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陕北是……落脚点。”
天下人心归延安。全国各地那些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人士，那些立志民族解放的革命者，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同学相约，官长与部属相约，上延安!
延安是一个超凡脱俗的革命大家庭，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校。这里有政治民主，有蓬勃朝气，有奋斗精神，有清廉风气，有革命歌声。这里人人平等，人人清贫，每个人都生活在同甘共苦的军事共产主义之中。共同的信仰和革命理想，共同的革命道义，使他们心心相印，同仇敌忾。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不计较个人报酬、待遇、名誉、地位，每个人都抱定了牺牲发财、牺牲升官乃至牺牲生命的信仰。
1937年5月至9月，美国记者斯诺夫人(笔名尼姆·威尔斯)在延安采访，她惊叹道：“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这里的生活则简单到无法再简单。个人的私产几乎不存在，物资需要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人们整年都在亲密友好的精神下吃着家常饭。”
中国共产党文化弥漫于延安的日常生活中。在这里，革命同志团结亲爱，分享着整个世界。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战斗着的生活是美的，为人民翻身做主人而战斗着的生活则是千百倍的美!
延安的吃
延安生活艰苦，革命者常常遇到吃饭的问题——没饭吃，吃不饱。
抗日军政大学的吃饭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勉强够吃，这样的日子不多。二是不够吃，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饿得抢饭吃，这样的日子相当多。三是吃稀饭，多为一天两顿，这样的日子很经常。四是喝稀汤，以汤代饭，学员戏称这是“哄嘴饭”。
军队缺食粮，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同样缺吃的。许多人在国统区是“大米白面反饥饿”，到了解放区是“小米窝头扭秧歌”。鲁艺的画家石鲁发明了“精神会餐”：过一段时间，把一群同志叫在一起，轮流讲述自己吃过的美味，大家讲到妙处，口水就流下来了。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粮食紧缺问题逐渐好转。
抗日军政大学的丁雪松回忆说：“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个别人因为吃不惯小米、高粱米而打退堂鼓最终离开了延安;也有人待了一段时间，终因过不惯严格的军事生活而开了小差。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橙橙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延安有个词叫“客请”，不是请客。这是延安文化人当中流行的一种请客方式：由后来延安的同志请先来延安的“老同志”吃饭，叫“客请”。按传统的规矩，都是主人请客人，为什么变成了客人请主人?原来延安的同志每月只发两元零花钱(军政首长高一些，至多是五元)，请不起吃饭，后来的同志一则随身携带了一些钱财，手头宽裕一些，二则初来乍到，要联络、认识一些新老同志，这样就形成了“客请”的习惯。“客请”于城内饭馆，最有名的饭馆是机关合作社，熙熙攘攘，食客满座，革命同志在传统的人间烟火里高谈阔论。
炒鸡蛋，炸丸子，熘肝尖，米脂咕噜，“三不沾”……“三不沾”是延安风味，它是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黄黄的，软软的，甜甜的，吃起来滑腻，不沾嘴，不沾碗，也不沾筷，俗称“三不沾”。刚到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汉语还没学好，他把“三不沾”叫“三个没有关系”，把大家笑得喷饭。
没有“客请”时，就到同乡、同学、战友那里“打游击”。
