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站
出门不久，我和麦芽遇见了姐姐家的小狗在路上撒欢，其实它已经年龄不小了，因为个头不高，毛色浅黄，大家都叫它小黄。好在狗不会介意人怎么叫它。每次回来，麦芽都很开心，很大程度上与小黄有关，它带给她无穷的快乐。
我们带着小黄出了村庄，看见一个山咀，山咀的这边有一户人家，院子里一片阒寂，主人从村庄里搬出来不久便去了新疆，这座院落成了苹果交易的临时场所。绕过山咀，一座崭新的二层小楼蓦地立在眼前，住在小楼里的人是我熟悉的，他是我家邻居，搬出村庄在这相对热闹的山梁上安营扎寨。透过铁栅栏，看见不大的院子干净整洁。一层的屋门敞开着，传来女人清脆的笑声，笑声后边还拽着一句话，话的后半部分被山梁的风吹斜了，我和麦芽都没有听清。
风是山梁上的常客，风在山梁上跑着跑着就长大了，长大的风不大友好。当年，我们衣衫单薄，害怕长大了的风。我们喜欢和煦可爱的春风，毫无疑问，这样的风已经来到了这座山梁上。
他家所在的位置是原来的农机站的一部分，临着楼房是他家的简易苹果窖，几根高大的果窖排气孔伸向天空。小楼房和苹果窖占去了农机站院的一半，另一半也被人承包后建了果窖。也就是说，当年农机站的样子完全不见了。在他们承包之前，农机站曾一度被一位老妇人用来养羊，羊是大屁股的小尾寒羊，不是我们养过的那种绵羊或山羊。
在变成羊圈之前，农机站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它应有的样子。院子相当开阔，西边停放大型拖拉机和废弃的铁铧、铁犁。每辆大型拖拉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单间泥皮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只是个凉棚，前面没有门。它们一直停在那里，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在无边的岁月中白白生锈，这也许就是它们的命。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是这里的站长，下面没有一个员工，他的职责类似于保安，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去查看这些大红头的拖拉机有没有缺胳膊短腿。倒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放学后，偷偷溜进院子，远远地，看见它们红艳艳的大头，头上的大灯泡像蝗虫的眼睛，外凸着。我在偷了它们身上的零部件，往出走时，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大概后来，它们只剩大红头还顽固地举着，内脏早被我们掏空了。
农机站院的西边是一排一坡水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一部分出租给山梁上读书的学生，小楼房里的女主人曾经就在这里租住过。当年，她只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还不敢这么大声地，肆无忌惮地笑。还有几间房子做了磨坊，钢磨工作的声音响彻整个山梁，几乎每天都有周边村庄的人或用架子车拉，或用驴驮着粮食，来这里磨面。尤其是农闲的时候，钢磨昼夜不停地工作，磨面的人排成了长队。院子中央还有两台粉碎机，人们会把玉米秆一类的农作物秸秆拉来，粉碎后拉回家喂牲畜。粉碎机工作的时候，声响比钢磨还刺耳，空气里充斥着秸秆粉末，呛得人直咳嗽。
小黄在麦芽这里得到了恩宠，表现得异常兴奋，它已经爬上了果窖。果窖的顶层与那座小楼的二层持平，女主人上了二楼，从窗户那里又飘出一串串笑声，好像在和谁打电话，边说边笑，由于避风，她说的话完整地钻进了小黄的耳朵。听到笑声的高音部，它就扭过头朝笑声飘来的方向看一眼。它大概在想，要是它能有这么一座漂亮的小楼房，也会高兴地笑出声来。
