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戈壁滩上爬行。车窗外是一片夕阳下的金黄。朝北望，远远的合黎山在雾霭后面透出一抹青黑;南面的祁连山离得近些，在暗黑的峡谷阴影上，耸立着金红而明亮的石头山岩。时断时续地，镶嵌着一些雪峰，夕阳下，也染着一片暖烘烘的淡红。一片片云，在戈壁滩上洒下一片片影子。列车正行驶在两山夹峙的一条宽一二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两个字，是因为开阔的戈壁滩上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骆驼刺，缺少近景的对照，显得火车好像开得不快了。
我们是傍晚从酒泉挤上车的，现在正往兰州方向驶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与常老。硬席卧铺车厢已经满员，幸好，从乌鲁木齐开出的这趟列车给酒泉站留了几张卧铺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交涉，打着“常书鸿”的牌子请他们帮我们搞到了两张，才得以上了当时千金难求的卧铺。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
读者千万别想着凭“常书鸿”这三个字在那时还可以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区乃至甘肃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兰州治伤，必须看住他，不能让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久前，名为“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的展览会刚刚在酒泉展出过，海报贴得满城都是，使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
上车后却又犯了难，原来拿到的两张票一张是上铺，一张中铺。上铺当然归我，但常老的这种状况，如何爬得上中铺?我只得扶着常老，与一位坐在下铺的旅客商量：“‘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志，您看看，我们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铺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请您帮个忙，把下铺让给我们?”他打量着我所说的“老同志”：穿着沾满污渍的旧中山装，上面隐约显出一条围裙的影子，腰里胡乱拴着一条皮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个帽檐儿耷拉着的旧军帽，俨然一副“领导阶级”模样，立刻就答应了。常老一直弯腰站着，手里拎一个小包，没说话，只感激地向这位旅客点点头，也用同样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顿好以后，我觉察这位旅客还有两位同伴，都是干部模样。他们发问说：“你们在酒泉工作?”“不，我们是从敦煌来的，在酒泉治伤没治好，现在到兰州去。”我回答。“敦煌我去过一次，那里的千佛洞现在怎么样了，‘破四旧’了吗?”他说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后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们多半只称它千佛洞。“还好，有一次城里的红卫兵要来破，有人事先来电话报警，我们赶紧报告了县武装部。请他们出面，开着汽车追，把学生中途挡回去了，没来成。所里当时有两派，但在这件事上大家还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绝对不能破坏，守土有责!”
我说这话时，常老听得很用心，露出宽慰的表情。显然，他还不知道这回事，没人告诉过他。“那你们就在那里工作了?”我马上意识到话说多了。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了。
自打“文革”一开始，常书鸿先生便被揪了出来，天天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劳动。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挖不动土，扬不起锨，便改任帮厨，每天在厨房洗菜择菜，就造成了这身装扮。
但“常书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那是一九六三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宁，由于原来所在的单位建筑设计室被撤销了，所以当了中学老师。有一次忽然读到徐迟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里面的主人公尚达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无上的崇敬。尚达在巴黎学了十年油画，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艺术的魅力感到非常惊讶，决心提前回国。1943年他从重庆奔赴敦煌，创建了隶属于当时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终生投身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临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顾难以在这个偏远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坚守敦煌。
我当然知道《祁连山下》“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先生。常老曾经与徐悲鸿、黎冰鸿一起，并称为“留法三鸿”，都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会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样，但尚达与常老，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人生经历，都非常相合。我读到这篇作品时曾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该有多好!因为我的老师梁思成先生曾经告诉过我，敦煌唐宋壁画里画着无数的建筑，大大填补了现存唐宋建筑实例的不足。
机缘真是太凑巧了，几个月以后就得到梁先生带来的一个口信，问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我当然马上给梁先生回了信，下了决心。经过梁先生的努力，1963年隆冬，终于调到了敦煌。
——“轰”的一声，火车冲撞了两下，将闭目靠坐着的我从回忆中惊醒，躺在铺上的常老也醒了，我们又回到了现实。
当前的现实已变成这样：在公开场合，我已经不能称呼常老为“所长”，甚至不能称“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称他为“牛鬼蛇神”，不能露出一点恭谨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属，不再是他的学生或他老友的学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不过美其名曰“革命群众”罢了。例如这次到酒泉治伤，我居然就利用了这个“身份”，办到了原不可能办到的事。至于对常老，在上车时虽称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为了应对不知情的旅客，讨得一个下铺。