延安盛产红枣。招待客人，必有红枣;举行婚礼，离不了红枣。节日会餐，有时会有一盆子红枣炖肉。红枣还可以当糖、当调料、当糕点，有的还把红枣做成月饼馅儿。延安的市场上，有小贩叫卖枣饼枣糕，让人馋得不行。有一天，鲁迅艺术学院有个女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钱，请同学们一起吃枣饼枣糕解馋，几天后同学们发现，那位请客的同学从家里穿到延安的漂亮棉鞋，穿在了卖枣饼枣糕的那个老板娘的脚上。
在漫长的冬夜，行政处发放给每个窑洞的点灯油不够用，吹灭熬油灯，摸黑煮红枣。烧个树根，大搪瓷缸里放上一捧红枣，搁在火上烤。火苗照亮了窑洞，映照着围着火堆聊天的革命同志。红枣在搪瓷缸子里咕嘟咕嘟地响着，煮熟了，大家你一颗我一颗，吃得开心。
鲁艺的王式廓与夏风创作连环画《劳动英雄赵占魁》时，晚上挑灯夜战，没有麻子油，就用一块块没有炼过的羊油代替，没有灯芯，就从棉袄里扯块棉花拈成灯捻。羊油经火一炼，流出油来，油燃尽了，留下一小块一小块焦黄的油渣，以微弱的肉香诱惑着饥肠辘辘的美术家，两人拿起来就把油渣吃了。不料吃了之后肠胃难受，吐又吐不出来，只好喝几口凉水，跑到窑洞外面蹦跳一阵子，帮助消化溶解……
鲁艺的师生们经常晚上演出，半夜回到窑洞，肚子饿了，又没吃的，只好忍着。有一天晚上，华君武看到白天糊窑洞的纸窗户还剩下半碗糨糊，拿来吃了，挺香。当然，不可能经常有糨糊可做宵夜。有一段时间，华君武等人把总务科发的点灯的清油拿来炒小米饭吃，总务科发现了，也不批评，只是在清油里滴几滴煤油，不吭不响地制止了华君武他们的违规行为。
食油和糖的供应极少。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2月来到延安，他们的传统饮食是甜的，医生们个个想念糖的甜蜜。他们第一次看到延安下雪的时候，感叹说：“看上去像糖，如果下的是糖该有多好。”
1940年元旦，鲁艺排练的《日出》在延安正式公演。毛主席看了演出，表扬说：“很好。”演员下妆的时候，只见一个小战士小心翼翼地端来两碗凝固的猪油来到后台，说：“毛主席让给拿过来的，说是下妆用。”毛泽东怎么会知道猪油可以下妆?估计是江青告诉他的。延安的演员没有下妆油，也没有下妆纸、下妆棉，曾经用麻油下妆。因为点灯油不够用，就把麻油省下来留着晚上点灯，下妆时只好用小刀把油彩刮下来，再用清水洗。演员们看着毛主席送来的这两碗猪油，心里暖烘烘的，可是谁也不舍得用猪油下妆。“用它下妆，多可惜呀。”“拿这猪油炒小米饭，全体演员会个餐，不比咱们几个用它下妆强?”一句话说到大家心坎上——毕竟每个人肚子里都有馋虫在呼喊。大家立即响应：“赞成!把毛主席的盛情，吃到肚子里，记得结实啊。哈哈……”“对对，会个餐，咱这脸，还是拿小刀刮吧。”于是，他们用两碗猪油炒了小米饭，放些盐，全体演职员美美地会了一顿餐。
延河之畔的歌声
193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延安蓝天白云。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莫耶站在半山腰的土坪上，往下一望，只见山野田间走着一支又一支队伍，歌声和口号响成一片，延安城里也是满城歌声回荡。这样的情形令莫耶心潮汹涌。同行的鲁艺学员郑律成对莫耶说：“给我写个歌词吧，我来谱曲。”这句话点燃了莫耶的激情。此刻，夕阳正照耀着嘉陵山上的宝塔，延河水浮光烁金，连绵起伏的群山像围屏似的护卫着延安古城……这雄浑清新的景色令莫耶灵感飞动，她急忙抽出笔，在小本子上写起来……《歌颂延安》歌词诞生了。几天后，郑律成谱曲的《歌颂延安》在晚会上第一次演出，由鲁艺音乐系教员唐荣枚首唱：“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坐在台下的毛泽东带头鼓起掌来。
《歌颂延安》不久改名为《延安颂》，流传大江南北。这首歌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标志和象征。美国医生马海德喜欢唱这首歌，尤其喜欢其中“啊，延安”这句反复咏叹，他见了郑律成就叫“啊延安”，代替了郑律成的名字。
延安，是中华民族最黑暗最苦难时期的充满阳光的土地，也是盛满阳光般歌声的土地。郑律成的爱人丁雪松回忆说：“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是歌声，给我们力量，激励我们奋发向前;是歌声，呼唤我们挺进到敌人的后方;是歌声，抒发了我们强烈的爱和恨。”
延安无处不歌声，响彻满山满谷。战士们用他们粗犷的歌声齐声歌唱，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用他们的专业歌喉歌唱，延安的老百姓以山峦的起伏跟白云的翻卷高唱。边区之外的歌曲如《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传到了延安，苏联的革命歌曲如《喀秋莎》《共青团之歌》也传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更是创作了一大批革命歌曲。延安，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歌城。
