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日，吴宓教授乘火车到达云南蒙自，面对安静而蓬勃的景致，他心情不错，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但无烽警，便是桃源，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也矣。”
这一天，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由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正分三路长途跋涉在迁徙昆明的途中：一路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广州，转香港、越南海防，通过滇越铁路赴昆明;一路则经广西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进入越南，到河内再转滇越铁路赴昆明;还有一路由二百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赶赴昆明。4月2日这天，旅行团已到达贵州贵阳市，进行为期四天的休整。两天后他们重新出发，实际已经开始国立西南联大的征程了。当然这一切，旅行团还不知晓。4月28日，旅行团终于结束历时68天、行程3500里艰辛悲壮的“文人长征”，到达昆明翠湖东岸的圆通寺。当领队黄师岳将军将284人名册交到梅贻琦常委手中时，他们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日后注定彪炳史册的身份，他们也许是意识不到的，他们也绝不会想到，西南联大后来走出的中国两院院士中，竟有十多位出现在旅行团成员中。这是饱吸天地之精华玉成的吗?由于西南联大正在一片坟地上草创，昆明的校舍严重不足，联大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只能暂迁蒙自办学，所以几天后，旅行团中的部分师生未及休整，又乘滇越铁路匆匆赶往几百公里外的蒙自，参加于5月4日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开学典礼。
滇越铁路上的蒙自碧色寨站再次复活，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以及二百多名学生在此交会。于是，这三条西南联大的迁徙之路，都与滇越铁路有了不解之缘。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蒙自被迫开关通商，1901年至1910年法国人修成滇越铁路，这条从越南海防到中国昆明全长约854公里的铁路，穿山越岭，施工难度大，技术含量高，著名的“人字桥”经典技术即产生于此，被誉为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第三大工程奇迹。当滇越铁轨从高山峡谷中露出头来时，法国人一下就看中了碧色寨这块相对敞亮的缓坡地带，在这里修建住宅、邮局、网球场、仓储站等，甚至还将法国葡萄种子移栽进来，一时间碧色寨商贾云集，热闹一时。
当然，这些昔日的昌达而今已归于沉寂，联大文法学院的师生穿越烽火，风尘仆仆汇集于此，惊魂未定中也许只对碧色寨周边的法式建筑和满眼的景色投去匆匆一瞥，就要赶到不远处的蒙自城开始他们的教学使命。“但无烽警，便是桃源”，此等时光，他们不愿意浪费片刻。我想，他们也不会留意到碧色寨站台门槛的石阶上，一位法国工程师在几十年前刻下的印记，这是地球上最早的北回归线测量标记点。从这里开始，北回归线穿过15个国家和地区，每年6月“夏至”正午时分，太阳底下立竿无影。
而1938年6月的中国可不太平，发生着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6月9日，蒋介石军队为了延缓日军进攻的速度，凿开河南花园口的黄河堤坝，造成数十万中国平民死亡、数百万人严重受灾;二是6月11日，关系中国抗战命运的武汉会战爆发。消息传到两千公里外的蒙自，也是在6月的一个黄昏，联大教授陈寅恪与刘文典、吴宓、浦江清正漫步于南湖边，欣赏偏安一隅的美景，陈寅恪突然感时悲怀，缓缓吟出《南湖即景》诗：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眼前景物，似曾相识，而环视周遭人的状态，又何尝不是历史的投影?时局危难，却总有人迷醉笙歌，直把杭州作汴州。南渡往事，黄河决口，货币伤民，亲人远离，北归待何时?陈寅恪难抑心中的忧愤，穿越历史，发出这时代之问。
南渡之殇，北归之盼，是华夏民族历史之痛。诚如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写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历史上的三次南渡，即晋人南渡，也称“永嘉南渡”，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中华，司马睿避乱渡江，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第二次是宋人南渡，也称“建炎南渡”，金兵灭了北宋，赵构南避临安，建立南宋政权。虽然南宋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北伐，也有抗金名将如岳飞“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意志和豪气，但终归“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冯友兰语);第三次是明人南渡，即“弘光南渡”，清军入关，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在南方建立多个短命的流亡政权。“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冯友兰语)
时间来到了民国，日寇的炮火轰开国门，长驱直入，国人再次被迫第四次南渡。
八十多年后的2022年8月的第一天，作家采风团一行来到昆明。盛夏的昆明，22℃的气温舒爽怡人，绿树鲜花和断续无常调皮的雨气将整座钢筋水泥的城市润化得青翠欲滴。我想起鹿桥(吴讷孙)在小说《未央歌》中写的“昆明的九月正是雨季的尾巴，雨季的尾巴就是孔雀的尾巴，是最富于色彩美丽的”。用孔雀的尾巴形容昆明之美，我想恐怕只有西南联大出来的学生具备这种想象力。
昆明的美是随处感受得到的，作为地理学上的美的昆明，又因了西南联大而有了精神上的意义。在进入西南联大旧址前，有一片空阔的草坪，沿着甬道往前走，心里是慢慢升起朝圣感的。旧址面积不大，但气场十足，是和着硝烟的精神气息。旧址内还原了一间西南联大教室，干打垒式的土墙木窗，铁皮人字型做瓦，这是当年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因陋就简、设计建造的标配教室，教室里只有带着宣威火腿形状把儿的椅子和一块黑板，没有课桌。坐在椅子上攥着椅子把儿，是仿佛能接通先贤气息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震耳，联大师生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与祖国同舟共济，不断点燃爱国、民主、科学之光，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难以企及的辉煌。
