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关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修建山海关，本意并不是阻挡汉人出关，而是防止北元复辟，阻挡蒙古部落对中原的劫掠和袭扰。毕竟，过了山海关，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及至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大败明四路大军，后金骤然崛起，山海关才重点转为防御女真。大明王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修长城的时间就多达二百六十三年。有人假设，耗费如此大的精力，还不如把大批汉人迁移出关，定居辽东，用人心修筑看不见的长城，大明王朝或许不会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然而，历史不存在假设，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明朝前半叶，蒙古部落频繁劫掠，辽东汉民成天担惊受怕，即使躲在城寨，也难免深受其害。辽西走廊的三个重镇宁远、锦州、北镇，城墙固若金汤，频受蒙古兀哈良部的袭扰与抢掠，便是例证。
彼时，中原汉人刚从蒙古统治中解脱出来，对弯刀战马充满恐惧，关外的苦寒之地没有任何吸引力。更何况历经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全国人口总和，比现在的河北省还少了千余万人，致使土地大片荒芜。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大力奖励农耕，得到休养生息的中原农人，以极大的激情，投入劳作。所以，国库中有了大量闲余的粮食，以至于用糯米浆与白灰相混，砌筑出难以逾越、无法凿穿的万里长城。
试想，中原大地如此丰饶，谁肯去苦寒之地的关外?
明朝后半叶，尤其是明末，气候突变，遇到了小冰河期，黄河以北无霜期急遽变短，就连广州都天降大雪，许多农作物来不及成熟，就遇到了霜冻。此时，全国已近两亿人口，骤减的粮食产量与剧增的人口数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李自成和张献忠能够率众揭竿而起，食不果腹是主要原因。
山海关是地域的分界线，也是气候的分水岭。关外的天气更冷，多半年的时间，埋在冰天雪地中，可供种植的农作物少之又少，就连牧草也无法储备充足，牛羊的饲养量锐减，满洲人的生活更加艰难。除了皇太极时期，征服了朝鲜，获得些稻米的供应，解决了贝勒和贵族们的生计，大多数八旗子弟常年忍饥挨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拿起狩猎弓箭、挥起战斗的刀枪，骑上战马，到长城内去劫掠。不管怎么说，关内还是温暖些，起码地主家还有余粮。
劫掠让关内人不寒而栗，一旦粮食被掠走，意味着全家生存无望。而明初修建的板厂峪等地的石头长城，到了明崇祯年间已有多处破损和坍塌，尤其是义院口，有五处倒塌，总长度为四十余丈。长城已经成了守长城的义乌兵后人的心理依赖，视长城破为国破，多次通过大臣递折子给崇祯帝，均无下文。大量的辽饷，已经让王朝力不从心，国库已空虚得无银可拨。既然朝廷靠不住，民众便自发捐银、捐粮、捐柴，义务出劳工，重启尘封的砖窑，用结实的砖，修补四面漏风的王朝。山海关防线重归铜墙铁壁。
既然以山海关为后盾的关锦宁防线固若金汤，皇太极另辟蹊径，率十万大军悄然出发，以蒙古喀喇沁骑兵为向导，突破明军蓟镇长城防线，从喜峰口直逼北京，包围了明王朝的京都，惊得崇祯帝诏令四方军队勤王，后来还千刀万剐了蓟辽督师袁崇焕。八旗军将京城四周劫掠一空后，倏然退回关外，实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以山海关为轴心的长城防线，如同纸糊。而大明王朝遭此一劫，雪上加霜，危如累卵。
长城是死的，人是活的，尽管大明王朝一直奉行“天子守国门”的国策，然而，国门却频频失守。此前，蒙古部落曾两次兵临北京城下，其中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都被瓦剌部活捉。唯一岿然不动的，只有山海关。哪怕崇祯帝已吊死煤山，山海关防线仍在。
意味深长的是，山海关一直是以军事重镇存在，应该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然而，发生在山海关的战事却屈指可数，从来没被关外击破过，雄伟的关口让所有进攻者望而生畏。无论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一片石，最终引清军入关，还是第二次直奉大战，郭松龄的势如破竹，打山海关只是喊得响，没人选择不惜血本地真正攻击，主战场和突破口无不选择在距此十几公里的九门口。况且，两次尸山血海的九门口大战，都是里应外合改变了战局。没有多尔衮，没有冯玉祥，历史都将改写。
只有平面战争进入到立体战争，山海关的作用才逐渐式微。1933年元旦的榆关战役，日本关东军的精锐第8师团，突袭山海关。山海关再雄伟，也挡不下日军的飞机，老龙头再坚固，也拦不住去秦皇岛港登陆的日本军舰。腹背受敌，求援无望，榆关保卫战，只持续三天，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安德馨营三百壮士无一人临阵怯逃，全部殉国。
