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噶尔古城，得名于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东科尔，清顺治初年，蒙古汗王固始汗将青海德木尔卡地区(今湟源)的大片土地赐给西藏安多的东科尔寺，清顺治五年(1648年)，东科尔寺正式迁到德木尔卡(今天的湟源)，并在西石峡口的湟水台地上修建了东科尔寺，寺院所在的这个地方也称“东科尔”，蒙古语称其为“丹噶尔”，修建的城池也以寺院的名称命名，故以后湟源的这个城就叫丹噶尔了。也就是今天的湟源县城所在地，坐落在著名的青海湖东岸，占地面积为25万平方米。自古以来丹噶尔就是通往蒙藏牧区的门户，历史上称他为“扼唐蕃古道之险塞，据丝绸辅道只要冲”，素有“海藏咽喉”之称。
丹噶尔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其后各朝都有对丹噶尔古城加以修善及扩展的记载，至今有600多年的历史，自西汉以来，这里便逐渐成为商业、军事、宗教、民俗等多元文化交融的重镇。唐王朝与吐蕃在今日月山设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茶马互市”，开辟了唐蕃古道，宋代为丝绸南路要冲，明清时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京、津等地的商人、工匠纷至沓来;英、美、俄等国商人纷纷开庄设行，进行商业贸易和金融业务，同时也形成了专门从事民族贸易的“藏商”队伍，丹噶尔以“茶马商都”、“小北京”的美称名扬四海。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相交,唐蕃古道与丝绸南路在这里穿越。
丹噶尔(湟源)是个历史悠久、地理位置独特的地方。说它历史悠久,从远古昆仑神话到羌人故居、吐谷浑政权、吐蕃王朝、汉军以及唐宋元明清民国各朝各代在此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地理位置而言日月山为界,西望草原茫茫,东顾万顷良田这种地域的独特性,也造就了湟源的独特文化遗存。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丹噶尔商业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丹噶尔成为边关互市起源于唐代。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采纳宰相裴光庭的建议，批准吐蕃在赤岭(今湟源县日月山下的哈垃库图城)交换马匹、牲畜、茶叶、粮食、布匹、皮货等产品进行互市，从此，哈拉库图逐渐成为重要的商旅之地，标志着丹噶尔茶马互市的正式开始，形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
自赤岭互市开展以来，唐王朝从吐蕃换取了大量的战马，耕牛及其他畜产品，不但壮大了唐朝军队的力量，同时也为内地的农耕提供了耕牛，其中在唐贞观到麟德(627~665)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唐朝的官马发展到70多万匹，而吐蕃牧民通过互市也换取了大量的茶叶、粮食及其他的生活用品。这种互利互惠的交易让唐朝和吐蕃牧民都尝到了甜头，为今后的互市奠定了基础。据史料记载，当时交易的茶叶主要以湖南、陕西、四川等地产的茯砖茶为主。获茶的制作也很讲究，其原料是在清明后采剪茶树上的嫩枝、老叶，经发酵、压制成便于用马驮运的长方形或圆饼形。而茶叶的嫩叶风干后不易长途运输，则主要销往内地及中原城市。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的农牧民多以肉、奶为主的生活习惯，而经过发酵的获茶，又具有化腻、助消化，温胃养胃之功效，特别是冬季，早晨喝两碗加了酥油的茶，全天都感到身上暖暖的。因此，深受高原人特别是农村牧区人的喜爱，故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传说。唐王朝在哈拉库图城茶马互市的设立，一方面在政治上起到了控制边地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汉族、回族、土族、土蕃、蒙古族等各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取得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信赖，从而促进了唐王朝和土蕃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