记忆像一只大手，把我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捉回了20世纪80年代，我只能通过回忆把我目睹过的景象描述给麦芽。但显然，她对我说的话显然没有兴趣，也无法从脑海中构建起一座已经不存在的农机站。麦芽想去追小黄，但是被我拉住了，我不能没有听众，独自念叨，我抓紧时间告诉她：我们这里的土地无法让大型拖拉机施展手脚，相较于大型机械，农民们更喜欢亲手去侍弄土地，顽固地拒绝这些粗鲁的家伙钻进田地，由于它们的力气太大，通常把田地深处的瘦土翻上来把庄稼喜欢的肥土翻下去。他们坚信只要风调雨顺，他们和驴、牛、马这样的大家畜并肩耕作，照顾好土地，就能把生活搞得饱满起来。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农机站的钢磨会因为吃不饱肚子而罢工。我家那个看门的远房亲戚也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他会背起铺盖卷回家，据说他是趁着天黑离开的。小二楼的女主人也许从来不曾想，有一天，她还能回来，将一生安放在这里。
卫生院
几朵白云飘过卫生院的上空，后边追来一朵不是那么白的云，甚至有些脏兮兮的。我猜，它可能是出去耍了一趟，把自己弄脏了，才急匆匆赶回来洗。它们的影子在卫生院的院子里跑，小黄迟疑地看看这个影子，又看看那个影子，下不定主意该去追哪个。
我说，这里是卫生院。麦芽睁大眼睛，扑哧笑了一声。她说，这里明摆着是两户人家的农家小院。麦芽说得没错，卫生院在20年前撤乡并镇时就从山梁上搬走了，和另一个镇的卫生院合并。像一个人，想去过热闹的日子，拦都拦不住，简直可以用逃之夭夭来形容。现在，卫生院一分为二，被两户人家各占去一半。
那时，卫生院是有一两个大夫的，他们吃过饭后常常坐在门边上的树荫下，我们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从他们身后经过。他们出门从来不穿白大褂，但是我们都认得他们。遇到卫生院的门开着的时候，我们探头朝里望。东西走向的一排架子房好像是他们的宿舍，因为我们看到烟囱里的烟往出冒;南北走向的大概是药房，挂着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
这两户人家显然没有照顾好这些房子，原来，它们是这道梁上最漂亮的建筑，墙雪白雪白的，白得我们有幸进了卫生院，都不敢伸手去摸。我们走进其中的一户人家，院子里零乱地摆放着鋬笼、锄头一类的农具。农用三轮车、电动车停在院子中央。靠近大门的地方，是一块被整饬出来的菜地，平时栽种葱、辣椒、西红柿一类的蔬菜。主人听到动静，跑出来将我们热情地迎进屋子——也就是原来的那间我们从没进去过的手术室。依稀记得从这间房子里抬出被结扎的女人，她们平躺在担架上，被子盖过头顶，从厚厚的被子里传来哼哼的痛苦的呻吟声。然后，被移到架子车上，拉回了家。
手术室成了他们的卧室兼客厅，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也是从我们庄子里搬到这里的，彼此都很熟悉，他们连小黄都认得，小黄毫不客气地跟着我们进了屋子，东看看西瞅瞅，甚至钻进了床下面玩。他们已经不再像我的母亲那样睡土炕了，而是支起了床板，冬天架火炉、插电褥子，屋子里也闻不到炕土味。他们将原来的手术室和隔壁的药房打通，安了一道门，药房变成了厨房，柴米油盐味早已赶走了药片的味道。
那时，我们都很健康，好像不怎么得病，即使得了病——病也像小孩子——吃几片药哄哄就好了。当然，是卫生院，总是有人会进去看病抓药的，听大人说，卫生院的大夫对进去看病的人很不满意，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只取药不问病，在去卫生院的时候，他们就想好了抓什么药，整个卫生院似乎只要准备了安乃近、止痛片、强的松就完全可以满足辖区群众的需求。
我们小孩子很少来这里看病，药片大多是赤脚医生上门送的。在那个缺糖的年代，我们最喜欢吃一种叫尖尖糖的打虫药。我们会捂住肚子喊疼，哄赤脚医生一颗尖尖糖吃。赤脚医生叫李占清，他是一个脚勤的人，只要吆喝一声，他准会背上保健箱出诊。有时，他不请自来，父亲病重那几年，他每次路过我家总要进来坐坐，给父亲把一下脉，看看舌苔，询问询问病情，有时给点药，有时不给。完了也不急着走，和我的父亲、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糟糕的天气和孩子们的婚事。那时候，我就觉得世上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好更有本事的大夫了，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他态度谦恭，见了我们小孩子，总是笑嘻嘻地摸一把我们的头。