在一片绿树环抱的地方，我在一通高约5米、宽约2.7米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面前端详良久。它矗立在九级台阶上，碑的正面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誉称“三绝碑”。闻先生篆字庄重古朴，顿挫有度，“国”字不封口，蕴有深意，国破山河在，坚节在，浩气在;罗先生书丹，正大饱满，气韵贯通;冯先生行文博古通今，盖棺凝练。我注意到冯先生多次用“我国家”称谓主体，家国情怀，溢于言表。碑的背面为西南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的，由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的“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刻录了834位西南联大参军同学的名字。这些热血男儿，放下书本，拿起钢枪，奋战疆场，他们是西南联大另一面的底色，共同铸就这块厚重的丰碑。
走出这片浓郁的树林，仰望天空，湛蓝的天幕上，是一朵一朵飘浮的云。我的思绪一下拉回到八十多年前，日军的飞机肆虐昆明的上空，一次次地对昆明城进行无差别的空袭。据记载，1940年10月13日，西南联大遭受最严重的轰炸，师范学院几乎全被炸毁。面对这血与火的毁灭，师生们不仅没被吓倒，反而激发起他们的斗志。他们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方式在战斗：金岳霖教授在跑警报中丢失了他呕心沥血的著作《知识论》，70万字啊!但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从头再写;费孝通教授回到自己已被炸成一片瓦砾的住所寻找可用的资料和书稿，挥挥手换个地方继续他的研究;钱穆教授跑警报时只带着他未完成的书稿，在终于完成这部影响甚巨的著作《国史大纲》的序言中明确说，就是要唤起国民的自信心……在民族危亡之时，他们以笔作枪，是不扛枪的战士!
1940年9月，日军突然占领越南，切断了滇越铁路。
1941年，日军大举进攻缅甸，中国仅存的“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危在旦夕，南渡的大后方云南等地，瞬间可能成为抗日的前线。
面对存亡危局，中国迅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保护这条仅存的国际物资运输大动脉。在出征的队伍里，就有不少西南联大学生的身影。其中一位，作为军人，他叫查良铮，作为诗人，他叫穆旦，沿着滇缅公路的出征沸腾着诗人的热血，他写道：“灰色的路现在变成了新中国的血管，无数战士的热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上面运输，并且输进每一个敏感的中国人心里。”查良铮作为远征军第五军参谋长罗友伦的随身翻译，参加了著名的同古战役。虽打出了远征军的士气，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军队败退胡康河谷，被迫穿越中缅印三国交界的凶险无比的野人山原始森林撤退回国。查良铮也走在这支几万人的队伍里，蚂蟥、蚊虫、疾病、饥饿，他九死一生，最后竟奇迹般地成为从野人山活着出来的数千人中的一位。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查良铮都不愿提及这段生死经历，直到三年后，查良铮，不，是诗人穆旦，终于要给自己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了，他以平静而切身的生死感，用富于象征寓意的诗剧形式，创作出了这首被誉为现代诗皇冠的力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他写那恐怖的原始森林：“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穆旦最刻骨铭心的，不是那段向死的过程，而是死者的眼睛，他总被那死去战友的眼睛追赶着，噬啮着：“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他感受最深的，不是魔窟般外在的伤害，而是排山倒海的饥饿，以及得救后因过度饥饿而吃得过饱差点死去：“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诗的最后，穆旦拜祭：“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是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是一个民族对外来侵略的整体抗争，悲壮奋起，血肉相搏。抗战八年，西南联大与国人命运与共，如同屹立不倒的精神堡垒。这是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坚守和铸就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方式和行动，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识见和精神价值，在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以至抗战史上留下独特而永不磨灭的印记。
南渡，北归?这一宿命般的时代之问，终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而见了分晓，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浴血奋战，将这一宿命般的时代之问抛进了太平洋，这也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
南渡，北归，这绝不是地理意义上迁移的概念，它已然成为一个民族历史上的疤痕。南渡是弱国的无奈和权宜，而北归，也不仅仅是要恢复原有的生活和秩序，更是中华民族“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坚定宏愿。还是陈寅恪，在1945年兴奋地写下这首《乙酉八月十一日起闻日本乞降喜赋》诗，其中两句：“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这是众志成城的胜利，也是弥足珍贵的资源，永远值得总结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