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是辉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将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长期交往，有的擦肩而过;有的令你赞叹，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无可奈何。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或此事让你钦佩，或彼举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让你刻骨铭心、终生仰慕、每一念及则令你肃然起敬如涤心肺者，滚滚红尘中，也就屈指可数了。
于我，曾志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实，我和曾志相识很晚，交往不密，是她人格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终生教育着我。当着外人，我像别人一样叫她曾大姐;在她家人面前的时候，我叫她曾妈妈。她曾多次反对说：就叫大姐吧!她的女儿亮亮(陶斯亮)也老憨笑说：我叫你小柯阿姨，你叫她曾妈妈，这不错了辈了吗?于是全体大笑。笑归笑，可不知怎么，多少年，还是这么叫下来了。
记得初见曾志是在1962年夏天。广州会议刚开过不久，正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时候，许多文友聚会在北戴河。郭小川一天忽然对我和敬之说：陶铸同志也在北戴河，咱们看他去呀!我忙问：曾志同志也在吗?郭小川说：你认识她?我说：哪儿呀，我只是想见她。郭小川点着头笑说：可陶铸同志会客，她一般是不出来的。我说：你说我们就是想见她嘛!陶铸同志谁还没见过呀!郭小川说：你为什么非见她不可呢?我说：她是传奇式的女红军嘛!郭小川磨不过我，用手挠着头说：嚯，还知道得不少呢!试试看吧……也不知郭小川是怎么试的，反正是联系成了。不但联系成了，而且说陶铸请我们吃晚饭。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不住地问：曾志同志出来吗?啊?曾志同志出来吗?
到了陶铸处，一看，只有陶铸和亮亮。我非常失望，又不甘心，就不断地和郭小川嘀咕，郭小川只好去走亮亮的后门。亮亮那会儿好像刚上军医大，一个大学生，又爱好文学，对我们十分热情，不一会儿，就把曾志请出来了。
怎么说呢?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三十七年过去了，又是这样翻天覆地的三十七年!多少痛苦，多少快乐!多少眼泪，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可写到这儿，三十七年前的那个黄昏，仍那样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好像刚刚发生一样。
当时，亮亮喜笑颜开地出来说：妈妈来了。她是那样满不在乎地一说，可我竟一下愣住了。因为虽早有准备，知道曾志很漂亮，也听说过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的，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总以为那是她年轻时候，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正是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她又是出名的勇将，是陶铸把她想象成“母大虫”的强烈反差的缘故。却原来，她真是这样的美!我一直在美女如云的文艺界工作，眼睛早就历练得很“毒”，自是和当年的陶铸不一样;而她，也青春早逝，已年过半百，记得那天，她身着一件极其普通的月白色衬衫，浅灰色长裤，可气度却那样不凡。坐在北戴河陈年旧绿的纱窗下，和我们轻言细语地话着家常，是那样纤柔秀丽，又那样优雅脱俗，直能令你目不转睛。既很难想象出她当年赤脚持枪奔走在福建的崇山峻岭叱咤风云的勃勃英姿，也很难看出现在是一个身居广州这样一个繁华大市日理万机的工业书记。
那会儿我年轻，就那样很不礼貌地盯着她看，只间或瞟一眼风风火火的陶铸，席间说了些什么，竟完全不记得。回去后，可就抓住小川不放了，让他反反复复地叙述有关曾志的一切，他所说的，我至今记忆清晰。他说她是如何地英勇顽强，从年轻时就一直活跃在红军中，可谓身经百战;说她是如何地机智慧敏，在地下工作时怎样多次死里逃生，真是命如悬丝;说她是怎样自尊自强，因为陶铸一直身居领导岗位，整个战争年代，她几乎都和他分开各自工作;说她是怎样地情深义重，宁肯受处分也要把危险告诉被错误怀疑的同志;说她个人生活十分曲折不幸，但对革命却无限忠诚，无论是重病在身，还是被错误处分，都不计个人得失地默默为党工作，为革命丢失了几个亲生的儿子……他说得十分动情，我听得如醉如痴。之后，我又向多少革命前辈询问过有关她的情况啊!之后，我又曾和曾志有过多少接触啊!但是直到今天，直到此刻，直到我在含着眼泪—页页读着她的回忆录时，我才知道：她哪里是什么丢失了儿子?她是为了革命，亲手把他们都送了人，其中一个，甚至是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心甘情愿”地卖了一百块大洋……
我不禁掩卷痛哭了。我们这些后来者常常自认为很革命，可是，对于革命前辈，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对于他们的艰辛困苦，他们的怀抱胸襟，我们更是体会不深!曾志很谦虚，她说她写这本书，只因为她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可是当我们读到那位伤残而不能重返前线的老红军背着小亮亮，历时一年，千山万水、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甚至乞讨……终于把她送还父母的怀抱;当我们读到“文化大革命”旋风陡起，一向极其自尊的曾志对挨斗回来的陶铸说“……我……以后……再不和你争论了”;当我们读到陶铸那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它深深地缝进衣角;直到陶铸病体支离被押解出京，明知是死别，却滴泪不掉，只含笑握手。陶铸头也不回，曾志目随万里……这是多么深重的同志情，多么崇高的革命义，何等澄澈的壮士情怀，何等刚烈的铮铮铁骨!看着他们，想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先行者，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安享由于他们的奉献而得来的一切吗?还能高高在上地挑剔指责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可是，即使由于时代的进步，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有了多少进步，但在我们的后人看来，我们不也会有我们的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是革命者。可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是父亲和母亲。不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也处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们肯像他们一样，只是为了后来人，而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吗?