延安的大会多，报告多，开会就有歌声。梁漱溟1938年1月访问延安，他在《访问延安》中写道：“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
在延安，每一位革命者都带着唱歌的心情。
歌声就是力量。歌声抒发情怀。歌声汇成了时代不可抗拒的壮阔洪流。
“生活在青春之邦，工作如歌曲般嘹亮;我们的心儿跳荡，为什么不歌唱……”大家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随时随地大声地唱歌。接唱，联唱，轮唱，互相鼓舞着唱，彼此竞赛着唱，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最有震撼力的歌唱是《黄河大合唱》。这部组歌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1939年首次在延安演出，引起轰动。参加合唱演出的，少则几十人，多则五百余人，有时候冼星海亲自指挥。那宏伟磅礴的气势，展示出中国人民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时代精神，荡涤着每个人的灵魂。
延安的集会、晚会上最常见的是拉歌。毛泽东、朱德参加活动时，会场也有人喊“毛主席来一个”“总司令唱一个”。朱总司令员唱起来：“我送哥哥当红军，当了红军打日本。哎哟哎哟，我的哥呀，我送哥哥当红军。”有时候盛情难却，毛泽东就站起来回应道：“我不会唱歌，我们大家一起唱个《国际歌》吧!”于是，起头，打拍子，全场合唱《国际歌》。
延安时间
抬头望见宝塔山，低头看见延河水。自古以来，延安老百姓的时间是天上的日头和自己的肚子，从来不属于钟表。
中央和红军进驻延安后，过的是集体生活，起床、熄灯、一日三餐等作息时间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号角的时间也是个大约数，部队常为时间发生争执。开会时，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说，按我的表我们还提早到达哩。部队指挥员的表都是打仗时缴获来的，快慢不一，所以部队流传一句俏皮话：“谁的官大，谁的表准。”红军东征时，几路大军强渡黄河，如何统一时间?毛泽东规定：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专门发出一份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进驻延安后，中央警备团的战士需要计时轮流换岗，因为没有钟表，只好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两炷香换一班哨。到1942年底，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上哨时，仍是“点燃一支线香，换岗去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站岗换岗，也是以燃香头计算的。
1939年11月7日，延安成立中央医院。有人从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钟表，如获至宝。他们在化验室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环，由办公室人员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后来，孙中山夫人、同情共产党的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只手表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得知医院更为急需，就把这些手表全部给了医院。僧多粥少，手表只能戴在各科室主任手上，手表坏了，也找不到修表的人。后来，刘允中医生制作了沙漏计量时间。
因为没有计时工具，延安的时间是模糊的，吃饭、开会都不那么准时。1940年7月3日，陕甘宁边区学联号召各学校的学习俱乐部发起遵守时间签名运动，并作出三条规定：
一、你如果负责开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设法能准时开会!
二、你如果参加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能准时到会!
