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此与他们展开政治辩论，那就进入了他们的价值系统。
对此我很有经验，不会上当。
因此，我要把事情拉回到人生层面，这也是对他们的仁慈。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诬陷你的年轻学生?
我说：不饥饿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言乱语的二十岁，让人心软。
有人又问：你为什么不惩罚向他散步谣言的那个人?
我说：他已经很老，听说身体很不好。折腾了一辈子还没有找到别的谋生方式，真是让我同情。
我这么说，没有半点讥讽的成分。因为我经历过饥饿的二十岁，更见过周围无数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的老人。是真实的人生让我清醒，让我宽宥。
上海人的最近一次聪明，是隆重聘请一批退休老人，上街惩罚随地吐痰的行人。
随地吐痰必须罚款，这个法规早已公布，但执行时总是麻烦重重。千条理由，百般道歉，躲来躲去，总想逃脱。但今天，递上来罚款单的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慈祥地微笑着，载足了人世间的全部道义，因此也聚集了周围所有的目光。
这般阵势，谁能逃脱?
是白发和皱纹，清洗了上海的街道?如此说法有些不忍。应该说，为了城市环境，不得已动用了人生伦理：这是祖父、祖母们的命令。
让人生的终极阶段来包抄后路，才使他们理屈词穷。
我想复述二十多年前一篇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当时是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刊登的，没有公开发表，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影响似乎不小，题目好像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写的是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半辈子争斗。两人都是情报人员，1949年之前，那个国民党人追缉那个共产党人，一次次差点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毕竟棋高一招，国民党人进入了共产党人的监狱。谁知“文革”一来，全盘皆乱，那个共产党人被造反派打倒，与老对手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大半辈子的对手，相互尽知底细，彼此家境由对方说来如数家珍。年年月月的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好友。
“文革”结束，两人均获释放。政治结论和司法判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天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互相追缉了大半辈子的男人，都已经非常衰老。终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孙儿扶着来公园了。另一位本来也已感到了独行不便，看到对方带来了孙儿，第二天也就由孙女扶着来了。双方的孙儿、孙女正当年华，趁着祖父谈话，便在附近一个亭子中闲聊开了。他们说得很投机，坐得越来越近。两位祖父抬头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们用漫长的半辈子才坐到了一起，他们用短短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这篇小说，从艺术上说，过于刻意纤巧，何况我的复述，也一定很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在处处还是“政治挂帅”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以人生为归结的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能够那么幽默地消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曾经全心投入的政治迷误。怪不得，当时的公开杂志都不敢发表。
我还是喜欢这种显然简单化了的消解方式，只因为它让人生成了真正的主角。
人生滋味，毕竟比血火智谋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