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沿四川北路向南疾行，丁玲坐在黄包车上，紧盯周围的人群车流。初夏，热风从黄浦江和苏州河方向吹来，携带花粉柳絮，让她呼吸有些不畅。
行至昆山花园路口，叫停车夫，下车。在路口站了两分钟，前后观望一番，丁玲才朝狭窄的昆山花园路深处走去。在这排四层高老式洋房的七号门洞，进入，幽暗楼梯像蛇一样向高处盘旋起舞。蓦然止步，她回望门洞。寂静。心脏鼓槌一般咚咚咚咚剧烈敲打身体。知了叫声隐约传来。再回头向上看，二楼拐角处那一扇熟悉的门，紧闭。迟疑，迈步，到门前，从手包中掏出钥匙。“吱呀”一声推开门走进去，关上。看看手表，十一点半了。一颗心更剧烈敲打身体，咚咚咚咚……
按照清晨约定，丈夫冯达此时应该已回到家。若中午前未归，说明他已被捕，丁玲应立刻撤离租居的这一房间。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一生中的分水岭，横亘于此时此地。
此前。从湖南临澧那一座小城出走，来上海，丁玲相继进入中共所办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在北京，认识诗人胡也频并同居，复来上海电影界探求表演一途未就，返回北京开始写作，在《小说月报》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成为冰心之后又一杰出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爱上革命者、诗人冯雪峰，与冯、胡一同在情感中挣扎，三人去杭州西湖边租房生活多日，冯急流勇退。丁与胡真正成为夫妻，生子;一九三一年初，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左翼作家牺牲于龙华，鲁迅作《〈孩儿塔〉序》《为了忘却的记念》，悲哀于“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夜正长，路也正长”，如何能够忘却?丁彻底左转，加入中共，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随冯雪峰去鲁迅家，选定珂勒惠支的木刻《母亲》作为《北斗》创刊号插图：一个赤裸、瘦骨嶙峋的母亲，举起孩子，闭着眼睛，酷似柔石的那一个失明、被剥夺了儿子的母亲。接受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认识其翻译冯达并接受追求，在昆山花园路这一房间成家。
此时。丁玲正准备拎起前一晚就收拾好的行李箱，门被敲响。她蓦然出一身冷汗，拉开门，松一口气。潘汉年的兄长、左联领导人潘梓年，悠然而入，说口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谈起约稿一类事务。丁玲端茶，看手表将近十二点，有些着急，提醒潘梓年一同离开：“冯达可能出事了!他今早出去时就说这些天被特务盯上了。”潘梓年低头吹着茶杯中的热气：“喝完这杯茶就走，别怕，白色恐怖天天都有。”门哐当被撞开，两个便衣持枪闯进来，中间挟持一男人，正是冯达。看到丁玲、潘梓年，冯达脸色一下子白了，慢慢坐在床上，低下头，一声不吭。丁玲一直盯着他、盯着他……
此后。丁玲、冯达、潘梓年被秘密押往南京。“大作家丁玲失踪”的消息刊登于全国各地报刊。鲁迅、冯雪峰努力营救，撰写、印刷、传播《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谴责国民政府的黑暗暴力行径，震动国内外。一九三六年，监视居住三年后，丁玲怀抱与冯达刚生下的女儿，逃出南京。赴延安，作为来自国统区的第一个作家，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欢迎。出任西北战地慰问团团长，在山西、陕西一带宣传抗日。与陈明结婚并相伴一生。写出杂文《三八节有感》、短篇小说《在医院里》。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到河北农村参加土改，在写作上彻底完成转型，出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莫斯科领取“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重要领导人，因“南京三年”这一疑点离开北京，在北大荒和山西劳动，新时期之初重返文坛。一九八六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多年后，三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昆山花园路。这条东西方向的百米小路，处于南北方向的四川北路、百官路之间，三者构成“H”型格局。其独特意义在于：既是上海最短的公共街道，又是这一排建于一九〇〇年的老式洋房的内部途径。洋房墙面为清水红砖，券式木门窗，随道路一并在中间部位向北方凸出，大致上像字母“V”，如一只鸟展开两翼向北方奋飞。站在这条小路一端，无法看到另一端，眼前一切显得幽深难辨，像无法同时看清一个人的前胸与后背。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这是王维《终南山》中的句子，完全可以借来描述昆山花园路对于丁玲“变与殊”的意义——
这一排简短逶迤的老洋房，就是丁玲人生与文学双重世界的分野之中峰。
二
一九二二年，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轰动常德城——少女丁玲在当地《民国日报》登载了与表兄解除婚约的声明。随即，她跟从上海来湖南为平民女校招生的王剑虹，乘小火轮，沿沅江，辗转进入长江、黄浦江。几个手提木箱或皮箱的女孩，出现在清晨的十六铺码头：王剑虹，丁玲，王醒予，王一知，王苏群，薛正源……
出发来上海前，她们自己动手剪辫子，齐耳短发，被小城百姓讥讽为“过激党”。走在大街上引发围观议论，她们手牵手昂首前行、目不斜视，像铁，感受到一种隐秘而磅礴的磁场吸引力——到远方去，寻找内心和身体的方向!