山海关虽然失陷，关城却不是被日军正面攻破的，日军没有选择打九门口，而是从海上绕路包抄。
直至1945年9月，驻守山海关的二百多名日军拒绝向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曾克林部投降，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守关日军。这一次虽然是平面战场，却是大势所趋，毕竟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守城日军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而千余名伪军，枪声一响，便四散溃逃。
虽说山海关古城经历战火，但天下第一关的城门洞开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强攻而下。所以，“天下第一关”没有承受多少战火，基本上保持着“原汁原味”。所以，到山海关旅游，能抚摸到大明王朝的“真迹”。
通 关
前文说过榆关战役，或许有人问，明明是山海关争夺战，怎么称为榆关?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山海关修建之前，有座自然形成的关口，叫榆关，只是比现在的偏西一些，在秦皇岛市抚宁区的东北。山海关建成后，人们过关口，依旧约定俗成地称过榆关，榆关只好“移情别恋”，也就成了山海关的别称。
山海关有影响，是明清以后，而其历史却更加久远，我国中古之初的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东巡便来到了榆关。秦始皇东巡有多重要，史书记载得很详尽，没必要重复，但以皇帝的尊号命名的城市，秦皇岛则是全国唯一。由此可见，此地在秦始皇心目中的地位。
当年，秦始皇走出榆关，立于现在辽宁绥中的东戴河，随从们便认为到了天尽头，秦始皇指着海中的两块巨大的礁石，指定那里就是大秦的国门。那时辽西走廊还没有形成，燕山之下，遍地泽国，海陆难分，湖海难辨。面对一片汪洋，秦始皇只能伫此不前。至于是否派徐福由此出发求仙，只是传说，未见史料详细记载和考古发现。
既然始皇帝至此，兴建行宫则是必然，并且还要达到一定的规制。目前在东西长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发掘出三座规模较大的秦行宫遗址群，每座行宫遗址均坐落在临海的山包上，分别为辽宁绥中东戴河的碣石，秦皇岛海港区的东山、北戴河区金山嘴。三处遗址发现的夯土墙、水井、菱形纹空心砖、巨型夔纹、变形夔纹、云纹瓦当等遗迹遗物，基本相同。其中，金山嘴的遗址规格最大，层次最高，应该是核心行宫。
定国之初，在离京城如此遥远的地方大兴土木，绝非偶然。既然是国门，彰显国威，理所应当。但在国门边设立如此多的行宫，有悖于常识，更得不偿失。唯一的解释，在秦始皇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时，燕故地辽西郡为大秦鞭长莫及之地，政权稳固得并不牢固，况且北部仍有匈奴之患。建行宫的目的，不外乎为灭六国之后新的起征点，以行宫为基地，强化大秦在辽西与辽东的军事存在，对匈奴形成钳形包抄之势。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秦始皇的突然去世，烟飞云散，行宫也随着大秦帝国的覆灭寿终正寝。不过，考古发现，行宫是叠加的，在原址上的另一次修建，则在汉武帝时期，这足以证明，秦始皇与汉武帝英雄所见略同。
真正从这里出发，消除辽东割据政权隐患的，则是魏武帝曹操。他是第一位将脚步从榆关踏入辽东的皇帝，尽管他的皇帝谥号是儿子加封的，并不妨碍他是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他不会在此地修建行宫了，因为深入燕山，沿白狼河谷(今大凌河)北征乌桓，大获成功，东北再无隐患，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篇就足够了。
榆关真正筑设关城，在隋开皇三年(583年)，为隋文帝遣将东征高丽的后勤补给基地。后来，才成为东突厥、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人贸易的场所。直至辽金时期，辽国将大批俘获的汉人驱赶至“辽泽泥潦、车马不通、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辽西走廊，开发辽国腹地，从华北平原到东北平原才有了最便捷的通道，榆关通衢的作用更加显著。
其实，榆关抑或后来山海关的存在，大部分时间是以和平的方式呈现，东北的马匹、皮毛、山珍，关内的粮食、丝绸、茶叶，多集中于此，相互贸易。即使到了和北方少数民族矛盾较为激烈的明朝，山海关开辟榷场的时间，远远多于战事。反而有些祸端，往往因为明朝关闭了榷场，才引发出了战事。榷场一开，和平景象再现。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文旅局副局长郭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贴切。每逢夕阳西下，地面上落下长城垛口的影子，黑白分明，极似钢琴的黑白键，弹奏着和平的乐章。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七十年前的《浪淘沙·北戴河》，仿佛写在今天。