三、你要用一切方法说服你周围的同志也遵守时间。
遵守时间的前提是统一时间。如何统一时间?革命者想起了古老的日晷。边区数理化协会的江天成说：“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往相差到一两个小时，以至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因此我们想到应该有个统一的时刻，有一种廉价而不用修理、放在公共场所的钟表。在目前物资条件困难的情形下，日晷可能成为最好的替代品。”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单位陆陆续续地安装了这种计时工具——日晷。日晷的弱点是：一到晚上或阴天就没有办法计时了。古老的日晷不能解决革命者的时间问题。华君武曾经画过一幅漫画，批评延安开会不准时。批评归批评，毕竟大家没有表，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
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设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发现了“延安时间”存在的问题。他看到，在延安，有的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的单位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由太阳移动决定的。不同的标准时间容易引起混乱。搞电台，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林迈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让秘书给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比较合适。毛泽东还给林迈克复信，对他表示感谢。
1945年2月12日，《解放日报》一版报眼位置刊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边区通知”：“查本边区尚无统一标准时间，甚为不便。兹决定以华西标准时间为边区统一的标准时间。按华西标准时间比延安日晷时间迟18分钟。因此，照本地日晷时间推迟18分钟，即得华西标准时间。望一律遵行，以资统一，而便对外通讯联络。”从此，延安时间就比较准确了。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将昼夜颠倒过来工作生活。各部队晚上汇报战况，必须立即研究，作出部署，以便部队第二天行动;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消息，往往是晚上汇集起来，需要及时研究，作出对策。毛泽东为了适应战争和形势需要，往往是晚上工作到黎明甚至上午，然后再睡觉，用他的话说是“按月亮规律办事”。他使用的是“月亮时间”，下午是他的早晨和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养成的生活习惯有可能影响到七大——七大都是下午开会，有可能影响到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下午进行，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延安的交谊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个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通过宋庆龄和斯诺的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这位曾经游历大半个地球的45岁的女记者，是个女权主义者，持左派观点，具有火焰般的政治热情，会跳舞，喜欢社交，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她的到来，为文化生活贫瘠的封闭延安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交谊舞。交谊舞在陕北人看来，比无毛的鸡和生角的马还要稀奇。
一天，史沫特莱请毛泽东来窑洞闲谈。毛泽东赞扬史沫特莱与吴莉莉的衣服漂亮，吴莉莉说：“这身衣服可招来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毛泽东笑着说：“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不简单啊!”史沫特莱接上去说：“你还笑啊?我看你领导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克(古罗马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英勇战死)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稍停，她又说：“我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外语，了解外国生活，还应该学会跳舞。”
毛泽东听了这一通“教训”，不紧不慢地说：“学外语我愿意，但学跳交谊舞，我不喜欢。”史沫特莱摇头笑道：“主席你可真是一个清教徒主义者，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都不准备出国去。而且，鄙人也不同意你刚才所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克式军队……”接着，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向她作了一番说明。
饭后，史沫特莱抓住时机，放了一张《西波涅》舞曲。她说：“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毛泽东摆手说：“我不会，也不喜欢跳舞。”两个女子就先跳起来，给毛泽东示范动作。然后，史沫特莱走到毛泽东面前鞠躬，伸手邀请说：“主席，我教你跳舞!”盛情难却，事关礼节，毛泽东只好站起来，平生第一次学跳西洋交谊舞。从握手搭肩，到出脚收脚，两位女士教得一丝不苟。毛泽东开始手脚不协调，别扭得出了一身汗，还老是踩上对方的脚。几个来回之后，毛泽东稍微找到一些跳舞的感觉，两位舞蹈老师极尽赞美之词，把毛泽东夸得不跳都不行了。史沫特莱回顾说，与毛泽东跳舞之后，“我的脚像被整整一个师踩过一样”。
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在延安教共产党人跳交谊舞的人。
史沫特莱又去教朱德等领导人跳舞，她还担任红军将领的跳舞教师，教他们接受交谊舞这一西方文化。她说：“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谊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
随着进步青年学生的大量涌入，延安周末的交谊舞会时兴起来。活跃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提议开办跳舞班，“跳舞班招生”的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跳舞，引起一些革命同志的反感。田家英说：“什么友谊舞，应叫‘顶肚皮’。”中央党校二部的窦尚初一见跳舞，就说：“糟了，把外边资产阶级的东西带到党内来了，什么交谊舞，男女混乱，艰苦奋斗到哪里去了?真是乱七八糟。”舞场上女少男多，许多男同志只好抱着男同志跳。有的“老古板”说：“这算什么呀，男的女的在一起磨肚皮。”时间长了，看不惯跳舞的革命同志渐渐习惯了，也加入跳舞的行列。有人编了个“跳舞六部曲”：“看不惯，一边站，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死了灵魂不散”，描述了一些革命同志接受交谊舞的心理过程。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谊舞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跳舞，胜似闲庭信步，乃是舞池走路，变跳舞为休息，趁跳舞而联系群众。有一次，他跳舞后回到座位上休息，一只鞋垫从布鞋里露出一半来，他自己没有发觉，别人提醒他时，毛主席低头一看，笑起来，说：“鞋垫总在脚板底下压着，见不到光明，怎能不闹革命啊!”说得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美国记者斯特朗参加了延安的舞会，并与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跳过舞，还用诗歌对中共领导人的舞步进行过惟妙惟肖的描述：周动作优美，无与伦比/刘无不精确，带着辩证哲理/朱德仿佛在人类长征途中/轻松而有节奏，不知疲倦地/在历史长廊中继续行进/可是，当毛也开始跳舞/这使乐队改变了节奏。