丁玲一九〇四年出生于临澧一个大户人家。她这样回忆家族往事：
“在我的爷爷那一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县城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父亲去世那一年，丁玲五岁，家族迅疾寥落颓败。母亲余曼贞带她到常德城舅舅家寄居，像一件物品，寄存在他人屋檐下。外祖母做主，让丁玲将来嫁给舅舅家表兄。“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表兄!”小小丁玲紧咬嘴唇对母亲说。母亲哽咽：“妈也不乐意，女娃儿也要争气。”
常德女子师范校园里出现奇特一幕：余曼贞与丁玲成为校友，一个在速成班读书，一个在幼稚园认字。母女手牵手，背着一大一小两个书包，书包里有课本和饭盒。“离你舅舅家远一点，呼吸畅快多了!”余曼贞像面对朋友一样感叹，丁玲听了咯咯咯咯笑。余曼贞内心打算是，即便将来摆脱不了这一成婚意图，女儿也能因读书而自立谋生，少在家中待着，就能少受一些委屈。
一九一九年，丁玲考入位于桃源的湖南第二女子师范预科班，成为未来好友王剑虹的学妹。五四运动爆发，余曼贞鼓励女儿考取位于长沙的周南女校。那是一所培养了向警予、蔡畅等人的名校。向警予是余曼贞的知己、结拜姐妹，曾滴血盟誓：“振奋女子志气，追求男女平等，励志读书，图强获胜，如有违约，人神共弃!”丁玲称呼向警予“九姨”。自幼开始逃婚，丁玲离故乡、离舅舅家越来越远，内心越来越阔大敞亮，像被寄存的物品，努力摆脱依附他人的境地，回到自我。
“到上海去!”这是王剑虹见到丁玲时的呼吁。“去平民女校读书，还能做工养活自己，学新知识，成为独立自由新女性!”丁玲心动，母亲也心动：“去吧，越远越好，去过新生活。”舅舅阻挠，摆宴席请家族亲友一同说服余曼贞和丁玲。余曼贞面对自己的母亲、兄长、亲戚，慷慨陈词：“女娃儿也是人，能做自己的主，不乐意的事怎么能强迫?北京都闹了五四运动，时代变了，婚姻自由了——女娃儿也有一条自己的路可走!靠人养着，迟早会被人抛弃嫌弃，终究是可怜的人……”大约联想起自己眼下处境，余曼贞哭了。丁玲也哭。舅舅通红着脸怒吼：“别讲什么新道理!几千年的老规矩不能破，不然，余家脸面往哪里搁?上海是坏地方，女娃儿怎么活?不能去!”扬起一个茶碗摔碎在地上。余曼贞拉起丁玲起身就走。遂有了报纸上的解除婚约声明和一群女孩的出走之举。
当下，上海黄浦区一块绿地中央，有两座紧邻的石库门建筑，一为平民女校旧址，一为更著名的中共二大会址。陈独秀、李达的寓所和《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位于附近。两处红色历史教育基地内，充满游客、导游、学者、记者，开展情景体验教学团队、摄像机、解说员。其中，平民女校教室黑板上，有一行繁体粉笔字“妇女解放”，课桌、板凳以及宿舍内的高低床，作坊里的织袜机、缝纫机等等机器，都显得过于崭新，原物大概消散遗失。所谓遗址与旧址，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尽量符合逻辑的想象而已。类似于写作，这一种内心考古学行为，用笔尖作为鹤嘴锄和洛阳铲，在纸上寻找精神遗迹，尝试建立起碎片般的细节之间的因果关系。彻底还原往事前情，则完全是奢望与虚妄。
中共在上海开办第一所平民女校，意在培养女性革命者，去纺织厂、烟厂等女性集中的工厂，调查、授课、演讲、救助，赋予那无望沉寂的底层以新机与生意。课堂上，丁玲睁大本来就很大的双眼，听陈独秀讲社会学，李达讲代数，刘少奇讲苏联十月革命，陈望道讲《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与作文的意义，茅盾讲英文口译与写作，邵力子讲时文阅读与名著欣赏……“我大开眼界，感觉世界真大，能够高高飞起来了。尤其是陈望道上课讲的话：‘旧式婚姻是机器的婚姻、兽畜之道德，女性觉醒的辉光正在到处闪烁!’让我流泪。他说得那么动人，像诗一样!”晚年，丁玲对来访者感慨，眼睛会蓦然一亮，像早年的光，返回倦意深深的眉目间。
左联机关刊物创刊时，丁玲给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去信，商量如何取名。未等到回信，就想出《北斗》这一刊名，得到鲁迅和冯雪峰赞同。北斗，在中国西北上空闪烁，是对于黎明终将到来的承诺，也表明在边缘处才会萌动巨变。丁玲主编这一刊物，是一九三一年的事情。五年后果然奔赴西北。而“北斗”在现代政治话语中，逐步成为中共和领袖的象征。在一幅著名木刻作品中，鲁迅手捏一张纸昂首眺望，画面一角就有北斗闪烁，旁边是一行字：“在你们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这是鲁迅与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胜利后所发贺电中的话。
北斗七星，赋予困顿孤绝的人们以暗夜中的方向，以途中的慰藉和脚力。
延安高架路与南北高架路垂直交叉，构成当今上海主城区“申”字形高速通道网中的那一个“十”字。平民女校、中共二大会址就位于这“十”字的左上方交汇处，那里正是中国现代红色叙事、丁玲心灵史的关键处。以“延安”命名这一高架路，富有政治寓意——东来复西去，这，也是丁玲的心迹和履历。
三
在上海，原名“蒋伟”的湖南少女改名“丁玲”，其命运也被这座城市改写。
五四运动前后，新女性改名成为一种风气。从寄寓着三从四德、温柔敦厚等传统意旨的原名中解脱，就像是蝶化、蝉蜕、鹰换喙，获得新生命，翩飞、鸣啼、高翔于新世界。
平民女校创办者之一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在20世纪初期严峻激变的时代背景中，她以“警予”这一新名警示自我：去走自强自由的一途，而非沉溺于“俊美”这一资本、“贤良”这一道德。向警予长相的确俊美，男性追求者多多。与蔡和森一道赴法留学，在上海报刊引发轰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毛泽东站在十六铺码头目送、挥手、脸色苍茫，轮船也挥动一缕浓烟，渐渐消失在入海口方向。在法国小城蒙达尼，向警予、蔡和森举行婚礼，周恩来、邓小平、蔡畅等同学在草地上举杯庆贺，共谋建党活动。
回国后，向警予创办《妇女周报》，参加中共二大。带领“丁玲们”脱下皮鞋，换上布鞋，去工厂宣讲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十小时工作制”“反对缠足”“反对纳妾蓄婢”“禁娼”等关键词，让女工们鼓掌、欢呼、流泪。在上海闸北丝厂、南洋烟厂争取权益的罢工运动中，屡屡有向警予、“丁玲们”的身影和呼声：“姐妹们!兄弟们!改变命运靠自己!”