或许，我应该交代一下，赤脚医生李占清永远不来我们的村子了，他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合并后的卫生院离我们的村子有点远，卫生院的大夫会每隔一段时间，到村子里来一趟，集中给老年人量血压、抽血化验、做B超，有时也会有县里的大夫来村子，在村部前的空地上，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村子里的人生了大病坐车直接去县里、去省城，遇到感冒、拉肚子一类的小病，他们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这些粗糙的庄稼汉，用他们干体力活儿的粗糙大手拿起了纤细的针管，打针、输液，无所不能。一天，二哥在父亲的手背上轻松扎进输液针，看着药水通畅地流进父亲的身体，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卫生院，并代表我们全家想念了一下它。
站在这户人家的院子里，我们被一朵云的阴影罩着，抬头望去，发现之前那朵脏兮兮的云还在那里，并没有跑远，像个捂着肚子龇牙咧嘴的孩子。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从山梁的另一边，有一大片云追来了，我给麦芽说，是“白”大夫给那个脏孩子治病来了。麦芽做出一副打针的架势，吓得小黄撒腿就跑。
供销社
供销社在山梁的中间地带，差不多占去了整座山梁的五分之一，它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收购组、百货门市铺和铁货门市部。社院相当开阔，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瓷缸。有几排同样是架子房的职工宿舍和仓库。在山梁上可谓春风得意，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端起架子，摆出一副自大的样子。岁月更迭，它变得如此谦逊低调，却无法让现实与它那曾经耀眼夺目的名字相匹配。
来到这里，有一种被带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觉。临街有两排架子房，一排是原来的收购组，也就是收药材、鸡蛋、杏核、杏皮的地方，我们假期挖了药材、晒了杏皮或者偷了家里的鸡蛋会在这里换成钱;另一排是百货和铁货门市铺，两个铺面中间被一堵厚墙隔开。我们拿药材和鸡蛋换来的钱去百货门市铺买学习用品或糖吃;铁货门市铺专卖农具、农机配件、煤油。这些房屋多是两坡水，算不得低矮，在当时，也只有公家的房会修成两坡水的。
架子房破旧不堪，看上去病恹恹的。房顶下陷，长满田野里随处可见的杂草，瓦楞上爬满颜色深浅不一的苔藓。曾经白净的墙体污渍斑驳。挨着门市铺的正面，随意搭建了几个简易房，像补丁一样缝在上面，原本规整的形状变得凹凸不齐。寻常的小草小花，居然挨着墙根长了起来。小黄不知羞耻，抬起一条腿，对着简易板房撒了一泡尿，麦芽跑过去驱赶，它赶紧摇尾巴乞求原谅。
经过两个简易板房的逼仄过道，我找到了百货商店旧式的双开木门，走进商店，里面光线昏暗，我看到我那个初中校友坐在高高的水泥柜台后面。在清朗或阴郁的雨天，她从清晨就坐在这儿，一直到夜幕降临，她没有任何心思去外面散散步。为了看店方便，她在商店的一角辟出一块地方，隔成集睡觉做饭于一体的小套间。
我拉着麦芽的手，站在柜台前，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也是这样拉着我的手，站在柜台前，柜台很高，我只能看到货架高处的东西。听说售货员是从城里来的，我激动得踮起脚尖，才能看到穿着笔挺西装的售货员，心里暗想，长大了能当个售货员该多好啊!父亲弱弱地对售货员说，给一墩洋火。那时好多东西前面冠以洋字，我们那一代人到现在还把水果糖叫洋糖。售货员当时还是个未婚青年，后来他和我的女校友结婚了，不久遇到企业改制下岗，夫妇二人承包了供销社。大概因为女校友的原因，除了赶大集，平时的用度所需，我差不多都会去供销社的门市铺购买。货架上摆着五花八门的东西，水壶、茶叶、糖、饼干、罐头、文具、香皂、脸盆;水泥柜台上摆放着色彩各异的布匹、白纸、牛皮纸;货架与柜台之间是过道，过道里立着装有白糖、红糖的塑料袋，还有高一点的穿衣镜。