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边关互市时断时续。康熙皇帝去世后，镇守西宁节制各路进藏军队的皇十四子允禵回京奔丧，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乘机召集青海厄鲁特蒙古各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煽动起兵反清，号召重建先人固始汗的霸业。
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朝庭指派驻扎西宁的兵部左侍郎常寿，赴罗布藏丹津营地与其谈判，罗布藏丹津却“诡罢兵，诱常寿至察罕托罗海，将其扣留，派遣叛党分别侵掠西宁诸路”。十月，朝廷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陕甘各地调集精兵前往青海，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原先跟随罗布藏丹津的蒙古各部首领纷纷叛离，投降清军。雍正二年正月，朝廷又任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二月，岳钟琪率军进入青海湖地区，击败驻扎在哈拉河畔(今哈城)的罗布藏丹津部众，并兵分三路追击叛兵至柴达木，罗布藏丹津彻底失败，只带少数残兵败将逃往新疆准噶尔。
雍正二年春，年羹尧上书《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五月，清延采纳了年羹尧的建议，为加强对青海蒙古和藏区的进一步统治，对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进行了全面整顿。雍正三年(1725年)，朝延批准将贸易之地移至西宁口外的丹噶尔寺(东科尔寺)，丹噶尔由此成为政府规定的合法的边关市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雍正五年在原明朝西宁卫治遗址上修筑了丹噶尔古城，并设立了丹噶尔营，负责丹噶尔及环青海湖地区的军事防务，维持丹噶尔商业贸易的正常秩序。
雍正六年(1728年)前后，清政府又将“番夷贸易之事移于彼(丹噶尔)”，民族贸易中心也因此从多巴西移至丹噶尔，丹噶尔也因此成为连接西部牧区和中原地区的咽喉要地，并实行了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政策上的倾斜，使得丹噶尔民族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见，丹噶尔商贸的再度兴起并走向繁荣与罗布藏丹津反清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形势变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在嘉庆、道光和咸丰三朝(1796~1860)的六十余年时间里，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丹噶尔也声名远扬，成为西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湖南、甘肃等地的商人、工匠都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纷纷来到丹噶尔，从事商贸、加工、制造等行业。在丹噶尔交易的货物品种多达二三百余种，年贸易总额约达白银300万两，是当时西宁贸易总额的六七倍。城内东西大街及城外丰盛街、东关、西关街、南城台都成为繁华的商业贸易区。
清代时期，丹噶尔的民族贸易主要以传统的农牧产品交易为主，牲畜及皮毛、粮油、茶叶、布匹、药材等农产品的集散转运也就成为丹噶尔民族贸易市场的主要功能，其中，畜产品贸易为整个贸易的基础，这也是丹噶尔民族贸易赖以生存的前提。从青藏牧区输入丹噶尔的畜产品主要以马、牛、羊、骆驼等各类牲畜，皮货及毛货等为大宗商品。据史料记载，清未每年从蒙藏地区运到丹噶尔的牛马等大牲畜约万余头(匹)，羊约两万余只。牛、马、羊及各种野生动物皮货，达四五千张之多。毛货主要以羊毛为大宗，其次为牛毛、驼毛，每年由蒙藏地区运销丹噶尔的羊毛约有四百余万斤，总价值达四十多万两白银。
由于蒙藏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基本上不种植粮食和茶叶，更不生产布匹，因而粮食和茶叶也就成为内地商家输入丹噶尔的主要货物。粮食主要有小麦、青稞、碗豆、大米等，据统计，每年运到丹噶尔的小麦面粉约为一百三十余万斤，青稞约五十余万斤，大米等约五万余斤，挂面达四十余万斤，茯茶万余封(每封约五斤重)，这些商品基本销往蒙藏地区。而从内地输入丹噶尔的布匹，仅次于粮食和茶叶。每年约有五千匹，土布约一千卷。羽凌约百余匹，全部转售于蒙藏王公头人阶层中。