一天，来自湖南的几个同学从工厂回到平民女校，在宿舍商量改名字。
杨代诚说：“九姨名字改得多好，多有劲!咱也改改吧?”秦德君拍拍胸口：“我早就改了，‘秦文骏’——有文化的骏马!”大家笑了：“你文章好，也跑得快，名副其实!”王淑璠响应：“我也想改!改什么呢?”她拍着脑袋做思考状，忽然笑了：“我喜欢龚自珍的一个句子——‘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姐妹们，从今天起我就叫‘王剑虹’了!”蒋伟击掌赞叹：“好!剑虹!有男儿气!”她拿着字典闭眼随手一指：“剑虹同学，帮我看看是什么字?”王剑虹一看是“玲”字，蒋伟眉梢一扬：“我就叫‘玲’了!干脆把姓也改了，最简单的丁姓——丁玲，多响亮，风吹铃铛响叮叮，怎么样?‘丁’也是平民的意思嘛!”大家笑成一团：“好好好，不过，要请蒋家祖先在天之灵原谅你吧!”丁玲撇撇嘴：“他们松一口气呢!不为我操心了!杨代诚想好了吗?干脆也姓王，和剑虹一家吧!”杨代诚点头：“姓王好，老虎头上有个‘王’呢，没人敢欺辱!从老家到上海，一直懵懵懂懂，上了平民女校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现在有所知了——就叫‘王一知’吧!”大家鼓掌：“王一知——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好!”
所谓更名，即更改一种定义、道路与愿景。几个湖南女子焕然一新，围在一起煮面条庆新生。当然，要爆炒一把辣子刺激味蕾，继而像湖南辣椒，去刺激一个古老国度咀嚼苦难和酸楚，更新肺腑与肝胆，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里，苏醒，站起来。
王剑虹与丁玲在瞿秋白引导下，去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上海大学继续读书，与施蛰存等人成为同学。两人都对身材修长、气质儒雅，《国际歌》歌词的翻译者、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有好感。“他说一口南方官话，话不多，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渲染几句，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飘过来。”丁玲被这云朵般的目光笼罩着，心跳着。但瞿选择王作为爱人。一九二四年成婚。不久，王剑虹感染上瞿秋白的肺结核病，用同一重疾，证明爱情的深刻与决绝。不治身亡，年仅二十三岁。此时，瞿秋白已沉浸于新恋情。丁玲愤懑，扑在王剑虹遗体上大哭一场。
王一知经刘少奇介绍，成为平民女校首个加入中共的学生，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第一任书记施存统相恋。“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施存统在讲台上激烈陈词，王一知听着，脸发烫。后来，施存统不再激烈，冷漠晦暗下来，王一知心凉，分道扬镳。始终激烈的张太雷出现在讲台，与王一知相恋成婚。张太雷原名“张泰来”。太响亮的一声声春雷，在金丝边眼镜所点缀的儒雅面庞上，轰鸣不息，最终被飞来的三颗子弹击中，消歇于广州起义，年仅二十九岁。王一知后来嫁给以僧人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龚饮冰，在武汉、长沙、重庆、上海辗转设立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传递情报。建国后，相继在上海、北京从事中学教育。
秦德君或者说秦文骏，比丁玲小一岁。因发动女生剪头发、呼吁男女平等，震动忠州城。被学校开除，假扮成男孩出走、离蜀，在重庆被一小报编辑灌醉后奸污，怀孕。此时，她十五岁。荷载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负担，到北京寻求去苏联留学未果。遇李大钊获得指引：“去上海吧!那里有纺织厂，可以工作谋生，还有一所平民女校，有你的同乡同路人。人道的警钟已经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去吧!”在平民女校认识茅盾，一九二八年结伴去日本留学，生发恋情。正是她，把茅盾这一时期所写的长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定名为“《蚀》三部曲”。一九三〇年春，回上海，同去看望鲁迅，加入左联。分手。茅盾母亲早早选定的儿媳是孔德沚。两人去南京路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茅盾面对一碗黄酒，哭了。出餐馆，秦德君就进入诊所打胎。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这一女子。秦德君后来参与中共情报工作，被捕。临刑前夕，解放军摧枯拉朽打开囚牢。一九八一年，秦德君收到茅盾遗体告别仪式邀请函，未去。在家中热一壶黄酒，自己慢慢喝了一碗，桌对面是另外满满一碗。无人对坐。
向警予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宁死不屈。国民党军警有意识推迟到五月一日行刑，似宣喻世人：这女子乃至某一类人的事业，与劳动者、与被压迫被侮辱者的命运，存在生死关联。
一系列追求性别解放和身心自由的女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或倒下，或中途匿迹，或歌声不辍、坎坷挣扎于漫漫长路，在中国现代史、革命史上，成为一系列显豁的小标题、关键词、脚注。
在“九姨”向警予这一革命家、女权主义者身上，丁玲读出未来的自己。胡也频牺牲后，她进入左翼文学阵营，彻底踏上革命之路，别无选择。如果把“丁玲”二字倒过来读，发音与“伶仃”相同。在修改名字的一九二二年，丁玲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伶仃感，将会一次次扑面而至——从引路人的消失，爱人的死亡、疏远、背叛，再到同行者的质疑、排斥、羞辱，乃至文学修辞转向带来的非议，一次又一次，伶仃感扑面而至。但也正是这种种伶仃，造就一个孤绝独特的现代女性。