兢兢业业的勤勉，并未让她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日子过得一片荒芜，但他们却不愿离开，毕竟他俩曾经是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供销社仿佛是一夜之间变萧条的，我们的农民很快学会了网购，快递店应运而生。可能是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夫妇居然把收购组的那排老房子租给了一家快递店，租户把临街的一面改造得富丽堂皇，拆掉了旧式的双开木门和所有门窗，换上了明亮的钢化玻璃门窗，玻璃上贴满宣传语。他们会去中心乡镇的快递公司把附近村民的快递统一拉回来，收取一到五元不等的辛苦费。
快递店生意兴隆，出出进进的人，向心宽体胖的店员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催他取快递。男人们不太讲究穿衣打扮，女人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会花费比平时多出十倍的工夫来打扮自己，头发烫成卷或拉得笔直，好像她们根本不是生活在农村。男人们拿上快递总会迅速离开，而中年女人们并不急着离开，她们当着众人的面拆开快递包裹，若是孩子寄来的值钱东西，免不了故意炫耀一番，然后神采奕奕地回家。那些年轻的女人，炫耀完了还要说说笑笑，探讨一下美肤瘦身心得。她们像城里女人一样注重肤色和身材，事实上她们经常会去城里，尤其农闲的时候，她们会去城里买衣服、吃火锅、唱歌跳舞。那个肥胖的店小伙往往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望着她们发呆。
小黄独自出了百货商店，站在街上，也望着取快递的女人们发呆。
离供销社不远的地方，连着开了几家私人超市，他们也抢走了供销社的生意。后来，他们又在供销社的院子里修起了几排单身宿舍，租给中学生陪读的家长和收购苹果的生意人，靠着租金和门市铺里的些许收入生活，日子倒也过得不慌不忙。在和老校友闲聊中得知她的店里有不少陈年旧货，价格低，货却是稀罕货。我在她那里淘到了早已停产的四箱生产于1996年的号称“黑崆峒”的白酒，她激动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激动。
学 校
山梁上，一字形的单边且狭窄的街道上下全是果园。从低处的果园传来刺耳的伐木声，一些果农正在对老果园进行改造，砍伐的老果树像极了一个个困乏的人，躺倒在地上。不久，它们将被拉回家当柴烧，或者被运往木料加工厂。当年，我们是小学生，它们还是年轻的小树苗。
我们这些稚嫩的孩子，也像苹果树上生发出的芽苞，在和风细雨中一天天长大。离供销社不远，就是村小学，原来是乡政府办公的地方，乡政府合并到中心乡镇后，村小学从街尾搬迁到此——山梁的中心地带。一辆三轮车哒哒哒地叫着飞驰而过，小黄吓得从校门下边的空隙钻了进去。大门紧锁，透过门缝我们看到乡政府留下的楼房变成了教室，几只鹁鸽迈着悠闲的步伐在校园里踱来踱去。因为是周末，校园里静悄悄的。
看着眼前的校园，昔日那寒碜潦倒的村小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两扇呈八字形的白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红字。跨进银色的大铁门，是一排用于老师办公兼住宿的土木结构的架子房，后边还有两排架子房，是我们的教室。三排架子房的中间地带栽着白杨树，教室后面还有一排一坡水的土房，其中一间是学前班的孩子上课的地方，老师帮我们用胡基砌的桌子和板凳，我们用苜蓿草擦得绿油油的;剩下的两间，一间储藏老师用来烧炕的麦衣麦草，它成了我们打仗、翻跟头的地方，另一间堆放着铁锨、水担、煤炭，门是上了锁的。这排土房后边依次是一小一大两个操场，之间有一排旱厕，老师们用一间(当时学校没有女教师)，男女生各一间。小操场有一副破旧的木架篮球架，大操场有一副钢架篮球架，大多数时候，我们玩的是皮球或者毛蛋，学校只有一个篮球，差不多只在比赛的时候拿出来。
校园东墙外边长着一排槐树，树上多是成群的麻雀，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我们在校园里打闹玩耍。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些麻雀就不怎么吵了，它们从树上飞下来，在校园里找我们掉的馍渣吃。麻雀多得和我们学生差不多，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每个人掉的馍渣养活了一只麻雀。有时候它们为了争食一粒馍渣也会吵得不可开交，惹得我们不停地向窗外望，老师拿麻雀没办法，瞪一眼麻雀骂我们几句接着上课。村小学搬迁后，听说出租给一户人家办了养鸡场。