革命者的婚恋
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及其秘书吴莉莉的交往，让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起了疑心。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看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坐着谈话，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吴光伟起身招呼：“贺子珍，请坐，来，来!”贺子珍厉声厉色地说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窑洞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不知所措。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与贺子珍打了起来。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让警卫员把贺子珍拉回家去。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与贺子珍结合，夫妻恩爱的同时，也少不了磕磕碰碰。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碰响叮当。”来到延安后，夫妻之间的矛盾突出了。贺子珍曾对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说：“毛泽东对我不好，我们吵了起来，并打了起来。很明显，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8月间，贺子珍负气出走，离开延安。她经西安转道，飞赴苏联。那一年，贺子珍年方28岁。贺子珍不知道，这赌气一走，将永远离开她的“二十八画生”了。从此，她生命中珍贵的事物纷纷脱身而去……
曾志在井冈山时期认识了毛泽东和贺子珍。有一天，毛泽东与曾志聊天时主动说起贺子珍。他感叹说：“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曾志问。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帕，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毛泽东沉默稍许，接着说：“但我还是挂念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曾志看到毛泽东说贺子珍和孩子的时候，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伤感。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来来去去，来去随意。”贺子珍去苏联后，毛泽东用毛笔练字时写下这样两句话。身边人员看在眼里，知道毛泽东在关注党和国家命运的同时，也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野百合花开的时候，作曲家郑律成第一次见到丁雪松，就喜欢上了她。这是1938年春天。丁雪松是抗大女生队队长，郑律成从鲁艺毕业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郑律成看到号称“女大侠”的丁雪松系着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神气地带领女生队操练、开会，就悄悄地喜欢上了这个“小鬼女军官”。他主动借《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文艺书籍给“小鬼女军官”看，教她唱歌，两人很快恋爱了。
郑律成是朝鲜人，1938年创作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1月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他痛苦地告诉丁雪松，他在政治上受到怀疑，被停止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本来要开除党籍，但因为他谱曲的《延安颂》在全国有影响，党籍得以保留。原来，郑律成1933年在南京接受朝鲜在华革命团体的训练，做过秘密监听日本人电话的工作，社会部怀疑他是日本特务。郑律成在不被组织信任、内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又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丁雪松也非常苦恼。她的领导柯庆施专门找她谈话：“你是个优秀的女青年，很有发展前途，党要培养你，对你给予厚望……朝鲜人的情况相当复杂，你和郑律成好太可惜了。”丁雪松不相信一个创作了那么多好歌曲的青年会是特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特务?天下有这样歌颂革命、歌颂延安的特务?谱写出排山倒海的《八路军进行曲》的作者怎么会是特务?可是在方方面面的压力下，丁雪松只好和郑律成分手。人不在一起，心还在一起。“延河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到前方，多劳流水寄相思，带个信儿给阿郎……”一年多以后，丁雪松找到组织部长陈云，问：“郑律成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陈云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没有问题。”丁雪松问：“我和郑律成交往已有三年，彼此感情很好，请示组织我是否可以和他结婚?”陈云回答说：“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不予干涉。”丁雪松和郑律成终于走到了一起。
丁雪松与郑律成是从自由恋爱发展到结婚的，更具延安特色的是组织“牵线”的婚恋。
延安时代，男女比例失调。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的男女比例是30：1;1941年前后，革命队伍的男女比例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中央规定，结婚标准为“二八、五、团”——男方必须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女方年龄不限。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35岁了，还孤身一人。邓发得知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办了一个训练班，八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就领着邓小平去找对象。邓小平一眼看上了卓琳(原名蒲琼英)。卓琳是北大物理系学生，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邓发就找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说合。卓琳怕邓小平没有文化，托词说：“我还年轻，不想过早结婚。”延安曾流行一个段子：有位女青年与红军干部谈恋爱，晚上在延河边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多美啊!红军干部说，美什么?还不如在家吃花生!卓琳一接触邓小平，觉得他像个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好感。她对邓小平说：“反正早晚要嫁人，我就跟你凑合吧。”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两对新人一起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婚礼。毛泽东与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祝贺。革命人童心大发，频频劝新人喝酒。几杯酒下肚，就把孔原灌醉了，新媳妇被晾了一个晚上。邓小平频频举杯，未见醉意。刘英悄悄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道：“这里面有假有诈，你没看出来邓发悄悄给小平倒的是白开水?”
