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篇并行于世的那首《菩萨蛮》如下：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伤心碧”，悲。“有人”，慈。在那满目“无我之境”的语词中，忽插入一强烈主观语“伤心”，真的有一下子击伤我们心灵的力量。那远望中的、使人触目伤心的一带碧色啊!我们所希望的，都在那边。它是一道门槛，我们过不去。它是我们欲望的焦点，却又是我们能力的极限。“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欧公把这伤心写白了，反没有这两个字耐咂磨。
而暝色，则是时间的终结，是我们等待的结果。等待，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和时间的无保障的契约。望岁是等待。望夫石是等待。望子成龙是等待。等待就是潘多拉盒子中仅剩的“希望”。当希望变成弱者的“巴望”时，那被等待的，被巴望的，就变为“残忍”，成了主宰：它使我们心灵受虐，却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等待”是一个阴险的媒婆，她捏合了施虐狂和受虐狂。我们就是这样万劫不复的受虐狂。我们等待，耐心等待，最后等来的是暮色。(谁能摆脱这一宿命?)我们望眼欲穿，我们望穿秋水，最后却只能望洋兴叹。(谁的人生不仅仅是望梅止渴?)李白是这样表述的：时间已经终结，而空间依然空洞无物;希望已随时间死去，绝望却与空间并呈：玉阶连着长亭短亭，等待者心已碎，被等者没动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苦要等待?文字至此，已非文字，是一片大慈悲。
白居易《长相思》
写女子相思，李白开出如此境界，我们再看白居易的境界。
他的《长相思》全词如下：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白居易的这首词足以使我们享受着阅读的快感，并随着这轻快的节奏体味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惆怅，我们的内心也随之充满了惆怅而澄澈，澄澈得有些透明的感伤——不，确切地说，是同情。他的技巧是不容置喙的，“汴水流，泗水流”对应着“思悠悠，恨悠悠”，物象和情绪之间有着巧妙的暗示(喻)。但一句“恨到归时方始休”却让我们的阅读期待大受挫折。有“归”还有“休”，了无余味，了无趣味，虽是虚拟，却已没了李白的大空虚。空才能包纳万境啊，白居易终究贫乏不能自存。这首小令因之充满了小女人味的生活理想，还带着她们常有的智商有限却好议论、情绪肤浅却易泛滥的特点。
把它拿来和李白的上面两首词相比，它唤起的是我们的同情，而不是悲悯。此词让我们关注了对象，甚至关心了对象，但不能让我们反观自身。白居易是一个关心弱势群体的人，这本来很可贵，很值得提倡，但他是高高在上，并把这种关心看成是自己的道德光荣。他不能从他“关怀”的对象那里看出自身同样被奴役的命运，反而看出了自己身份的高贵和道德的高尚，从而觉得自己能摆脱那种命运。“关怀”只是一种对公众、对文化价值传统的表态，而不能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是一个庸俗得很的人。与李白相比，他缺少超越的东西。李白也在人群中厮混，他的精神与兴趣有时也能与人打成一片，但却可以随时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白居易则虽然偶尔也有鸾凤之音，让我们“如听仙乐耳暂明”，并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但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在地下，不能在天上。这很像是列宁评论人物时的妙喻：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李白的境界是“无”，白居易的是“有”。无为万物之始，有仅是“小成”。道隐于小成。成者毁也，成了小，毁了大。白居易大不起来。
把他和李白比有点为难他，其实他不算太差。在地下也不算坏。最坏的是在底线下：下流。我们接着看。
温庭筠《菩萨蛮》
温庭筠先生是诗人，他现存诗还有330多首，并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商隐齐名，被人称为“温李”。但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倾大力量作词的人，大约词这种“艳科”的东西很适合他的个性，于是他便一发不可收地写了下去。文学史上很多事是有偶然的。词要出现，在各种适合的条件下，可能是必然的，但第一个以词出名的人是谁，大约只能从此人的个性中去找。温庭筠先生在晚唐，在那一片“刻意伤春复伤别”的末世悲凉里，干干脆脆清清楚楚地堕落，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