现在的村小学和隔壁的中学一样，全是漂亮的楼房，可是大部分房子空着，只有几十个孩子在上学，学生规模远不如从前。不过，比起静宁北部的一些学校，情况似乎要好很多。我曾带着麦芽去静宁北部的一些村庄玩，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和老师一样多，甚至要比老师少，有一个村小学只有一个孩子。学校有乒乓球台，可他一个人不能玩，跷跷板也是崭新的，他只能骑在中间玩。周末放假，他和狗、猫玩。他不情愿和麦芽玩，他爷爷说他是个好孩子，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他红着脸说这个村庄里没有一个同龄人，想打架也没对手。说话间，大门被人推开，进来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说她逮了一只刺猬，送给他玩，他愉快地迎上去了。在我们离开他家时，他一个人还在房台上用一根小棍逗弄刺猬。
我们村庄的孩子得感谢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是它们把大人们拴在这里，他们才得以在这里安心上学。虽然一部分人把孩子不惜千辛万苦送进县城的学校，老人或女人进城陪读，但总有一些孩子得以留下来。
中学的门开着，走进大门，我以为走错了地方，这里的样子与以前大不相同。尘土飞扬的土操场硬化了，有几副绿身子的场外移动篮球架，透明的钢化篮板，却没有一个学生在那里玩;早年的土墙倒是还在，上学迟到了翻过的豁口依然在那儿，看来任何时候，都有迟到的学生;架子房的教室全部拆除建起了两座教学楼，比原来那种砖木结构的架子房气派多了;以前，老师和学生的宿舍在一处偌大的土台上，台面与土台下教室的房顶持平;做饭时，煤油味在土台上空乱窜;每排宿舍前都有晾晒被子的铁丝绳，天气好的时候，上面搭满了花花绿绿的被褥。土台子在学校改建的过程中，被一车一车运出校园，填了大涝坝。新的师生宿舍在这里拔地而起，老师不再睡填树叶的土炕，学生也不再十几个人挤在一床大通铺上。
东墙外栽了一排白杨树，白杨树长得又高又大，甚至有点老态龙钟。那时，一树一树的麻雀把树枝都压弯了，它们好像跟着我们从小学毕业来到了中学，等我们上课了好吃我们掉在地上的馍渣。小黄朝着白杨树吠了几声，稀稀拉拉飞出几只麻雀，不情愿地飞到村小学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去了。
看门人听到小黄的叫声，从一栋教学楼闪出身，背着手慢悠悠地走过来。他约莫六十岁，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大概也是这个年纪成了中学的护校员，除了周末看护校园，他时常钻进教室，修理桌凳。老人任由我们去校园里逛，我发现以前的那几口特大号的水窖也被填埋了，那时贫穷像尘土一样在我们周身铺展开来，我们需要更多的水窖，春夏秋三季老师和学生吃的全是集起来的雨水，冬季把雪铲进水窖，等融化了再撒上生石灰或漂白粉消毒后饮用。遇到干旱集不到雨水，后勤上的人会开着学校的拖拉机去葫芦河附近的机井拉水。现在的学生就不用那么苦了，自来水好些年前就通到了学校。
出校门的时候，我朝白杨树上看了一眼，那几只麻雀还没有回来，麦芽建议看门人，让每个学生在树上做个鸟窝，那时就有更多的麻雀过来生活，老人哈哈笑了起来，惹得我笑得比他还厉害。我不知道是老人惹笑了我，还是笑麦芽说的话，总之，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戏 院
戏院和中学仅两墙之隔，两墙之间是一道窄巷子，荒草萋萋，人的足迹永不踏进这里。
戏院比以前小了不少，舞台是旧的，阳坡乡的名称已经不存在了，但舞台上面凸起的“阳坡人民舞台”大红字被重新涂过漆，阳光斜照在上面，像几朵绽放的大红牡丹。事实上，它仅仅只是我们村子的舞台。
戏院里有三五只野狗，看上去，它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主人而心情不好。它们发出友好的呼叫，但是小黄并没有去认识它们的打算，它对它们的勾引感到索然无味，看得出，它不是一只毫无原则的狗。它们脏兮兮的，它甚至有些瞧不起它们。