如今，山海关不再是关隘，六条铁路和公路，毫不客气地穿过长城，关内关外频繁的交通运输，畅行无阻。“天下第一关”城楼中的通道，成了感慨历史、回忆过去的地方，它的超凡价值只在于文化和旅游了。
山海关关不住历史的脚步，更关不住人流的往来，这里已经成为新的交汇点。晋煤外运，铁矿内流，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京沈高速，等待入关的大货车，常常在高速口排出十几公里，不得不拓成中国最宽的高速公路。看一看秦皇岛港里具有异域风情的小小免税店，就能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牌，浓缩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华。可上九天揽月的有星箭玻璃，从“神舟五号”直到“神舟十七号”，舷窗玻璃全来自于这个小小的民营企业;可下五洋抓鳖的是秦皇岛海底世界，鲸鲨、海龟等千种珍稀海洋生物游荡在这里，随时和小朋友互动。在微观世界里，惠斯安普不抽你一滴血，不碰你一滴体液，仅靠设备检测你的身体，和你在医院的体检结果分毫不差，让人最不知道的是自己，成为过去。
往事越千年，古老的山海关，不知不觉地与世界融为一体。
闯 关
陕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本文只说闯关东吧。闯关东的关，就是如今的山海关，对于大多数东北人来说，山海关是神的存在。
翻开族谱，关于老祖宗的记载，许多人家惊人地相似：清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年间，每逢灾荒之间，先祖在山东老家活不下去了，挑着一副担子，一头坐着儿孙，一头装着锅碗，千里迢迢逃荒至山海关。本想走出关门，谋出一条活路，然而，巍峨的“天下第一关”城楼，逶迤森严的长城，严苛的通关手续，让满身疲倦的先祖顿生绝望。
本来，山海关是防备关外蒙古人、女真人入关的隘口。有清一朝，翻转了用途，反倒成为守住龙兴之地，阻止汉人大规模进入东北的关口。事实上，中国农民喜欢老守田园，但凡能活，不会背井离乡。在他们的口口相传中，东北土地肥沃，“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其实，这么说东北，并非夸张。清初，满洲大地二百万人口，多半八旗“从龙入关”，加上前期吴三桂携十余万关外军民入关，东北差不多是沃野千里无人烟了。
饥肠辘辘的人们，听到有如此丰饶的地方，还是动心了。虽说东北天寒地冻，传闻中小男孩撒出的一泡尿都能冰成一条线，他们还是咬咬牙，宁肯冻掉下巴，也不能饿死。于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条扁担挑出全家，洒泪告别乡里，踏上了一条不回头的路。
千里迢迢，一路讨饭，奔向东北。然而，活下去的路被山海关挡住了，唯一希望，越过长城，到黑土地上拓荒。渴望生存，是人的本能。就像挡不住清军入关，山海关同样挡不住出关的人潮。汹涌而至的逃荒人，寻找着长城看守的薄弱点，在夜深人静时，相互为梯，前赴后继，托儿拽女，甚至迎着守关士兵的箭矢与棍棒，奋不顾身地翻越过长城。
当晨光跳出辽东湾的大海，映照在关外广袤的原野，劫后余生的人们放下担子，回望已经模糊的山海关城楼，失声痛哭。一则庆幸没有亡命长城，也没有妻离子散，全家人闯过了生死之关;二则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关内是永恒的家，永远的根，关外是流离失所，浴“冰”重生。
山东、河南等地的人去关外，大抵是九死一生，即便如此，为了生存，依旧奋不顾身，所以才赋予了个“闯”字，而不是“走西口”的走。直到晚清及民国，“闯关东”才赋予了新的含义，闯出一个新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东北近一亿人口中，一多半是“闯关东”人的后裔，而山东人占绝大部分。
敢闯是东北人的性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不会有第二次故土难离，所以，即便是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也能成为东北人的第二故乡。事实上，三亚的东北人，多半是候鸟一族，而悄悄定居下来的东北人，比例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山海关。他们来到先祖用命闯过的地方，落叶归根般，再也不肯迁徙了。所以，到山海关，找不到河北的口音，说的全是东北话。
东北人喜欢周末到河北，不仅仅是看山海雄关、爬角山长城、走老龙头海岸、谒鸽子窝奇石，更重要的是到山海关、北戴河走亲戚。
山海雄关 角山长城 老龙头海岸 谒鸽子窝奇石 山海关 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