青藏地区地大物薄，各位药材资源极其丰富，故在丹噶尔民族贸易中，药材贸易也占有一定地位，其交易的药材主要有鹿茸、麝香、大黄等。在兴盛时期，每年从蒙藏地区运到丹噶尔的鹿茸就近两千余架，值白银十余万两，全部销往内地。
在丹噶尔民族贸易中还有其他商品，主要有药品、瓷器、烟酒、铁锅、铜制器皿及用于牛马驮用中用的各类金属器具。另外还有从蒙藏地区运来的湟鱼、青盐、硼砂、火硝、硫磺等等，交易量也比较大。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丹噶尔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首次编查丹噶尔户口，汉族人口达1.5万余人，其中，一半人口是从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地来丹噶尔经商落户的商人、手工艺者及其后裔。
随着商品贸易种类的不断增多和丰富，经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新型行业也就油然而生。丹噶尔出现了从事长途囤购与批发的“过载行店”以及经营百货、副食、粮油、五金、杂货等零售商户。同时产生了集货栈店主、商业经记人、牙侩、翻译为一体，并领有“官照”的特殊商人阶层――“歇家”。歇家多以丹噶尔本地的汉族、回族为主，其前身就是茶马互市时的通事(翻译)，他们经常与蒙古、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各民族打交道，不但熟悉当地市场行情，而且精通蒙藏语言，后来逐渐成为官府中的差役和民族贸易往来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人。蒙古、藏族牧民来丹噶尔做商品交易，由于语言不通，不懂文字、计量、住宿等方面存在着障碍，就不得不依靠这些歇家(中介人)帮忙，并住在歇家。这些歇家熟悉蒙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了解地方法规，掌握各方信息和商贸交易的渠道，且头脑灵活，能说会道，经营范围广、实力强，逐渐成为左右当地商业的一股重要势力。
光绪年间，丹噶尔有名的歇家就有四十八家，每家有流动资金白银十万到四十万两不等。这些歇家一般都建有较大的院落，且盖有许多房屋，以备牧民居住、堆放货物和饲养牛马羊之用。蒙藏牧民在居住期间，食宿及饲草料均由歇家免费提供。各歇家拥有相对固定的客户区域，相互间不得跨区域接待。歇家之间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行规，如牧民驮运来的皮毛，除零星出售极少部分外，大部分都得卖给自已住的歇家，同时，其他歇家不能过问;歇家买进卖出羊毛等，必须执行歇家共同商定的价格，不得随意变更或变相压价和哄抬物价，从而扰乱市场秩序。作为民族贸易的中介人――歇家，为繁荣地方民族贸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丹噶尔商业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清光绪年期，青海出产的羊毛在国际市场上行情看好，外国商人纷纷涌向丹噶尔，并设立了相当于外商公司的“洋行”，收购质优价廉的“西宁羊毛”。先后在丹噶尔的“洋行”主要有英商的新泰兴、仁吉;美商的和平、怡和、居里、天长仁、瑞记;俄商的美最斯、瓦利、华北，等等。“洋行”的出现，促使丹噶尔以羊毛为主的畜产品大规模向国际市场输出，促进了当地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让丹噶尔这个重镇的名字让许多外国商人所牢记。宣统二年(1910年)，丹噶尔市场羊毛购销量就达到一百多万斤，羊毛价格也随着交易量的大增而水涨船高，由每百斤二两白银一度上涨至三十两。此后的十年也是丹噶尔洋行发展的鼎盛时期，丹噶尔也因此成了外国商行在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原料采购市场之一。
随着丹噶尔民族商贸的繁荣，加速了人才的流动，技术的传播，有力的刺激了当地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清代和民国时期，丹噶尔著名的手工业主要有“两院八坊十四匠”。
两院是缸院和炉院。 缸院是指将从蒙藏地区运来的大批干硬带血腥味的羊皮，放在无数加了盐、碱、石灰等原料的大缸中，淹制一两天后，将毛退去，制成柔软无腥味的皮革(熟皮)，叫缸院。通过缸院加工的皮革，便于往内地运送，就是路途再远，时间再长，也不会腐烂变质。
炉院是指将铁矿石或铜矿石，放进炉子上的大锅内，用碳烧化成铁水，将铁水倒进翻砂用的工具内，用粘土粘结砂作造型材料生产铸件,是历史悠久的工艺方法,也是应用范围最广的工艺方法。说起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论其应用范围,则可说世界各地无一处不用。
