溜回村里。当时生产队有人护秋，不让捡地。所以，我们只好象猫捉老鼠玩迷藏一样,东躲西藏。看见人来就猫起来。这样，每天都能捡几斤粮食。在野地里一待就是一天。有时看到黄鼠狼那种东西长而细拖着一个大尾巴，比一般老鼠大，比我们看到的松鼠长。它非常善跑，一跳能窜出去两三条垅。人是很难撵上它的。还有时碰到野鸡，惊叫两声就飞跑了。有一次，太阳剩一杆子来高，我们俩正躲在苞米码子旁搓苞米，被姓任的护秋员抓了个正着。他见是两个小孩，就说:生产队不让捡地，你们明天别来了，等一会黑天再回去。别给我上眼药。"我们听他说得比较和善，就连连答应。可是第二天，我们就又换了地块，还是照样出去。大约有二十多天，快到一个月了，学校秋收劳动终于结束了，这次是通知带书包上学去。
我和王兴宝没参加班级的扒苟米劳动，心里惴惴不安。果然，一到学校老师就把我们批评了，让我们做准备参加班里的辩论会。王兴宝一看不好，背了书包跑回家就不念了，再也没上学。我一考虑，书还得念,心一横，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后来班级在周末开了一个专门辩论会。先是大家把桌子摆在外圈，人都靠墙坐着，我站在中间空地。老师批评我违反纪律，不请假、不参加劳动，属于怕苦和自私行为。然后我做了检讨，并表示今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紧接着，同学被动员发言，大家批评、帮助我认识改正错误。我心里想，怎样批都行，只要不赶我，我就还要念书。一场暴风雨过去了，学校程序也正常了。到了上课的时候，那些在劳动中表现好的学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是提问答不上，就是作业完不成。后来我们的班长还和老师“牛”起来，在课堂上和老师顶。和他们相比，我反而是学习好，人老实听话的好学生了。又被老师选为语文课代表。常常收本送本，经常去办公室，反而和任课老师也都熟起来。我的难关过去了。说实在的，接下来就是全国最困难的三年灾害，全国饿死了很多人，由于我捡的粮食，家里添了三四百斤。那年月粮食吃用还是接济下来了，没太挨饿。
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住校，自己带粮换粮票，然后再用粮票买饭。吃多了觉得太费，吃少了觉得挨饿，总觉得不上算。而且住宿是在一个破厢房里，炕不好烧，每到晚饭后烧炕，屋里就冒满了烟，没办法再开门放。寒冷的冬天，屋子里像冰窖一样一到半夜就有同学腿抽筋又哭又喊，把大家弄醒。为了抵御寒冷，我和同学李大林把两套行李压在一起，睡一个被窝，有时还是觉得受不了。有一个星期六，我们放学回家，我就和我们村的同学商量说要通宿，他们都嫌路太远，如果顺大路走差不多有21华里，起早贪晚太困难。但是东北一村的同学都通宿，我们只比他们远五里地。所以我要试一试，就这样我就开始了通宿生活。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再回到家时也就黑了。虽然辛苦点，但不用向学校交粮交钱了，而且晚上睡的是热乎炕，还比学校强。时间长了，我和东北一的同学从东北一村西向西长发粮库后面的后杨家屯硬是踩出一条小路，使里程缩短到十七八里。后来，五班的宋洪财和农中班的张湖也和我搭上了伴。我们三个人就这样风里雨里跑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直到要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才重新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