四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中午，丁玲在昆山花园路秘密被捕，三年无消息。坊间盛传其已遭国民党杀害。
期间，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写作、出版长篇小说《边城》和《从文自传》，在文坛横空出世。悼念色彩浓郁的《记丁玲》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畅销一时。书中，沈从文这样写丁玲：
“在做人方面，她不大像个女人，没有年轻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轻女人的风情。她同人熟时，常常会使那相熟的人忘记她是个姑娘，她自己仿佛也就愿意这样。她藉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她明白两个男子相处的种种方便处，故她希望在朋友方面，全把自己女性气质收拾起来。”
约束、隐匿甚至消除自己的生理特征，似乎是丁玲乃至五四运动前后左翼阵营女性的一种趋势。
显然，沈从文对待丁玲，怀有手足般的情感，如同对待胡也频，完全没有在一九二八年爱上张兆和时的那种心潮汹涌。沈、丁、胡三人“大被同眠”，这一传说完全可信，但温暖、干净。他们是曾经分食一个馒头的患难知己。在北京、在上海，三人租居同一公寓，各自埋头写作，相互评点臧否。偶尔得一小笔稿费，就欢天喜地拥抱着去小酒馆，只炒一盘菜，慢慢分享一小碗酒，诅咒黑暗，听胡也频醉红着脸读诗：
“到处是一重阴郁，
“即在最近的屋端，
“亦不见乌鸦或孤雁的飞翔。
“呵，这欲雨的天色，
“如小孩子的哭脸，
“又如新时代的青年之苦闷。”
“阴郁”“欲雨”“苦闷”，这些词是三人心境共同的底色，像外滩上空终年低垂的灰色云团。
沈从文对于胡也频、丁玲的革命热情，持异议，兀自追求文学的纯粹和自我的独立，拒绝在政治上的左右力量之间选边站。但对三人友情始终珍视。冯雪峰出现，丁玲心动：“他是我真正爱上的第一个人，那么有理想、有见识。”西湖边的“三人同居生活实验”失败，胡也频失魂落魄跑回上海，沈从文嘲弄他：“你这个海军学生，一个人回来了?你的军舰呢?还想改天换地闹革命呢,连一个爱人都守不住!还记得过去生活的那些细节吗?你们俩，陷在北京西山下泥地里，干脆看着星星，背诗，等待过路人出现时把你们拉出去，多好的细节——她这会儿也站在泥地里，你要去拉呀!”胡也频跑回西湖边去拉。冯雪峰退却。“这时，我才接纳也频的爱。”多年后，丁玲这样回忆。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夜，春雪飞落，在军警刺刀下，柔石、胡也频等二十四个共产党人，各自用铁锹挖开土穴，站进去，在枪声中倒下。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的虎皮纹棉袍，倒下。抱着胡也频的孩子，拿着邵洵美赠予的二十元大洋作为路费，沈从文与丁玲假扮夫妻，摆脱监视，辗转千里去湖南常德，把孩子寄养在余曼贞手里。而后，各奔前程，渐行渐远渐无语。
胡也频牺牲前的一九三〇年九月，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丁玲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其中，有胡、丁、沈、冯四人的影子：
“他们是毫不愉快，又无希望地生活到春浓了。这个时候是上海最显得有起色，忙碌得厉害的时候，许多大腹的商贾，为算盘的辛苦而瘪干了的吃血鬼们，都更振起精神在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无止境的剥削，涨满他们那不能计算的钱库。几十种报纸满市喧腾的叫卖，大号字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都换了春季的美服，脸上放着红光，眼睛分外亮堂，满马路的游逛，到游戏场拥挤，还分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胜区，为他们那享福的身体和不必忧愁的心情更找些愉快。这些娱乐更会使他们年轻美貌，更会使他们得到生活的满足。而工人们呢，虽说逃过了严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压迫却同长日的春天一起来了，米粮涨价，房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他们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消瘦了……春是深了，软的风，醉人的天气!然而一切的罪恶、苦痛、挣扎和斗争都在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动。”
这篇小说时代背景中的一九三〇年，发生一场持续数月的中原大战，亦即南北大战：占据江南的蒋中正，与盘踞西南和北方的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相继在陇海、津浦、平汉三条铁路线周边激战，共投入兵力三百万，死亡三十余万人。最终，南方力量在秋天获胜，中国再次获得形式上的统一。其间，上海证券市场出现“大战公债”，为蒋军筹集军费，战事起伏直至最终胜负，与投资盈亏挂钩，亦即与三十余万人的生死存亡挂钩。遂出现奇特一幕：大腹的商贾、吸血鬼们，去投机，去操纵，买通媒体制造战场胜败假新闻，甚至贿赂南北双方指挥官在战场做出虚假进退状，继而低买高抛，诱导芸芸股民去掏钱、亏损、倒地痛哭、跳楼自杀……
爱人消失于子弹之后，无数人消失于子弹、饥饿、压迫之后，一个作家，怎么能避开种种的惨淡与丑恶，去写那谈吃论茶、吟风诵月的雅致文字?如何能躲进小楼虚构桃花源?丁玲感受着、思想着、写着。“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无所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就需要“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的艺术家”——鲁迅的这些话，时时回响于耳边心头，鼓舞一个女子走上“为人生而写作”之长路。
