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名叫胡康民的党史工作者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洋洋二万余言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以下简称《狱中报告》)，这份档案详尽披露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经过，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
对今天已步入中老年的人来说，大凡一提起渣滓洞、白公馆，十之八九会联想到长篇小说《红岩》，进而联想到小说里面让人肃然起敬的先烈许云峰、江姐、成岗等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当然也忘不了那个让人唾弃的叛徒甫志高。而《狱中报告》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红岩》作者之一，当年曾经被捕入狱的罗广斌。1949年12月重庆天亮前夕，从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罗广斌，将在狱中陆续记录下来的文字整理后，写成这份《狱中报告》交给了党组织。罗广斌自述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内容涉及：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等，胡康民认为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当属“狱中意见”。他见到这份《狱中报告》时，罗广斌已在“文革”中坠楼身亡，此时据罗广斌将《狱中报告》交给党组织已有二三十年(见《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侯健美《烈火中永生》)。让人费解的是，何以当时就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呢?尽管当时相关的研究机构刚刚成立，档案管理尚未完善起来，但这总不能算是理由。
党史工作者胡康民读到这份《狱中报告》，尤其是读了罗广斌将狱中难友(也是后来的烈士们)生前对党组织的强烈要求、真诚希望写成的八条意见后，深感震撼，他随即据之总结成烈士们的八条嘱托，其第一条就是：“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这条嘱托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寓意深焉!
原来历史的真实原比小说描述的要严峻得多。可以说，人们多是受小说《红岩》的影响，从而将许云峰、江姐等人的被捕直至牺牲，以及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的罪魁祸首认定是“位卑言轻”的叛变者甫志高。而历史的真实是，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固然缘于出了少数几个叛徒，但问题是，这几个叛徒并非一般党员干部，恰恰是位居要职的领导——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身为市委书记的刘国定叛变后，不仅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等人，也出卖了时年24岁的年轻党员罗广斌，导致后者被捕入狱。正是这些身居要职的高层领导的叛变，引起了被捕入狱同志的深刻反思。上述“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就是他们反思后得出的共识。
在读先烈们生前留下的其他反思内容时，有一段话一下子攫住了我的目光：“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促使他们将自己的意见告诉罗广斌，最后由罗广斌在《狱中报告》中将此整理成八条意见(即胡康民总结的八条嘱托)。这样的意见，让人读罢陡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身居要职的刘国定、冉益智就是或在经济问题上，或在私生活上出现状况的领导干部。而反观当下，不也有许多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纷纷落马，在思想上、组织上、行为上成为背叛自己入党誓言的“叛徒”吗?先烈们的那条“意见”，难道不是一记当头棒喝吗?
不过，我的疑窦也由此产生：罗广斌在创作小说《红岩》时，为何将明明是担任要职的市委领导堕落成为叛徒、给党的事业造成毁灭性的大破坏(其实罗广斌本人也深受其害，甚至险些牺牲)这一点绕开，而换了一个“位卑言轻”的角色——甫志高?这一“避重就轻”的下笔，究竟是出于他本人的考虑，抑或有其他原因，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这一点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狱中报告”郑重揭示出，将党组织和同志们出卖给敌人的，正是本应引领他们进行革命的身居要职的领导!由此可见，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何搞好自身建设，早在战争年代即已引起先烈们生前的高度重视，并发出警示，敲响警钟了。
“《红岩》档案解密展”已于去年底在重庆开幕，展品中就有出自罗广斌手笔的《狱中报告》原件。这份档案在今天展示在世人面前，除了能够唤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应该更能让我们从中聆听到先烈们带血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