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已经输入电脑之后，我突然接到从东北打来的电话，我从深圳紧急飞到长春，到今天已经有十几天了，我一个字也没写，眼看着交稿的日子很快就到，还有几万字没有动笔。我的爸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意识已经混乱。我的每件衣服上都浸透着消毒水的气味。我整天都在医院里，完全无力地守着他，他对着他以外的空间不断地说着话，它们全是真实，只有标点是由我加上去的：
有好人吗?
我早知道是一场空。
全是假的。
神医治神病。
我的傻姑娘呢?
为什么要下这个毒手呢?让人受这种痛苦!
吃饭最卑鄙!
给我眼镜，我看看世界。
我知道，他们商量了，要陷害一个人!
我是一个地工。快给我武装带!
他所面对的空间太大了，大得连个边缘也没有，连一丝回声都没有。它拒不回答。每天二十四小时，我都带着医院味。我就是一个无手无脚无办法的废人，眼看着爸爸的生命吊在最危高的秋千上，被不存在的手完全不负责任地任意悠荡，抛到哪里算哪里。
我爸爸向着广大的空间要他的眼镜。我给他擦那两块厚镜片，挂到脸上。他在镜片后面问离他最近的陌生的人形，这陌生的人形就是我。
他说：“这位医生态度好。”
我只有点头,借机会喂他几滴水。我在他的床前几次被认作医生。
他又问：“这位医生贵姓?我的孩子怎么不是学医的呢?”
他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用大眼睛盯着我看。
人最后都是要离开的，就像枣，青过，红过，最后无声无息地跌落在有色的沙土上。但是，有哪一个人在他落入沙土的时候，能是心平气和的呢?人人到了这世上，人人带着不平离开。
他的指尖是肿的，凉的，袖子上是凝血。这世界，到底有没有能力生养滋润抚育安顿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它胜不胜任?它配不配?
晚上，我爸爸问我：“王小妮的书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要看看。我姑娘是写书的。我知道，有人要通过这本书整她!”
他的眼睛在这之后，露出几秒钟的恐慌。
在十几天之前，他完全清醒的时候，可能正等待我在三月底预计出版的一本书。我不相信如果那本书如期拿在他的手上，是否会延缓他的病情突变?但是，我在现在，明明确确地知道，一套再宏大的个人作品全集摆放在病床边上，也绝拯救不了这作家的父亲，它还不如一支“杜冷丁”。他的生命，正挥舞在另外一只手里。对于那手，书只是一堆废纸。
我无能为力，那么为什么还要铺平了纸来写这些字呢?
那些青枣和红枣在树上风溜溜垂挂的时候，心里装满了幻想。有一个叫大卫的魔术师，从小就梦想着能飞翔。他用了七年的时间练习，筹划着一场能够飞翔的演出。我看见，他没有借助任何器械，在充满了类似聚脂的白云朵的舞台上空自由地飞。这个大卫，他如果活到了六十八岁的年龄，还能玩这种把戏吗?
生命挡着幻想，使幻想最终无窗无门无路。生命就那么粗蛮地横着，它是一件最无情又最充满欺骗性的死物。
我没有能把我的新书交到我爸爸的手上，哪怕那所谓的书，那刀切出来的、整齐的纸，能摩挲过他已经松如白床单的皮肤。我永远是晚到的。现在，他已经不能思想，不能移动自己的肢体，就像我在那篇“木匠致铁匠”的文章中写过的，我再一次对写作这事情发生了巨大的怀疑!
一九七七年底，曾经有人用力劝我去报考医科大学，但是我当时多么喜欢中文系，就像那个大卫，他多么幻想着飞。关于学医还是学文，是个陈旧无解的问题。鲁迅早已经遭遇到了，学医还是学文，究竟哪一种选择最终能够救人?文章，真能锋利过手术刀吗?