春天的罪恶，一代青年的苦痛，底层民众涌动不息的挣扎和斗争，自丁玲笔下涌现，文风粗砺以至于显得粗糙。在小说中，胡、丁、沈、冯的那些化身，那些记者、作家、家庭女性，乘电车去静安寺，车身摇晃得像春天一样动荡不宁，必须抓住车顶悬垂下来的一排救生圈般的藤圈;在南京路边先施公司里，买绿色旗袍料、稿纸、笔，盘算文章稿费与读者反响;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内心孤愤而焦虑;回到租居的亭子间，就报纸上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争论不休，以致冷漠相对;在兆丰公园，讨论家庭女性的苦闷与出路;装扮精致，与衣衫破旧的工人集会时自感羞惭;主席台上，演讲者挥动左手像插着路标;五一国际劳动节，马路上游行示威的人们奔走呼号高唱《国际歌》……
借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丁玲持续表达一代新女性的“觉醒与出走”：
“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之娱乐。”
一篇篇小说震动文坛，丁玲确立左翼作家形象，并最终在延安完成大众作家身份的塑造。走出租居的亭子间，走出客人般迷茫的自我，到广场、大街、人间里去，建立第一人称单数“我”，表达女性第三人称单数“她”，并在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汇入复数第一人称宏大叙事中的“我们”——
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更是一种宽阔有力的复调与交响。
五
丁玲微笑着，看咖啡桌对面西装西裤的史沫特莱、打着黑色领结的冯达。
一盏瓦斯灯，低垂在咖啡桌上方。墙上挂着几幅异国风景的油画。座位靠背很高，隔开邻座的视线与闲谈，像火车硬座车厢，使对坐交谈者产生奔赴同一地址、同一命运的亲密感。一曲爵士在留声机里低沉萦回。此时，一九三一年四月，周璇、王人美等未来影星歌星还很幼小，《天涯歌女》《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歌曲也要等几年后才被创作、唱红、回响在中国南方与北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和欢悲，不要急，也不要躲避，慢慢来吧。
三杯咖啡微微散发热气。位于四川北路、多伦路交叉处的这个“公啡咖啡馆”是一幢三层砖木结构的街角小楼，老板是犹太人。楼下卖花花绿绿的糖果点心，吸引孩子。二楼卖咖啡，可容纳十二三人消遣。三楼是老板家人空间，楼梯拐弯处加上一扇木门，贴着赤面关公手执大刀的木刻年画。
多伦路一带，居住了众多影响中国三十年代精神风貌的文人，鲁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叶圣陶、柔石、冯雪峰、夏衍、陈望道……一九二九年十月，左翼作家联盟筹备成立，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夏衍等人屡屡来公啡咖啡馆，商谈相关事宜。在中共主导下成立这一联盟，试图停止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文学研究会等左翼作家内部派系的纷争，团结在鲁迅旗帜下，确立“文艺为工农大众”这一主旨，歌吟拯救“万家墨面没蒿莱”之哀凉中国。
鲁迅自家中步行到咖啡馆，约需十五分钟。他往往先去内山书店翻一翻书，再来这里会见友人，比如萧军萧红。当然，萧军萧红在上海出现，是丁玲囚于南京后的事情。在这一咖啡馆，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曾经向鲁迅质疑胡风，引发不快，这同样是丁玲被捕后的事情。左联解散于一九三六年，内部的宗派主义绵延为汹涌暗流，为新中国文坛种种风波而蓄势。鲁迅对喜欢喝咖啡的茅盾发牢骚：“左联那些朋友，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这牢骚被他的学生、朋友在若干年后做出不同解读，以自卫或出击。
每次来公啡咖啡馆，鲁迅总坐在最深处同一位置。倘有人占先，鲁迅就转身回楼下，看孩子们买糖果。直到那位置空出来，复上楼入座。就是这样执拗。进咖啡馆不喝咖啡，一辈子只喝绿茶。多年后，这一咖啡馆成为纪念景点。服务生在一杯咖啡表面调制图案，不是其他咖啡馆常见的心形、花朵形、树叶形，而是鲁迅侧面头像，不知先生在天之灵是否乐意。我喝之前，用咖啡勺把头像图案搅散，像是让鲁迅思想弥漫开去……
比丁玲大十二岁的史沫特莱，生于美国贫穷工人家庭，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推销员。自学，考入大学。一九一六年在纽约投身政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刊物《号角》、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的专栏作家，被指控以煽动罪逮捕。出狱，继续受到迫害，远走德国，参加男女平权运动，在《法兰克福日报》连载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一九二九年，她以该报记者身份来上海，与鲁迅初相识即认定：“我遇见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九三〇年十月，她选择法国公园内部一家餐馆，为鲁迅操办五十寿辰。来宾云集。她提心吊胆，一直站在餐馆门口，手持高脚酒杯，观察门外行迹可疑者和法国巡捕动静。断断续续传来鲁迅在草地上的谈话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这次采访丁玲，也是鲁迅给史沫特莱建议：“丁女士是位大众的作家，懂得中国的悲哀。”