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1968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联委”，开始了另一波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则因多次被借调到县里工作，得以暂时脱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来了军宣队。以后，所革委会也成立了。军宣队有三个人：队长李治安，副团级，其实心地挺好，大大咧咧，与知识分子(当然只限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无歧视之心。他的妻子也来了，还为我们这些单身汉时常缝缝补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笑起来特别可爱，与“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疯淘。另一位我们叫他老解，陕北人，连级，高个儿，笛子二胡样样来得，尤其喜欢吹唢呐，随身就带着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从来没听他在会上说过什么，一切似乎都与他毫无关系，“阶级觉悟”极差。经过他的房门，便拉你进去听他吹唢呐。好听，充满深情，让你想到黄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记着老家。还有一位小王，一个小兵。四川人，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矮矮胖胖，按体型判断本应属于老好人之类，却出奇的“革命”，凶神恶煞般，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经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你们的出身都不好，再说，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
这位小王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便是学会开汽车，可以肯定，此事与他即将转业回乡有关。在部队没人让他学，到了所里，便利用军宣队的身份，没有驾驶证也要开车，对司机王杰三搞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好，那位建国前曾经给国民党驻军廖师长开过车的王司机，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惧之中，巴不得能巴结上这样一位朋友，自动乖乖交权。所里有两部车，其中一部是所谓“轿车”，是常老想办法在兰州请人就一部卡车改装的。因为车身窄，除了前面有两排座，后面的座位就围成凹字，中间还可以装一些货。有时人多，在堆在中间的米袋子上也坐着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为“牛鬼蛇神”以后，只能缩在车尾。我们坐在车上，看在眼里，却也说不得什么。由着这位夺到权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弯地拉着我们进城，心也七上八下。
那天，逢着公路两边浇水。农民为了方便，把公路横着挖成小沟，让水流过，沟边堆起两条土垄，按说只要慢慢开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多年来都是这样的。偏偏这位小革命不管这一套，没减速便想冲过去，车子一蹦老高，全车人便都瘫倒了。那天大概为了寄信进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后，蹦得最高，头竟被撞到车顶棚里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时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动。常老疼得熬不住，打报告申请治伤。敦煌没法治，常老要求去兰州，革委会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为什么派我去?一则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革委会衮衮诸公忙着革命，不屑于为这种小事劳动贵体。二则既然没人愿去，我也暂时还没被揪出来，不妨也给我一个临时“革命”的考验机会，事儿便摊到我头上了。临到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给常老的继任夫人、原党支部书记、当时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个招呼，要她准备一个枕头，垫在从敦煌到柳园火车站的汽车座位上。上汽车后，又请司机尽量开稳当一些。
到了酒泉，我与常老谈了一次话。我当时毕竟年轻，胆子小，当然不敢做倾心之谈，只俨然做公事公办状，嘱咐常老不要随便出门，提醒他这里刚刚办过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会认出他，不要出意外。实在要出去也得我跟着。常老望着我，没吭声。
检查结果出来，医院确诊为粉碎性骨折，但没法子治，开出方子，有几种无关痛痒的药，医嘱是“硬板床卧床休息”。我从医院拿回处方和药，向常老转告结果。常老望着我，虽然仍没说话，却似有所求。我说你看看这么着行不行，听说有一种钢背心，你有什么想法?他才嗫嚅着说：“能不能给配一副钢背心?”我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实际上还另有他想，并不止钢背心一事。我说，我做一点努力，试试看吧!当天下午，我找到窦明海家里。窦明海是酒泉地委书记，“文革”前到莫高窟参观是我充任讲解的，也许还记得我。他也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却比常老还惨，是斗争会上被打伤的。我听招待所的人说他配了钢背心。见面后，他听到常老也受了伤，很有些吃惊，说钢背心酒泉不能做，只有兰州才有这种厂子。我抄下了厂名和地址。临走，他好像还有话说，却没说出来。这里捎带说一句，落实政策以后，窦明海调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对我以后硕士毕业的工作分配还起了一些帮助作用。
次日一早我赶到医院，运用我的特殊战略，冒充“革命小将”，向医生展开了一场“阶级斗争”。我编造说：“我给我们所革委会汇报了，不同意你们的处方。”他说：“这种伤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病人年纪又大，要完全恢复可能不行，只能这样了。”“你们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饭，当贵族老爷，从不考虑革命斗争的需要。”我尽量装着蛮横地训斥他：“你看看你开的这个方子，要阶级敌人‘卧床休息’，像什么话，能办得到吗?你也知道常书鸿是什么人，三反分子、汉奸、走资派、牛鬼蛇神，要他‘休息’，不斗争他，革命群众能答应吗?难道开斗争会的时候，革命群众站着，却让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几句硬话下来，可怜的医生给我打蒙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才说：“我是医生，只讲治病。他只能卧床休息，经不起斗争会了。”我仍然蛮不讲理：“政治挂帅你懂吗?‘只讲治病’，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是打仗，敌人受伤了，手里还拿着枪，我们能让他卧床休息，不先夺了他的枪?”他看着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要是知道怎么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必须想出一个至少坐着也得开他的斗争会的办法来。他说，那就配一副钢背心好了，我也没别的法子了。我听了暗中大喜，说：“那你就重开处方，不，就在这张单子上加一段，把配钢背心的必要性写清楚。”当然，原有的“卧床休息”几个字仍然保留了。就这么着，连吆喝带诈唬，处方改过来了。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干过的“最革命”的一件事。
然后我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苏木匠打了个电话，添油加醋地说：这边的处方出来了，说是来得还算及时，但必须到兰州配钢背心，否则会很快恶化，成为终身残废，高位截瘫，甚至生命都有危险，因为中枢神经都通过脊椎。他听不大懂，问我什么叫“中枢神经”和“什么高位什么的”，也可怜，本来也还算本分的“苏主任”，大概从来就没有处理过这么重要的“政务”。我又说，是不是革委会先研究一下怎么办，晚上我再打电话请示?