我奉劝人们读读曾志的回忆录，我还想请求哪位高明的编导把它编成戏，拍成电影，因为它不但能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还会扩大我们的人生视野，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无私无畏，完全忘我，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可以披肝沥胆、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决不是像某些人所描绘的“头脑简单”的“傻瓜”，而恰恰是一些大智大勇的人，一些像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极其鲜明个性的人，不同处只在于：即使我们真心实意地终身努力，恐怕也很难企及这些人。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在面对曾志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和屠格涅夫《门槛》里那个少女叠印起来，无论她在对我说什么，我的耳际也都会叠响着文中那著名的充满诗意和哲理的问答：
深暗的浓雾里吹着雪风，从建筑深处透出来一股冷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
“啊，你想跨进门槛来做什幺?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的。”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
“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
后来我也上了年纪，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每当和曾妈妈面对时，我眼前呈现的画面和耳中响起的声音就要比那更为鲜明和浓烈。因为我懂得：其实跨进这个门槛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在跨进这个门槛之后。多少人在跨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又退了出去;又有多少人在门槛里改变了初衷……
而曾志，我们的曾大姐，曾妈妈，却不但跨进了门槛，而且矢志不移!无论是慷慨悲歌，还是衣单被薄;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生离死别，她都面不改色。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手握权杖，无论升降荣辱，还是黄金如雨，她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严格自律，从容淡定。从一个纤纤少女直到白发苍苍，她永远是那么的正!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她，她正为家人买了几样时令菜在批评他们，亮亮先还不服，见我进门，高兴地跳起来说：“小柯阿姨来了，小柯阿姨来了!”可曾妈妈根本不容她转移话题，说：“小柯阿姨来了，你也跑不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百里大堤往往毁于蚁穴”她举了好几个腐化变质的实例，直说得满座肃然。又—次，她一个当空中小姐的亲戚随手带回了飞机上用剩下的咖啡和小毛巾，她居然为此专门给民航写了信，让他们注意对年轻人的教育……在她入党七十周年之际，许多敬慕她的老同志自发地为她举办了一个纪念会，她却在会上反复地讲述自己革命几十年中的教训和错误;她临终时，叫亮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亮亮找出八十几个没用完的薪金袋，一共只有几万元。可她还反复叮嘱亮亮说：“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因为它们能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钱，上缴给中组部老干局……留给外地来京……看病的……困难的老同志……用。”
曾志过世后，亮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看见妈妈写有这样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遗嘱写道：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
亮亮为了完成妈妈的遗愿，让妈妈死后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就真的让她这样走了。曾妈妈从从容容地、坦坦荡荡地走了，像清风明月一样静静地走了。于是，她也就像清风一样永远吹拂着我们，像明月一样永远照耀着我们，岁岁年年，直到永远……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像屠格涅夫一样说她是“一个圣人”吗?不，我不能。我只能说：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人生的路上都能像她一样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这样，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就能像她一样说出“我的一切所得都是干净的，是清白的，清清白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