昆山花园路离公啡咖啡馆不远。出门前，为掩盖胡也频刚离世带来的憔悴，丁玲淡淡敷了腮红口红，圆脸庞顿然多了一抹亮色。对镜观察，一件绿色旗袍，一双高跟鞋，使她发现自己竟藏有不多见的妩媚。“终究还是女子。”她这样想着，微微一笑，心中又蓦然一凛：“终究还是弱的?”多年后，这张脸在北大荒被一群造反的学生用墨汁涂黑。那一刻，她很平静，想起在上海会见史沫特莱这一天的淡妆，以及去延安后参加西部战地慰问团在舞台上演出时的浓妆。在北大荒，那一天，丁玲也不洗去墨汁，走回家，躺在床上等陈明回来。“我要让他看看，让他心疼一下我。”临终前，她这样回忆，眼神热烈得依旧像恋爱中的少女。当然，在一九三一年四月这一天，丁玲对未来一无所知。不要急，也不要躲避，慢慢来吧。
高大的史沫特莱一见娇小的丁玲，就展臂拥抱：“你真美!真坚强!”丁玲回应：“你也美，太有力量，漂洋过海来中国。”“中国吸引我，鲁迅先生和你们吸引我，我和中国人有一样的命运，我快忘记自己是美国人了!遗憾的是，不会说汉语，影响与中国男子谈恋爱啊。”史沫特莱哈哈大笑，丁玲忍不住也哈哈大笑。胡也频离世已两个月，她第一次感到内心畅快许多。
冯达低着眼睛翻译，偶尔抬脸盯着对面这个传奇女子出神。史沫特莱看看这个翻译，狡黠一笑：“年轻人，爱上美丽的姐姐了?”冯达的脸腾一下红了。自然不会翻译这句话。丁玲猜出史沫特莱话意，感受到对面男子的内心波动，装作不懂，把话题引到《北斗》杂志编辑事务上。冯达小丁玲八岁，采访结束就开始追美丽的姐姐。半年后，结婚。丁玲这样描述冯达：“他不像冯雪峰、胡也频，没有光，吸引不了我，但不会让我心太累。我写作，他就安静待一边，不打扰。我饿了，他就出去给我买面包。”被捕、拘留于南京郊外山中，冯达向丁玲解释：自己那一天带特务回家前，故意找许多借口延宕时间，自以为丁玲按约定在中午前离开，哪知道闯下大祸。他哭泣着，丁玲选择相信和原谅。一九三五年，冯达明确背叛中共，开始为国民党中央情报机构服务。丁玲已怀孕数月，当即解除夫妻关系。抚摸巨大肚子这一个巨大痛点，她再次嚎啕大哭撕心裂肺。上一次嚎啕大哭，是得知胡也频死讯，春雪中的上海白茫茫一片。
一九三七年一月，延安，丁玲以主人身份欢迎史沫特莱和翻译吴莉莉。穿鲜艳裙子涂口红的史沫特莱和吴莉莉，散发着淡淡香水味和异域风情，教军人跳舞、说英语，在妇女界引发不安和非议：“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史沫特莱对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是活生生的人!”毛泽东点头赞同：“你们洋包子要改造我们土包子嘛。”他对美国和德国的国情更关心，细细询问，手里剥着花生。史沫特莱提出教毛泽东英语：“懂英语，便于把握世界。我教你学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吧，歌会唱了，口语就好了。”毛泽东同意，随着史沫特莱歌唱：“人们说你将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一种充满湖南乡土气息的英语，让史沫特莱绝望：“亲爱的同志，你没有唱歌的天赋，到此为止吧!”毛泽东哈哈大笑：“我这个土包子啊很难改造……”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莱在美国出版介绍抗战实况的《中国的反击》等著作，反响巨大。
回到公啡咖啡馆内丁玲接受采访这一天。临别，史沫特莱拿出相机：“来，美丽的女士，我为你照一张像，留念。”丁玲习惯性地把左手支在嘴巴旁，望着史沫特莱手中的镜头，眼睛星光一般明亮。
九十年后，面对这张照片，再对比丁玲其他时期照片，我认定，这是她最美的上海瞬间。
目前，多伦路成为文化名人旧居旅游区。这条路与秦关路交叉的街口，有一座铜雕：一个短发齐耳的女孩，坐在巨大皮箱上眺望远方。注释文字表明，女孩就是丁玲。雕塑立于此地，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她最终越秦关而去，站在北斗星下的高原上。
六
上海贡献出三位现代杰出女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丁玲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才登上文坛的张爱玲，无交集。与萧红相识则是迟早的事情——她们都是故乡的出走者、婚姻逃离者，都改名、敬爱鲁迅，就有了共同的精神谱系和心律。
这一相识，迟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才发生在山西临汾。
一九三六年春，丁玲躲过国民党的监视逃出南京，到上海，想去看望鲁迅，被冯雪峰劝阻：“先生体弱，不宜见人，你抓紧去西北，以免再生是非。”丁玲后来才知道，鲁迅对于她如何能活着和逃生，有疑虑，反复看冯雪峰转来的丁玲问安的那封信，叹气。不久，鲁迅去世。想到永远无法消除先生可能的误解，丁玲的心隐隐作痛。一列绿皮火车，自上海北站出发，蜿蜒横贯中国腹地，哐通哐通的节奏持续数日，像一个民族的心脏在大地深处隆隆作痛，持续千载。萧乾受冯雪峰委托一路陪同丁玲，眼神警觉，在每个站点仔细观察进入车厢的人。丁玲在卧铺车厢铺位上跳下来再爬上去，跳下来再爬上去。萧乾不解：“怎么了?像小孩子!”丁玲朗声回答：“我练习骑马呢!上马，下马，懂吗?”萧乾赶紧低声劝阻：“别说骑马的话……”丁玲顿然明白，捂着嘴巴。看四周旅客无精打采，松一口气。在延安，终于学会骑马的丁玲，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做梦一样啊……”中共中央在窑洞中举行宴会，标语上写着“欢迎大作家丁玲来延安”。去保安前线，跟从彭德怀进行战地宣传和新闻采访，丁玲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临汾，因鲁迅力推长篇小说《生死场》而成名的萧红，初见丁玲。眼前，的确是一个武将军，与想象中的“莎菲女士”完全不同——身穿臃肿的军棉服，脸胖，如果没有步姿与声音泄露性别，丁玲与男性军人毫无差异。萧红则依然是都市打扮：皮鞋、黑色丝袜、裙子、贝雷帽。丁玲双手紧紧拉着小自己几岁的萧红，恍惚看见上海时期的自己，欣喜异常：“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人了!”看萧红体态柔弱，脸无血色，丁玲暗自心惊：她大约不会长寿。一九四二年一月，香港，萧红去世，用刚完成的《呼兰河传》作为长眠中的枕头、河岸。身边没一个爱自己的人了。