在革命队伍里，既有邓小平这样双方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婚姻，也有组织指派的婚姻。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婚姻就是一例。1937年7月，谢觉哉到兰州任中共中央驻甘肃的代表，具体指导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甘肃党组织的恢复工作。这时，因西路军失败被俘的女红军王定国被党组织营救出来，安排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谢老1884年生，已经53岁。王定国1913年生，才24岁。她听从党的安排，很快跟谢老结婚了。王定国晚年多次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安排”的，是“革命需要”。
高岗与李力群的婚姻不仅是组织包办，而且是瞒着新娘举办的婚宴。高岗的第一任妻子叫杨芝芳，15岁时由父母包办，嫁给了16岁的高岗。1938年，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感到结发妻子是个裹着小脚的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与高岗一起参加活动不太合适，就提出分手。高岗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王子宜做杨芝芳的工作，杨芝芳爽快地同意离婚。后来，高岗看上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李力群。李力群是1937年到延安的进步青年，1938年入党，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把看上李力群的事情告诉了陈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李力群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高岗还把喜欢李力群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有一次，高岗出差带着李力群，出差回来，毛主席请高岗和李力群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李力群向高岗学习，而且笑吟吟地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像高岗这样的对象该有多好。”听了毛泽东的话，李力群心里一惊。她那年18岁，觉得高岗样子很凶，见了高岗就害怕。没过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高岗和李力群吃饭，还请周围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是高岗和李力群结婚的日子。李力群一听这话，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延河边。王若飞找到她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就这样，李力群与高岗一天恋爱也没谈，就结婚了。
延安规定，结婚的同志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星期日下午返回单位。大家俗称为“住礼拜六”或“星期六制”。有个星期六，延河涨水，陈赓在此岸，傅涯在彼岸。陈赓喊傅涯回来过周末，傅涯在中央党校学习，说：“水大过不了河，不回去了。”陈赓说：“我背你过河。”说着，趟水过河。河水深深，漫过膝盖。他把傅涯背起来，背过河。陈赓背老婆过河的情景两岸许多人都看见了。这个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评党校为什么不解决过河的问题。党校立即把过河的桥修好了。
革命同志没有单独的窑洞，有的单位专门开出十几孔窑洞作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单位没有“青年宿舍”的，只好住外面的旅馆，所以每到周六，延安的客栈总是“客满”。老乡开始看不惯这种青年男女“开房间”的举动，颇有些闲话，后来一经解释，方知道人家是夫妻过“礼拜六”的。
一个美国人的延安生活
有一个美国人，一直在延安生活了十三年，他就是马海德。这是一个可与《西行漫记》相关联，与埃德加·斯诺相媲美，却被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隐藏得密不透风的传奇人物。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国纽约水牛城一个炼钢工人家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玉兰花香和柔和的微风中度过了青年时代。他在瑞士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听说落后的中国很多贫困的病人得不到治疗，便于1933年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期间，他通过史沫特莱与宋庆龄认识，并在宋庆龄的影响下，由倾向革命到决心参加革命。他说：“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靠行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改变自己原来以医救世的主意。你今天救活一个人，而这个人吃人的制度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制造出成千人的死亡。要想挽救旧中国的劳苦大众和世界上的被压迫人民，必须诉诸革命。”1936年5月，宋庆龄指示他到郑州，与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汇合，一起去延安，并把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交给他：“这是通往解放区的介绍信。”
在西安，中共情报负责人邓发拿出了另外半张英镑——暗号对上了。
乔治·海德姆陪同斯诺到延安，毛泽东一见他，劈面问道：“你搞过哲学吗?”他腼腆地说：“我不过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海德姆是到达延安的第一位外国医生。毛泽东一连好些夜晚跟他谈话，介绍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武装的形成和壮大，中共的抗日主张等。毛泽东的谈话吸引了乔治·海德姆，他决定留在陕北，跟这群献身革命的人共同战斗。斯诺为了保护他，在《西行漫记》中没有透露他的消息。