我坐在医院里，没有一个地方坐起来是舒展的。我看见窗外北方的树正从灰色变成了绿色，只用了大约四天的时间。小桃红树上的粉白花瓣被春天的风吹得遍地翻卷。
生的结局，就是死。
在这所日本人侵占东北的时候叫作“陆军医院”的阴森大房子里，我守着我爸爸。手上方便的时候，把他讲的话偷偷在一张小纸片上记，或者写在手心上。他不断地说，更多的话都因我忙着忘了。我想，如果谁能把垂危者的语言都记录下来，它可能是一本最好最真实的生命箴言录。
我能把什么交到我爸爸的手上呢?他已经抖得像一只陀螺。我不是一个善于叙事的人。我偶然在最近两年中写了些散漫的文章，它们离我想象中的好文章，还有距离;同时，我不断地做着回到诗里面去的准备。
写诗的感觉，就是飞的感觉。诗能帮助人离开地面，到另外的一层空间去。写散文和随笔，使我感到很沉，我不太喜欢拖着它，它很少透出空隙和间离给我。而诗能引发出很多迷光，穿透它，把捉摸不清的亮儿，带过来，把新鲜的空流带进来。
“诗人”是个广泛意义上的词。比如现在，我离诗人多么遥远。我更关心输液架上的那只塑料方瓶子。同样，诗人不只属于写出分行的好词好句的人。诗人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品行。假设这个世上人人都是诗人，也许会呈现消失了的安详。可惜这世上的人种太芜杂太混乱。
现在，我的头脑比茅草丛还慌张，可能将来我会专门为我爸爸写点什么。这个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充满内心矛盾和误会和倔犟不阿的一生，有人去写和没人去写，谁会在意呢?人们看了，也顶多叹一口气，耗费时间一秒钟。
在我心慌意乱地拿着回长春机票的时候，我的儿子抓着我的手劝我：“没事儿的，会没事儿的。”可是，我问他：“一个人一旦没了爸爸，就再也不会有了!”
这事儿怎么能变成没有?怎么能像浓烟，在一阵风里消失殆尽呢?
我把一切能用眼睛看见的东西，都看遍了。谁也帮不到我，什么也不能让我知道，一个人的爸爸没有了她该怎么办?她身上将落下一个黑窟窿。
坐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把什么遗传给了我?
过去，他看不懂我的许多诗。他看着，笑着，站在家里那洒满太阳光的印度橡胶榕前面。
他说：“朦胧。”
我的散文和随笔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他能听说的，就马上到街上去找刊物买，一刻不停地看了。他不是去买一两本，那我会寄给他。他买许多本，还去复印，甚至过胶，掖在他的床垫下面。
看了这些文字，他还是笑着说：“连这个也朦胧。”
其实我知道，他还是看不懂。听见别人在十几年前说朦胧，他也跟人学会了说朦胧。
他看不见他给了我的东西，而我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在他和我之间，隔着完全不同的词语、句子。在那些皮毛之外，那种遥远的丝连根本说不清。现在他手上的藕色已经黯淡，而我手上的还新鲜一些，藕也是一种知道疼的东西。
我简直不敢想，等我手里这堆乱纸，印成一本诗人随笔之后，我爸爸还能触模到它。我用温暖的毛巾擦他的脸，他的胡子太多了，来看他的表妹们都说，该帮帮他清洁一下。他突然很清晰地说了一句：“没有意义了。”
什么是意义呢?爸爸!
后来，他能清醒一段儿了。他不断回忆往事，又间杂着伤心，都是他的病造成的。
他问我：“你的书，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别人的反应是什么?”
他给我口述一个很长的送书名单，他说：“爸爸付钱，买姑娘的书。”口述着，口述着，他就睡了……
突然的，我不怀疑了。我想，一个人哪怕只为安慰她的爸爸，让他有最后的高兴，也值得去写字。
我一贯以为，我为了我自己写作。今天，他比我更急迫地需要它们。过去，我一直问心无愧地做他的女儿，现在，我要问心无愧地安慰着他余下的岁月。为了这岁月，我开始在他能入睡之后写一点——别让他说，姑娘的书太薄了……
他看不清成行的字了。他只能在书的封面上摸索寻找我的名字。那些内容对他永远都朦胧如月色。我记得他喜欢挂有月亮的画。从今天以后，哪怕只为了他一个人，我也要不间断地写。
我在东北动笔写了《下雪》，写了《一直向北》，写了《我们是害虫》，写了《同也不同学也不学》，写了《背后一块大宝石》，写了《木匠致铁匠》，写了《一个人为什么夭折》，写了《生了是公平，死了也是公平》。它们完成在十几个夜里，几乎没有定型的草稿，一蹴而就，本来，它们应当再修整得好一些，但是，我做不到了。
我擦洗着我爸爸的脸，我能做的就是这个。我用热的毛巾最轻柔地去擦他脸上的脏污，然后望着他。我的力量只能做这么多。我不容许一点不好的东西留在他的脸上。
爸爸!我的手，无论去做什么，都会做得最好。爸爸!你可能不全明白，但是，你要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