八坊是指随着丹噶尔经济贸易的发展，内地商家带来并传授技术而逐渐出现的粉坊、醋坊、挂面坊、豆腐坊、油磨坊、酒坊、烟坊、染坊。
十四匠是指银匠、铁匠、铜匠、石匠、木匠、靴匠、鞋匠、毡匠、皮匠、裁缝匠、口袋匠、褐匠、蜡匠、泥水匠等。
道光年间，仅加工粮油的水磨、油坊在丹噶尔就有82盘(座)，到光绪时已发展到了128盘(座)，到民国二十三年时达到189盘(座)。光绪未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者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本地产的陈醋、白酒、藏靴、藏刀、马鞍马镫、毛褐、毛毡、帐房单子、清油等质优价廉的物品，远远不断的被销到青海海西一代的蒙古族牧民、西藏的藏民手中，同时还远销到印度、尼泊尔等地，真正做到了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因市场繁荣，贸易发达，客商云集，货物种类繁多，由此而产生了各类经纪的牙行。如羊毛秤行、斗面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鱼行、清油行、煤炭行、牛羊牲畜行、骡马行、裘皮行等等，牙行经纪人约有四十余户。其中羊毛行经营户有十三家，为清未民初丹噶尔的第一大牙行。同时，丹噶尔也是当时西北地区重要的羊毛集散地，美、俄、英、德等外国洋行设庄收购皮毛的就有数十家，还有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等地商客及座地商户数十家，每年七八月至次年二三月为羊毛收购的旺季，集散羊毛少则六七十万斤，多则四五百万斤。大宗交易的羊毛都须经由羊毛牙行居间介绍，会同买卖双方评定等级，商议价格，成交后由牙行过秤结算，结清账款。羊毛行组织非常健全，设有办理业务的固定地点，遇到交易时，就临时推选总负责一人，司秤、划码、记账、结算等若干人，羊毛成交过秤时买卖双方及牙行三方同时划码记账，经核对无误后，由牙行负责结算，按期收付货款，收取佣金。牙行作为中间人，在交易过程中始终遵守职业道德，坚持诚信为本，做到不编不倚，公平公道，颇得买卖双方的信任。牙行的佣金收入，年终结算时扣除各项税费及行内公用经费后，按各经纪人应得份额进行分配。
丹噶尔各牙行业的兴起是随着民族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兴旺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些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经贸环境下对促进民族贸易，发展商品经济，沟通商业信息，稳定市场秩序，活跃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至民国初年，丹噶尔商业贸易达到了新的高峰，城内拥有大小商户及手工业户一千余户，从业人员达五千多人，贸易总额约达白银五百万两，户均达五千两。
清中期至民国初，丹噶尔商贸市场为青藏地区最大的商贸集散地，从蒙藏等地运来的“蒙番货物”向陕、甘、川、晋、津、京等内地区域扩散，并出口至西欧各国;而从内地输送的各类生活用品则扩散到蒙藏各地及印度、尼泊尼等地。
从历史变革和发展的情况看，丹噶尔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即除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外，还占了各朝代政府政策扶持的优势，同时，还占了多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各类人才的优势。从而使丹噶尔古城内商贾云集，贸易兴盛，物阜民丰，盛极一时，丹噶尔因此也就有了“海藏咽喉”、“茶马商都”、“环海商都”、“小北京”等美誉。
从丹噶尔的历史发展及变革来看，如果当处各民族之间无法相溶，互相猜疑，商家不讲诚信，引起纠纷甚至战乱不断，那么就会引得民不聊生，百姓就会抛家舍业，流利失所，居无定处，商家也就无法安安心心的去搞什么贸易经济了。所以，不论何时何地，各民族之间只有互帮互助、取长补短、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才能迎来地区的安定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才能迎来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繁荣畅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