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临汾宣传抗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由武汉到临汾，在民族大学任教，遂有了鲁迅诸多弟子的这一相逢。丁玲抱着被子跑到萧红房间，把萧军赶出去：“我们姐妹好好聊一夜，明天还你。”萧军怔怔看着比自己大三岁的丁玲。这个满身热力的女子，历遭磨难而天真依然——她有光。萧红情绪灰暗，对琐碎细节过敏复唠叨，让萧军厌倦。拍拍丁玲肩膀，他转身而去：“萧红送给你了!”自上海、武汉、临汾，再到后来所去的西安，一路上，萧军与萧红就“爱情与前途”这一主题争吵不休，最终分手。萧军选择去延安，大声宣言：“我爱的是史湘云和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薛宝钗——我要追丁玲、爱丁玲，去抗日救国!”丁玲脸通红着抗议：“谁爱你?你不配萧红!”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拒绝丁玲“去延安养一养身体”的邀请，选择与端木蕻良结合，朝南方、朝着生命的终点，辗转而去……
爱情的路，终究也是政治的、人生的路，一个人的路也必然是民族的路，如何能将它们对立、分开、回避?“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瞿秋白在一九二三年给王剑虹的情书中，写了这首诗。所言“新泥”“旧巢”，指家国变革，似也可指男女情感变故，一概需要愤怒的绿，去抵御寒潮之重重威逼。
在临汾，萧红与丁玲一夜未眠。关于出走、逃婚、爱，关于写作、鲁迅，关于上海、延安，两个人絮絮叨叨错错杂杂到天亮。窗外，就是曲折流入黄河的汾河，哗哗啦啦，也像在进行一场关于“源头与归宿”的谈话。谈到激动处，起风了，两人哽咽相望。萧红说：“命中注定，女人的天比男人的天低矮啊，低矮许多啊，姐姐。”丁玲劝慰：“我们能做的，是爱自己，对自己尽责，哪一个男人的肩膀都依赖不得，自己强，总有出路可走。”萧红点头又摇头：“理应如此，但太难。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与一番恩爱后拍拍屁股走了的男人，如何平等?”丁玲无言以对，用双臂去搂萧红，像在一次次伶仃中搂紧自己。她想到南京三年，想到冯达彻底转身的那些日子……
一九四二年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对女性解放问题，延续临汾这一夜晚的思考，引发争议。摘抄部分文字如下：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堪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凌云的志向……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她们的皮肤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去她们最后一点爱娇……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是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的饱满……第三，用脑子……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第四，下吃苦的决心……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写这篇杂文时，丁玲一定想到自己和萧红的命运，想到鲁迅《娜拉出走之后》那一著名演讲。丁玲、萧红乃至每个时代的女人，都有可能是公开或隐蔽的娜拉。萧红出走，没有返回呼兰河与萧军，这地理意义、精神意义上的两个家，已无路可归。丁玲得到萧红死讯，是上述杂文发表后的四月中旬。萧军在日记中写道：“师我者死了!知我者死了!”鲁迅、萧红死了，萧军才感受到自己的痛失，四望无归途。或许，每个男人也都有可能是公开或隐蔽的娜拉。五月一日，延安召开萧红追悼大会，丁玲致悼词时哭了。第二天，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合影时，毛泽东高喊：“丁玲在哪里?”坐在朱德身边的丁玲高声回答：“在这里——”表情温暖，像出走后终于找到归宿的娜拉。萧军站在后排人群中，面目模糊，与丁玲距离显得遥远。
正是在临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爱上比自己小十五岁的陈明：“我看上你了!”陈明惶恐，匆忙间与一女子成婚，逃避这个强势的作家、领导、大姐。丁玲不放弃，托人给陈明传信：“我等你，不着急。”陈明心动，离婚，与丁玲结为夫妻。丁玲走向乒乓球台，双肩一抖，披在身上的军大衣向后飞起，陈明上前一接，抱在怀里，整个过程流畅、默契，在场者发出意味复杂的笑声。这场婚姻在延安掀起巨大波澜。丁玲安慰小丈夫：“咱不是给他们过日子的，让他们说去，说一段就没意思了。什么配不配，地位呀、年龄呀、婚史呀，都是陈腐的老道理!爱，还是不爱，才是配与不配!”
去世前，丁玲拉着陈明的手说：“我是爱你的，你亲一亲我……”
七
昆山花园路，是丁玲在上海唯一的旧居遗存，其他租居地渺然不可寻觅。
这一路名来源于路东端的昆山花园，一个在二十世纪初期建成的小公园。其内，一棵建园时种下的皂荚树，是上海目前最老的皂荚树。皂荚成熟时节，风一吹，哗哗啦啦响，像在用从前的方法，继续洗涤着天空这一件过于宽大陈旧的蓝衣。各色各样的花，四季开放在公园里。昆山花园路，一条通向花朵、蜜蜂和美的小路，也是一条阴性、女性、母性的路?是公路、雄性之路的反义词?小路与公路，两种道路相辅相成，使这纷繁复杂的人间保持平衡感。失衡了，梗塞了，就是悲剧和苦难。
昆山花园路这一排老洋房的七号门洞，左侧，墙壁镶嵌一小块方形石牌，镌刻“作家丁玲旧居”六个楷体字。我想起丁玲去延安后一系列旧照片。那些忽视女性腰围和风致的军服，左胸口处，都缝缀一小块方形标志：“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国民军第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站在这块方形石牌前，像面对一个战士，楼道口是她张开的嘴巴和胸襟，连通一颗集体意志与女性情感相互交织又冲突的内心?
