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纷扰的世界，每天都有血腥杀戮的新闻报道传入我们的耳目。个别的杀戮被叫做犯罪，集团间的拼杀则被叫做战争。政治家们一边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来惩戒犯罪，另一边又运用法律去要求大批人走上战场，斩杀被他们宣布为敌人的人们。
聪明的政治家既会利用战争，又会创造和平。当然，政治家不是都聪明;即使他们聪明，也未必总能驾驭局势，所以，这个世界总有愚蠢的战争和脆弱的和平。
理解战争不易，以至于罗伯特·罗素专门写了一本书《人类为什么战斗》。关于战争根源分析，只有读他的书如醍醐灌顶，产生理性对话的快感。
罗素说，在表面上，战争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们难以察觉到战争的奇怪之处。对于具有好战本能的人来说，打仗确实是自然而然、合乎理性的事。但对于不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来说，战争的奇怪之处则与它的平常之处同时存在。一个法国艺术家原本对战争麻木不敏，突然间他却奉命向德国人开枪。朋友们确定无疑地告诉他：那些德国人是劣等民族。同样地，一个德国的音乐家可能有类似的遭遇。于是，他们两人只好互相开枪，否则，他们就会被自己的同胞杀死。失去音乐家，法国人高兴;失去艺术家，德国人高兴。可是没有人想到，不管杀死谁都一样，都使文明蒙受损失。罗素说，“这是发神经病的政治”。
罗素没有止于对战争的简单诅咒，他对战争的根源有很深入的分析。部族情感、宗教情感以及共同体对安全的需要，都会由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加以强化，在人们心中塑造出一个非予以消灭的敌人来。部族情感会演化为爱国主义意识，它唤起人们最优秀的品质，不惜为民族利益而付出牺牲。
如果战争根源之一是部族感情、共同体利益(有时候是政治家的利益)，那么，文明进步的标志就是部族边界的消融和政治家的克制。但这个过程太过漫长了。
据考古学家说，当今世界的所有人，大概是一个非洲原始人部落的后裔，这个部落也就包含了区区几十个原始人。也许非洲这个地方曾经跑出来过很多个原始人部落，但只有其中一个部落的后裔在这个世界上繁衍生息，形成当今的人类群体。这个群体尽管有共同的祖先，但祖先的子孙们却异常不安分，相互纷争不息。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战争史。这让人着实感到悲伤。
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们为了生活得好一些，不断地分化出小股队伍，去开发新的处女地。在新石器时代到来前的几百万年里，每一伙人一旦获得一块相对丰饶的土地，便发育为大的共同体，形成部族。部族间缺乏交流，彼此就生出差异来，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特别是寒冷地区的人为了御寒，在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下，人们有了长鼻子、深眼睛、白皮肤的特征，其他地带的人也有了其他种种适应环境的相貌特征。加上语言的差异，人们就生出隔膜来了。普遍的隔膜容易幻化为普遍的敌意。
部族为生存而产生共同利益，部族间难免因利益发生冲突。部族里有风险偏好的人容易被推举为领袖，而部众对领袖的回报，便是对领袖的拥戴乃至神化。领袖巩固自己地位的办法之一，是放大部族的生存风险，把幻想的敌人变为现实，把现实的敌人变为恶魔。专制的舆论和激进的宗教领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手。
部族向国家转变，直到民族国家形成，国家的边界才相对固定下来。消融国家边界的力量来自贸易和分工。贸易消除隔膜，分工促成依赖，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和人口之间平衡的可能，于是，和平曙光亮起。
世界和平不是乌托邦。现在，欧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了，这不仅在法律上，在欧盟人民的心里也是如此。记得曾经和一个英国农场主聊天，话中他说起政府给他的农场补贴了多少多少钱，经仔细询问，原来他说的“政府”就是欧盟总部。连对欧盟离心倾向很强的英国，其国民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大陆国民了。这在1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我们能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么?我看美国和欧盟都是超民族国家。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统一的市场造就了这种新的国家形态。这还是证明了分工和贸易是消除部族敌意、塑造部族和平的酵素。
在多民族国家，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努力发育和平力量，尽量消除国内民族之间的隔膜，在各民族间实行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政策。原苏联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它们的革命政权建立以后，竟然在内部长期维持很多共和国并存的格局，还以为那是一种进步。欧洲这块地方在同一历史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反的政治变迁案例：一个是欧盟，它使多个民族实现了联合;另一个是原苏联，它使本来联合起来的多个民族分道扬镳。这种差异的发生当然有经济基础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政治家对历史的担当能力的差异，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在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祈祷、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