回到招待所，常老听了我简单告知的情况，面有喜色。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太认真于什么钢背心不钢背心的，而是更想趁这个机会回一次兰州。他的都还是中学生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兰州，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了。
晚上电话打回所里，另一位“革委会委员”接的：“急什么急。还能都围着老牛鬼转?”又过了一天多，终于有了回音——“快去快回”。常老喜形于色，高兴坏了，只顾说：“那就好，那就好!”
列车继续在祁连山下行驶。我感到那三位旅客好久没说话了，向他们一望，却仍在打量我们。一会儿看看常老，一会儿看看我。见我睁开了眼，其中一位向我问道：“我们想打听一下，你们那里有一位老同志叫尚达的，这回怎么样了?”我看见半躺在铺上的常老像是被吓了一跳，眼睛猛然睁大，想象得出他内心的震动——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人记得“尚达”这个名字。“尚达?我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我不想谈这个话题。“怎么没这个人，徐迟的《祁连山下》写得清清楚楚的，是你们所长，你怎么能不知道。”“什么《祁连山下》?”这个时候，装傻是最好的策略。“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确不想继续谈下去，要知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对常老来说无疑都是一把匕首：“我到得晚，所里好多事都不知道。尚达?如果是所长，也许早调走了吧!”
徐迟先生在《祁连山下》中描写尚达到达莫高窟以后的情景时说：
只能身在洞窟中才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北壁画的经变形式的佛像，宝台莲池，二十六人的乐队，四人起舞。南壁画西方净土变。中央坐佛，莲池中二人起舞，乐队十一人……最突出却是东壁的门旁，北文殊，南维摩，雏摩正在发表他的雄辩。口若悬河，文殊却肃穆地侧耳而听。尚达手拿着一支大手电筒。仔细的观看。灯光奔向维摩。众王子，散花的天女;灯光奔向文殊，皇帝。百官，外国皇子，昆仑奴。这么多人物，个个生动活泼。呼之欲出。
这时，在我的眼前。分明就浮现出了这种场景。我相信常老现在也和我一样，恨不得马上就飞到远离我们的“净土”里去。那里只有宁静、安详，没有斗争会，没有屈辱，也没有互相戒备。人人享有尊严，可以倾心畅谈。
“同志，我们只是想知道尚达现在怎么样了，没有别的意思。”听得出来，他们怀着一种不安——尚达能不能安然度过此劫?我只好微微用眼角看了一下常老，想暗示他们，想想闭目躺在铺上的这位落难老人究竟是谁，示意不要再用这样的话题打扰老人了。却未曾料到，他们竟直接向从上车以来就一直默不作声的常老发问了：“老同志，您年纪大了，应该知道尚达这个人吧?”
常老又一次睁开眼，似乎是努力要从记忆深处找回一些什么，说出来的却是：“没有这个人，那只是小说，里面写的全是假的，瞎编的。”“不可能!我去过千佛洞，讲解员亲口对我说的，尚达就是照你们所长常书鸿的经历写的，怎么会是假的。”他们仍穷追不舍。
忽然，常书鸿先生声音很大地、斩钉截铁地、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声音震响，引得邻间的人也向我们看。常老再一次闭上眼睛，紧紧地，表示他已决心终止这场谈话。分明地，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
旅伴们惊异了。把眼光询问地转向我，我略微点了一下头。
他们久久凝视着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也许是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尚达”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终于，他们中的一位站起身来，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细放进新茶叶，向车厢尽头走去。良久回来，双手捧着茶缸，送到常老跟前：“老人家，请您喝杯热茶!”又加了一句，虽然轻声，却一字一顿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火车继续攒行，祁连山下，已沉入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