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不录取重庆造假状元，均属天经地义。不料叫屈的纷至沓来：“下手太狠了”，“人家还是孩子哟!”——看了几处跟帖，“同情面”竟有两三成乃至更多的。
群情激动，只是是非自有公论，不取决于某一场合之人气也。好些朋友无非是喜爱“抬杠”，你说东他偏说西，盖舍此则难以众目睽睽。这颇有点无聊，且按下不表。可对于那些恻隐不已、为状元郎落榜“肠一日而九回”的朋友，却亟须来个推心置腹，“具道所以”。
“还是孩子”，理应关照，却忌过度。须知自古到今，考生总是年轻人居多，听任“年轻”成为治外法权之日，必是考场大乱之时。诚然，“上帝原谅年轻人犯错误”，不过错误毕竟仍是错误，有质的规定性存焉。奖功必惩过——虽然惩罚的方式可以有讲究。25年前上海市长宁区法院率先开设少年法庭，后来我曾参与报道，少年庭确有特殊性，但是既为法庭，岂少得了处罚?
说撤销录取资格“下手太狠”，纯属外行话。相反，现在对高考舞弊的处罚，无论对考生抑或官员，依我之见，都是失之于轻。由于《考试法》改了几年迟迟未出台，所以时下对作弊者往往按“违规”处理。以纪代刑，力度明显不足，奈何某些朋友还要嚷嚷“太狠”乎。
近见李天扬《想起鲁迅的祖父》一文，言及清代科场惩弊之严，是确实的。尤其对于掺杂着公权力的舞弊案件，照例老的小的兜底翻，砍头充军皆寻常。康熙说过，只是“士子偶有夹带倩代者”，犹可从轻发落;一旦考官串通作弊，则断不可宥。即使到了1893年，“大清”距分崩离析已不远，翰林院候补官员周福清(鲁迅的祖父)用万两银票替六名考生行贿说情，事情败露后老人家仍判“斩监候”。后经一再送礼请托，才免一死，但也尝够七年铁窗风味。——不比不知道，今日对身居招办主任要职的何氏一门，惩罚何其轻，还叫什么屈?
又有拿何川洋“成绩好、分数高”说事的，结论是“爱好读书，何必干涉”。如果真的是关门在家读书，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谁来干涉?私权领地，政府“无为而治”。可是换个场合，欲让孩子上大学读书，粥少僧多，事情遂变——世界各国，轮到淘汰性质的社会招考，公权无不干涉，政府务必作为。不处罚个别违规者，等于容忍侵犯多数守规者。
理由种种，九九归一，本质是罔顾社会公平，是一个“法外施恩”思维。规章法纪当前，理宜一体遵行，可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是偏爱者就不妨特殊化。曾几何时，什么“外商交通违章免罚”、“缴税大户享受环保免检”、“新办企业延缓执行新工时制”，凸显见利忘法，是官员型的。如今又见粉丝型的了，“年龄小”、“读书好”都成了造假状元免罚的遁词。
此也特殊彼也例外，东打折扣西走样，法律的至上性安在?美国早期思想家潘恩说：“在专制国家，国王就是法律;在自由国家，法律就是国王。”深层含义即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须知一项法纪在制订的权力层面才谈得上“修改”，君不见某些国家的宪法附录着恁多的“修正条款”。但是到执行层面上，谁允许你“改”了?丁是丁、卯是卯，分毫不爽去遵守就是了。
守法会成为习惯，违法也会成为习惯。还不快快摒弃“法外施恩”的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