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楚姜从北京回西安，我请她餐叙，并约了多位友人，有作家、学者、书家、记者。次日收到楚姜短信：“被您每次邀请来的人，总是各具风采。这回印象最深的，是初次见面的周老师，一言以点赞：真有好格局!”楚姜是才女，也是素心人，和我的交流，从来没有虚套。
这是11年前的事。“周老师”就是周燕芬。那一阵儿，西北大学中文系1981级正在筹备入学30年班庆活动，议定的“项目”之一，是编辑一本图文并茂的《八一集》，我自告奋勇将为每位同窗题诗一首。楚姜的“格局”说，令我心头一亮，此词遂成了题周燕芬那首的“诗眼”。兹录拙句：“格局天生是大家，玉如才德两无瑕。榆溪光武矜妻运，何羡南阳阴丽华?”后二句虽出以戏谑，却也“虚中有实”：周燕芬夫妇皆籍出榆林，其夫君姓贺名光武，早我们四年就读西大化工系，是我们广义的师兄。阴丽华乃东汉刘秀的夫人，容止娴雅，心胸开阔，为中国古代著名贤后。青年刘秀的“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之语，流传既广且久。
拙诗累年涉及周燕芬的还有几首，多与格局有关，为免夹带私货之讥，这里不能再引了。我想说的是，“真有好格局”这句话，固可以用来嘉赞很多人，但用给周燕芬尤其“合身”。格局本是古代棋盘术语，后来被用到更多语境下。谓一个人有好格局，当然是指其视域宽阔、襟怀善美、气度从容等人格要素相加的“总分”很高。而对于“格局天生是大家”，就不宜做村学究式的呆看了。我这样措句，只是为了特别强调，周燕芬的好格局，在她很年青的时候，就往往表现了出来，而推究“慧源”，焉能没有“基因”之赐?但若有读者一定和我较真“其来有自”，我便不能不说她的格局之好，主要还是后天养就的——无论“德养”“学养”还是“文养”。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辈”在青葱岁月里如饥似渴汲取知识和思想的多方面收获，西北大学读硕、华中师大读博前后六年的严格学术训练，其后至今的精心育才、潜心治学与多方交游等，都是她的好格局的所由成。
1981年9月，周燕芬和我成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同窗。近三十年，又在同一院系从教，且是楼上楼下的近邻，过从不可谓不多。每个人来到世间，都面对着先在的时空，对大多数人而言，其后的漫长生涯，是一个不断克服、超越局限性的过程。当还是“外省青年”的时候，我的孤陋寡闻和浅薄、狭促，周燕芬未必没有，但在“西漂长安”而后的岁月里，她的“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速率”，确实令我自愧弗如。尤其近十多年间，看到“燕堂”精神气象的“扩容”与“升级”，我即为之由衷的欢忭，亦不免心生些许嫉羡。品读这本《燕语集》，让我再次感受如斯。顺便说几句不算题外的话，我比她早十年出过散文自选集，而今倘许重新取舍，我会删去若干篇什。文章良莠另当别论，出书严于律己，我应当和她一样做好。
现在说说《燕语集》的格局及其他。收入这本书里的文章，大多写成于近十年间，也就是作者“知天命”前后的时段里。在《后记》中，周燕芬真切地交待了诸作的缘起，其中一段话令我读来格外心有戚戚：“我在十年前开始有所觉醒并努力开始重磨自己的笔墨，试图在所有自己下笔的文字中能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印记，即便是偏于史料考据或学理论证的专业论文，有无写作者的生命体验渗入其中，能否显示出研究者的思想格局和精神面相，乃至营造出有感觉有体温的行文风格，都成了我向往和追求的著述理想。于是，写随笔杂感的兴趣渐渐浓厚起来，杂七杂八的文章或者付诸报刊，或者贴在博客里自娱自乐，虽然写论文的正业须臾不敢荒废，甚至所谓的随感性文字也不时地会露出论文体的马脚，但付出努力的这十年，我还是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写作的满足和快乐。”我之所以强烈共情，是因为无论作为读书人、教书人还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就中岁以后“心路”与“笔路”的调适而言，周燕芬的知与行，也就是我的知与行，稍有不同的仅仅是，我在写白话文之外，还偶尔作文言文。