对着戏台，建有一座小型庙宇，门虚掩着，门前一片杂草蓬乱邋遢，荒草中间被人踩出一条光秃秃的小路。不过，很快，这里将一片绿意盎然，庙戏也将在这里上演差不多一个礼拜。农历二月，地里的活儿不是很多，人们眼巴巴等着庙戏开演。懂不懂戏没关系，懂戏的毕竟是少数，多是一些凑热闹的人。戏钱是我们村子的人按人头数出的，但戏不是唱给我们一个村庄的，周边村庄的人听到我们这儿唱戏，不花钱有戏看，不去白不去，拖家带口地来。小商小贩们更是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卖冰棍、布料、儿童玩具、制银货的一窝蜂涌来，在戏院的周围胡乱地摆起来，甚至有人还摆到了街道上，吆喝声不断。
一些老人，除了看戏，多半是为了见见老熟人，比如在生产队时期集体劳动过的人，时隔多年，他们的关系依旧很好。平日里，大家都在各自忙着，趁着唱戏，聚在一块，边看戏边聊聊家长里短。我的父亲母亲在之前的好多年里，逢戏必看，前几年虽然腿脚不灵，但他们会央求大哥或二哥用三轮车拉着去，后来我爸病了，直到去世，他们再没有去过戏院。唱戏的那几天，他们会坐在院子里等，风会捎几句唱词从山梁上掼下来。
真是一群有耐心的野狗，摆出一副不把小黄勾引过去誓不罢休的架势。
这让我想起唱夜戏的时候，偌大的戏院里，人群黑压压一片，像葵花籽一样挨挨挤挤，十里八村的男男女女涌进戏院。他们不会坐着板凳，凑近台口认认真真地看戏，而是把踏实看戏的老年人围在中间，老人们在看戏，他们在周围挤来挤去，骚动不安。那些打了发胶梳着分头的年轻小伙子们鬼鬼祟祟，不时偷瞄几眼身边梳着长辫子的年轻女子。胆大的会假装不小心碰一下，要是那年轻女子不是特别反感，后面的事待会儿会顺利进行下去。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子，没有一个因为被调戏而痛苦不堪。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似乎早有准备。他们都在富有激情的年龄，做任何事情不喜欢细水长流。
唱戏的那几天，是整个山梁最热闹的日子，热闹得学校不得不停课，让学生出来放风。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就是在放风的过程中喜欢上秦腔的。起初，他只是喜欢，我们唱歌，他低声唱戏，后来，像着魔一样爱上了秦腔，偷偷跟戏班子跑了，等家里人找到他时，他已经穿上了跑龙套的戏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大人也就随了他，盼着他能在戏班子出人头地。
戏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全乡的小学生会在这里集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我们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戴着红领巾，前一天晚上，我们把红领巾叠得有棱有角，别满回形针。男生吹着哨子打着花花棍，女生手摇五颜六色的花环唱着“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风光”。除了场地节目，还有各个学校精心排练的舞台节目，那么多个六一儿童节，我只上过一次台演过一个节目。演完节目，能在大人手里接过一根老冰棍，心就乐开了花。麦芽听我说老冰棍，馋得直舔嘴唇。
留在村庄的孩子不足以撑起当年六一儿童节的盛大场面，各个学校举办内部简单的庆祝活动。不过，这里的庙戏还会如期开演，只是台下的观众远不如从前，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戏迷们，看了一辈子戏，一点也不觉得厌倦，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耳背眼花，根本不适合出入戏院，他们用声音大、操作简单的唱戏机一类的东西听戏。年轻人不再去农村的这种戏院，对咿咿呀呀的秦腔提不起兴致，他们更热衷于吃着爆米花看电影。戏班子的人也在埋怨这个行当的萧条，但他们对我们这里倒是充满了信心，说这里多亏有苹果树，把一部分中年人留在了农村，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老一辈人的影响，还迷恋着老戏。
这时，有微风吹来，我调整了一下身子，让风尽情地掠过耳际，聆听这美妙的风声，微风扫过汗毛的感觉，让人沉醉。我和麦芽、小黄，都打心底里感念这山梁的春天。那群野狗还在附近纠缠不休，小黄头也不回，果断地跟着我们出了戏院。它的确是一条好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