海德姆为了更好地参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陕北话，还学会了演唱陕北民歌。他感到自己沐浴在相互平等、相互关爱的海洋里，一生从没有这么快活过。他把自己的美国名字改成中国名字，叫马海德。193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海德性格单纯活泼，为人开朗坦诚，身上有一种充满孩子气的幽默，又有一身妙手回春的医术本领，所到之处深受欢迎。
马海德参加延安的集会，为中央领导人当翻译，在跳舞班当老师，与所有人相处得都很好，成了一个“延安通”。他说：“在这里我所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这里绝对没有职业的妒忌。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既没有钱财的诱惑，又没有争夺特别光荣与特别宠幸的战争。我们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一起工作。满足与失望大家都要负担。这种现象能使为人类服务的科学——医学——恢复到原来的本面目。”
史沫特莱来了，印度医疗队来了，斯诺的夫人海伦来了……马海德都是迎宾者，这是马海德高兴的事情。马海德成为延安社会的一分子。
有一天，有人对马海德说：“嗨!马海德!新来一批姑娘刚到鲁艺，他们说有一个长得很漂亮，是江青的妹妹。你介绍我同他认识好不好?”当时，马海德兼任鲁艺的医生。那个所谓的“江青的妹妹”就是周苏菲。鲁艺文学系学员周苏菲是鲁艺的“校花”。她在上海时，曾经出演《大雷雨》中的侍女，江青那时候还叫蓝苹，扮演其中的女主角，所以有人说苏菲是“江青的妹妹”。
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美国医生马海德穿着平剧戏装，打着花脸上台，一开口，唱出来的是“桃花江是美人窝……”，把毛泽东等领导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晚会之后是舞会，马海德勇敢地邀请苏菲跳舞。苏菲推辞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就牵上了纤纤玉手，教练起来，整个晚会都没有舍得放下。他想，这就是天堂了。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有人出主意，让苏菲出面去请马大夫来帮忙。马海德尽管不是妇科医生，仍然冒险去接生。清晨，孩子顺利降生，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马海德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苏菲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马海德向苏菲求爱，苏菲答应了。鲁艺的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连着好几个周末的傍晚，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齐声喝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来接苏菲，留下买路钱!”然后一阵风一样冲上来，拦住马海德，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呼啸而走，到小饭馆打一回牙祭。
1940年3月3日，30岁的马海德与21岁的周苏菲结婚。他摆了十桌宴席宴请宾客，连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了。他把“啊延安”郑律成请来，郑律成高唱《延安颂》，为革命婚礼助兴。宴席中当然少不了一道菜，“三个没有关系”——“三不沾”。
延安整风进入抢救运动后，已有五年多党龄的马海德也受到怀疑。有人说：“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生活，从美国到上海，又从上海到环境艰苦的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他被怀疑是国际间谍。马海德一方面接受组织审查，一方面更加勤奋地拿起听诊器和手术刀为群众服务。好在他很快被解除了怀疑。马海德和延安的革命者一样，成为毛泽东的“信徒”，毫不保留地尊敬和崇拜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中共的领袖和智慧的源头。他说：“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不信权威，不信教条，还有点玩世不恭，(到延安后)居然成为一个‘信徒’，主要是从理性上的，但还带有宗教的热情。”
在延安的外国人中，马海德是最了解延安的外国人。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马海德成为他们能干的向导。同时，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马海德和他们在一起唱歌、喝啤酒，与观察组的一些成员成为好朋友。
马海德有一阵子陷入了苦恼，因为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国民党。他是中共党员，可他也是美国人。他感到心烦意乱。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向他强调，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美国人民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绝不会模糊这些区别。他听了毛泽东的话，明白了毛泽东的思想：无论对日本侵略者，还是对于那些对中共不友好的国家，中共总是把那个政府与那里的人民区别开来，不会因为强烈批判一个国家的政府而反对那个国家的人民。
马海德在陕北工作生活了十三年，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陕北和延安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作者注：本章中的《窑洞是如何打成的》《延河边的读书生活》《不倒的宝塔》等已在其他报刊发表，不录。因本章篇幅较长，删去数节。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