为什么我们这样以“学者”作为第一社会角色的人，在疲于应付压力山大的教学、科研以及其他事体的望秋之年，还热衷于写作散文随笔之类?我想主要原因，约在二端：一是来自经历和阅历的种种精神生命体验，固然可以通过学术文字直接或间接呈现，但由于书写“规范”太多，呈现的充沛度、鲜活性往往是不够的。换言之，学者对于世界的“有话要说”，不仅有赖于知性文本，还有赖于感性文本以及两者兼具的文本。二是基于对于学界一种优良传统的心仪行效，这便是研究与创作的并重，既见诸历代士林，更见诸现当代学府。周燕芬的导师赵俊贤、黄曼君、陈思和，都既是知名学者，学术著述丰硕，又无一例外兼事文学创作，各有不少作品发表和结集出版。他们的性灵文字，对弟子的触动和激发是不言而喻的。我清楚地记得，赵俊贤教授晚年创作完毕一部长篇小说后，吩咐我们先读稿本，“直言看法”。面对恩师30多万字的新作，我们既感到十分意外，又顿生见“贤”思齐之想，期望重圆少年的“作家梦”。我读《燕语集》，不时会不禁地“链接”赵俊贤教授《学府流年》、陈思和教授《黑水斋漫笔》等随笔集和黄曼君教授诗歌的思致和才藻，并进而联想到“导师的导师”贾植芳先生那一辈大家的文字风华。
《燕语集》里的文章，编排为“读懂至亲”“学路遥迢”“高山仰止”“触摸文心”四辑，分别选自作者的博客、书序书评、文艺短论、学术研究“副产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的一批作品，公播于博客，时在2008年前后。那一阵，受染于网络时代到来的“流行风”，我们几个老同学都看重了博客这种新颖的交流方式，相约“开博”并互相督促“不要让新园子荒了”。自从读到《父亲的宝剑》和《家有九妹》之后，我就刮目相看了学者周燕芬，认定她是一位可以写出精美散文的女作家。在她的笔下，不是出于“觉悟”而是因为“小时候不想受苦”而参加革命队伍的父亲，“当官”后“从来与世无争”的父亲，晚年“回转到自己农民本色”的父亲，“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勇于妥协、善于妥协”的父亲，一语惊四座“要是能看到收复台湾就好了”的父亲，合成了一位立体的、跃然纸上的“具体人”，让我一“睹”不忘。而“性情像极了母亲，一样的健朗阳光、真诚直白，一样的肆意任性、说一不二”，“大胆而时髦、坦荡而骄傲”，时而如史湘云、时而似尤三姐的“七零后的九妹”，更被她摹现得风神摇曳、惟妙惟肖。在激赏作者写人散文生动表现力的同时，我也感动于作者的“亲情延伸”——她心目中的“至亲”不惟家人和亲戚，还有导师、弟子、同学等。读《永远的导师》《师徒速写》《少杰这孩子》《三十年一壶好酒》等，我每每为之动容。在作者的生命历程中，各秉其情其性的人们、悲欣命运变奏的人们，构成了一个温馨美好的伦情圈，作者的书写格局，既深切见情，又宽厚见义。
如果说收入“读懂至亲”一辑中的文章大多为感性文本，读者从中主要看到的是人物形神的各具风采和作者文笔的情致盎然，那么在其后三辑里，读者更多感知到的是作者知人论世、知人论文格局的宽度、深度和高度。其中关于“读书故事”的一组随笔，皆为应约而作，我知道成文缘起。当时我也写过几篇，收在拙集中。周燕芬学识积累过我，态度认真又过我，自然就比我写得既有看头又有嚼头。《相约鲁迅》的回忆，把我带到了少年和青春时代，但最获我心的是一段“中年心得”：“通读《鲁迅全集》的愿望压在心底很久了，我希望这次阅读不再是被动的，不再迫于‘学术功利’的压力，也尽可能抛开‘学术成果’的干扰。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出发去重新接近鲁迅和认识鲁迅，就像我们以前未曾谋面，期待能发生‘一见倾心’的感觉。我希望我是一个普通读者，在自由的纯粹的阅读中触摸鲁迅的文字，从鲁迅那里获取个人化的心灵滋养和精神力量。”可以说，作者与鲁迅的“中年相约”，与我作为古典文学研习者之于司马迁、杜甫的“秋岁重会”相庶几。当初读文至此，我眼前重影着一个留着两条长辫、双脸稚气未脱、同我一起在教室里聆听张华教授《鲁迅思想研究》课的大三女生周燕芬和一个姿态从容、心神定静的大学教授周燕芬。没有多年的生活历练和精神淬炼，是不大可能写出这段“心语”的。《文学女生与〈安娜·卡列尼娜〉》《在诗的季节里想起普希金》等，有着同样的气象和品位。