来访的这一天，三月初，我比较愉快，抱着希望生活到了上海的春浓时节。三八妇女节将至。街头、电视、手机中，商家广告缤纷狂欢：“向你的女神表达浓情蜜爱与化妆品!”“为你的女王献一颗心形钻戒!”“给你的女生读一首情诗附带小户型公寓!”女作家们在微信中转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共鸣着、感慨着：“女性解放，依旧在路上!”“比起香水口红这些礼物，更想要平等、独立和尊重。”云云。漂亮女孩组团出现在高消费场所拍照自炫，假扮上海名媛寻求阶层跃迁机遇，这一类消息，似乎是翻新、化妆了的三十年代旧闻。“Metoo运动”，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热点。男性强势地位对女性的侵犯和冒犯，历史悠久。我关注的一个女性主义公众号，摘发波伏瓦著作《第二性》中的片段：“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女人姣好的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等等。阅读量竟达数万，留言无数。在新时代，在三月里，唯有女性才会真切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倒春寒。
波伏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访北京。丁玲在家中设海鲜宴，接待这位法国作家、女权主义者。波伏瓦没读过《三八节有感》，对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兴味浓烈，交谈中，始终围绕一条北方河流两岸生死浮沉的人们。在后来完成的一部著作里，波伏瓦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素材，对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农民的行为进行分析。八十年代，丁玲复出文坛，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巴黎前，细细阅读《第二性》。“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在塞纳河边一个咖啡馆里，波伏瓦问丁玲。丁玲想了想，回答：“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些概念，太复杂，我说不清楚，但我是社会主义者，这一主义自然就包含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尤其是女性的自我解放。”波伏瓦看着眼前穿红毛衣的作家，点点头：“男人比女人幸运，原因在于他们很早就要踏上艰苦的路，但那也是一条可靠的路。女性要自我解放，须从各种欲望和诱惑的包围中冲出来，这难度很大。冲不出来，发现被愚弄欺骗，就太晚了，没力量挣扎了。”两个有力量的女人，举起咖啡杯向对方致意。窗外，塞纳河波光闪烁，丁玲想起一生中经历的沅江、长江、黄浦江、苏州河、汾河、黄河、延河、桑干河……
昆山花园路也是一条艰苦、可靠的路，一个有力量的女性，短暂栖息此地，促使它成为一处上海名胜。就在丁玲、潘梓年秘密被捕的那一日，午后两点，应修人也出现在昆山花园路。快步走进七号门洞，到二楼，推开丁玲家虚掩的门，看见两个陌生人守株待兔般兴奋的脸和手枪。怔了怔，他兔子般转身朝楼梯顶端跑去。持枪者紧追不放。应修人从一扇窗口跃身而出，在地面溅起血光。周扬此时也恰恰走入这条小路来访丁玲，见众人围观喧嚣，知道出了大事，遂假装是无关的路人，压低帽檐，从同志的尸体旁走过去。这一年，应修人三十四岁，一个诗人、革命者的死，成为当天各类小报上的新闻。应修人十四岁从浙江乡村来上海，在钱庄当学徒、写作、加入左联，与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等人结成“湖畔诗社”，是《北斗》的作者。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里的水。
“借荷叶做船儿，
“借荷梗做篙儿，
“妹妹呀，我要到荷花深处来。”
这是应修人的一首情诗，大约面对七月的西湖写成。
情哥情妹间、男女间的关系，是这世界赖以生生不息的基本关系。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妇女解放等命题，建立在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巨大疑难之上。直到今天，仍无完善的方法，文学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去探究，去呼吁，去建构。五四运动与白话文运动，这两种革命紧密相关，逻辑正在于此：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争论：用“伊”“他(女)”，还是用刘半农新创造的“她”字来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单数。此前数千年，中国的第三人称只有“他”“彼”“伊”等汉字可运用，男性与女性、单数与复数模糊难辨。当巨变中的外部世界以文本形式进入中国，屡屡涉及一问题：“she”与“he”如何在汉语中拥有清晰的表达?亦即，人的现代性身份如何确立?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率先采用“她”字。风起云从，一代代书写者持续建构中国女性的面孔与灵魂。未完成。
在三月，在这一天，我像丁玲、应修人那样，走进昆山花园路七号门洞。楼梯间依然幽暗，重重跺脚，一盏节能灯呼应足音，亮三秒，又熄灭。继续跺脚，灯再亮三秒。就这样走到二楼，止步，再走到三楼、四楼，转身下楼。各扇门都紧闭着。丁玲曾租居的二楼那一房间内，新时代男女过着新生活，有昆曲声隐约传出。我没有敲门打扰。丁玲当年的邻居，大约已没有人活在尘世了。我又能体会几分丁玲最后一次进出这楼道的心境?
一个长裙女孩，从七号门洞走出来，无视站在路边观察与思考的我，朝四川北路方向走去。祝愿她，有一条自己选择的路可走。祝愿她，一路顺着风的方向。祝愿她，像昆山怀珠藏玉，像花园含苞待放，被周围的人们爱着、尊重着、赞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