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5·4”，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晚上一躺下，脑袋就过“电影”，反复回放1960年那个青年节的愧赧的记忆。
那年，我在县城中学读初一。那年头，一天到晚，一夜到亮，一年到头，闹心伤神的全都是一个“饿”字。“饿”，梦魇鬼魔一般地折磨着摧残着戕害着吞噬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日前看了革命元老李锐先生的文章方知，1959至1961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全国活活饿死3755万人。
第49个“5·4”纪念日，就是在这种饿魔肆虐的社会大恐怖中降临的，况且时值“青黄不接”，古来就有“椿树一冒纂(发芽)，穷人饿翻眼”的民谚。这一天，全校24个班级的《5·4专刊》的内容都是“批判吃不饱饭的反动谎言”，其中最富“杀气”的是高二(2)班的专栏，批判该班学生汤某的作文《我真的很饿》——看看睁眼说瞎者的反动嘴脸!该学生被以思想反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开除学籍。
下午分班活动，被誉为“小铁嘴”的班级团支部书记作“大好形势”的思想教育，批判“吃不饱饭的谎言”。末了，他铿锵断言：“我相信，在我们的班级里，‘吃不饱饭的谎言’绝对没有市场!”并且威吓地吆喝道，“肚里饿的举手!”出乎他之所料，还真的有一个同学举起了手。那个同学当即被铁嘴支书拽上讲台接受辩论。辩论者，批判声讨也。面对大家的上纲上线的唇枪舌剑，那个同学号啕大哭道：“黄豆粒粒黄，人心不一样哇!你们平时都叫唤饿，怎么今天肚子都饱了?!”当时城里人每月口粮24斤，中学生每月30斤，在缺乏其他副食品和任何营养品补给、鱼肉禽蛋食油极其稀缺难得一见的情况下，一天一斤口粮对于正需吃壮饭的青年学生来说根本“无济于饱”。农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一天2两救济粮稀汤都喝不匀，“鸡猫狗种全吃绝，野菜树皮啃精光”是普遍情况，农村的学生则常常带些杂七杂八的野菜应付，饥饿熬煎的程度可想而知。
下了两节晚自习课已是晚上8点半，铁嘴支书叫我与他一块回家。我们俩住在一个机关大院，在一个机关食堂吃饭。到了铁嘴支书家(他爸是机关领导，住单人宿舍，也吃食堂，屋里除了床铺，没有任何炊具和生活用具)，他说他爸出差了，让我在他家睡觉。过了一会，他问我肚子饿不饿。我想到下午辩论的场景，犹豫地瞅着他，不敢吭声。他笑了：“说实话，肚里饿不饿?”我见了他脸上的笑意便大了胆，就捂着胸口说：“实在太饿了!”
于是铁嘴支书说：“去食堂偷馒头吃吧。”我说食堂门锁上了，怎么进得了。他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已经把窗户的插销拔开了。我们俩来到食堂的窗户前，他轻轻地推开窗扇，叫我爬进去。我个子矮上不去，他连搓加抱把我送了进去。那时候粮食供应是粗细搭配，多数是玉米面、高粱面和山芋干面，少数是大米、白面细粮。我在笼里摸了好大一会才摸到四个白面馒头，漆黑一片，全凭感觉，白面馒头细柔。支书接过馒头先跑了。我好不容易才从里面爬出来。待到我回到他家时，四个馒头已经被他吃了三个。那馒头是三大两一个，看来他也是饿极了。他把剩下的那个馒头递给我：“你个子小，吃一个差不多了。”
回忆起这桩丑事，有一种锥心裂肺般的痛楚和悲哀。并不是因为做了小偷而感到羞耻，2600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伟大政治家管仲就说过“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饥饿难耐无助、求生欲的驱使下，偷一点充饥的食物，又有什么耻辱可言呢?有部影片名叫《天下无贼》，不过，到了无可奈何、食不果腹、生命无以为继的时候，“天下皆贼”就会成为常理。
而让我伤悲和抱恨终生的是，我和我的同代的人，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开始了有组织地强制性地“说假话”教育，服从组织意图说假话者，平安无事;悖逆组织意志讲真话者，即成为“另类”，甚至招致打击惩罚。这种邪恶的强制性教育一直大张旗鼓地延续到改革开放，而且在10年“文革”浩劫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不说假话做不成人”、“不说假话办不成事”成了中国特色的普世观念，诚实守信的传统被破坏殆尽。近年来，尽管方方面面都在努力倡导“以诚实守信为荣”，但其收效并不理想，看来要真正营造好社会诚信的氛围，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长的时日。任何美好的东西，总是破坏容易恢复难，精神道德层面上的尤为如此。
回忆一下青年节做贼的经历，也是对“5·4”90周年的一种纪念方式。这种纪念，是我个人的忏悔，也应该是社会的忏悔。五四运动的意义的精髓在于思想解放，唯有不断地忏悔和总结，才能不断地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新的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