《燕语集》中最可称情怀与识见并著的文章，我以为当推“高山仰止”一辑对于胡风、梅志、绿原、贾植芳、牛汉、胡征等现当代文坛前辈的追述和论议之作，它们是周燕芬用深情之笔雕刻的一组“坚挺的背影”。诸文之成，多出于访谈。在这些世纪老人的迟暮之年，作者克服多重困难，走近他们的书房、病房，与他们深入交流，不只出于治学的资料抢救意识，也不只是为了还原、澄清若干历史现场，更是为了致敬、传承、执守文学的人间正道，否则她就不会发出深沉的嗟叹和凝重的自问：“时间正在愈来愈远地拉开我们和那段历史的距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审视的距离。历史曾经那样离奇那样荒诞地捉弄了我们，以悲剧和灾难为代价，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了清醒地审视历史的眼光，和理性地读解历史的能力了呢?”(《历史的背影，沉重的思绪》)经由作者的书写，这些饱经沧桑、命途多舛的新文学先驱们，从文学史、教科书、资料库里走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不仅仰视其倔强身姿，更近距离地看到他们复杂的“心电图”。合而观之，这组随笔又贯穿着同一的“恒道”，那便是万古不息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从《“平庸”的力量》到《一个高大身影的倒下》等，无不旨归于此，亦无不具有“沉甸甸的分量”(陈思和评语)，因而“读之可感心灵的洁净和人性的庄严”(贾平凹评语)。
收入《燕语集》的近20篇文艺评论，涉及陈忠实、莫言、杨争光、马治权、薛保勤、仵埂、李浩、朱鸿、穆涛、鹤坪、海波、张艳茜、李道新、胡坪、马河声等活跃于当代文坛、诗坛、书坛、学界、批评界的俊彦之士的道德文章。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很熟悉或比较熟悉。实话实说，多年以来，愈是面对熟人的新作，我愈不敢贸然置评，因为敷衍一篇套路化的“读后感”之类并不难，写出作者看了心服、行家读了“认卯”的评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作为新世纪文学界、艺术界既“在场”又“旁观”的高校学者，周燕芬对于评说对象的量长较短，建立在宏阔的文化坐标之上;而作为有着经年创作甘苦体验的女性作家，其言说又往往具有别样的“辨眼”和“心灯”。要而言之，以富于智性和诗性的才力感受和读解其人与其作，平和持论中每见剀切，温润行文中里隐含棱角，成为了这组文章的格局共性，如评说杨争光的“人”与“文”，由“从文学思想的含金量而言，杨争光是对得起他所处的文学时代的”的定位延宕开去，层层揭橥“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意象，内含了极深沉的思想负担……终归不给你轻松和舒服”的质地与“鲁迅传统”的多维关系，进而定格近年的杨争光：“他是注定不会做‘无用型’文学的一类作家，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面对着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现实真问题……耳顺之年后，他自己已然变成了发光体，照自己也照别人。”(《杨争光的“光”》)我也是常常“沾光”之人，却惭愧未能做出如此文一般精确的“光谱”分析。又如评介仵埂《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一书时，在充分肯定、细致分析著者的长文和短论“写得开阔恣肆而又有思辨力量”“怀抱责无旁贷的批评使命，鲜明地昭示着自己的文化立场”等的难能可贵之后，又以“瞭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的态度，既直率又婉约地收篇：“批评家也是现实中人，参与当下文学活动时可能难免世俗人情的牵扰，且评论对象的艺术水准也难保都令人满意，所以，评论集中文章的参差不齐也就无可厚非了。”(《批评家自我心灵的敞开》)
在《燕语集》后记中，周燕芬写道：“期待有一天，我的文章真的能长出自己的灵魂模样，是那种丰富和宽阔的、干净和美好的东西。”我要说，她的期待其实已经提前实现了，而更大的灵魂格局，必将在兹后的文字里，越来越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当然，我还有一个苛望：如果有一天，读友拿来隐去作者姓名的新作给我看，我能阅读一段就脱口而出“这是周老师的文章”，那就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