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13年进北京大学教书的，到1929年离开，前后凡十六年，其间所经历者，所见闻者，诸如新旧之争，内部倾轧，蔡元培之长校与离职，蒋梦麟之长校，“五四”运动之于北大，等等，有足述者。惟北京大学自清末京师大学堂以来，迄今垂六十余年，人事沧桑，变化甚大，我在北大十六年间，仅为其中一片段，盖无可为系统之概述，因就记忆所及而掇拾之，谨作参考。
我进北大之缘起
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我们兄弟在日本九个月，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供应继续求学，兼士考取了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我则于1906年返国。回陕西住了一年，即迁返浙江吴兴闲居。不久，到杭州做事，曾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过课，在幼级师范教过半年书，又在第一中学教过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我弟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弟子。其时，兼士也已从日本返国，在嘉兴教书。
大约在1912年春节，许炳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的朋友。据许炳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告诉我：“何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忽然告诉我，何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1913年2月。
到北京后，一天早晨，我到北大去看何时。略谈时，时就请教务长姚叔节(桐城姚鼐之后，在北大教桐城派古文)来见面。姚叔节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在预科教中国历史。姚三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时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新旧之争
当时，北大分几科，每科设学长。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何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文科没有学长，由一个姓夏的(忘其名)负责，名义好像是文科教务长。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
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东清铁路和京师大学堂的关系，我就不知其详了)，蔡元培、董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在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京师大学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是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的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了。
预科还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说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我记得1928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听说是练习了几天几夜，上台去还是结结巴巴。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那就可以想见了。
蔡元培长北大之来由
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为时甚暂，即辞职，后去德国深造。大约在1916年，蔡到北京，其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北大代理校长何时大约在1914至1915年间，辞职回诸暨老家去了，辞职的原因不详，但不外也是内部人事之争，赶何，我疑胡仁源亦在内。何辞职后，即由预科学长胡仁源代理校长，预科学长由胡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是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之长北大，盖出于沈步洲之策划。
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是海内外知名之士，沈抬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呢，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以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的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同学，夏回国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教书，浮筠和尔和是同乡，极得尔和的信任。
果然，汤尔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出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 ，蔡先生在1917年1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
我和蔡元培先生
汤尔和对我谈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的时候，我和蔡先生尚无一面之雅。尔和对我谈话以后大约第三天，我在译学馆上课(北大预科当时不在马神庙，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忽然门房来通知我：“有一位蔡元培先生来看您。”我大吃一惊，一则是素昧平生，颇觉意外，二则是心中不免思索：社会上已轰传蔡先生将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阅历、世故应是很深，可这次不大世故，既然要来看我，大可到我家里去，何必到北大预科这个公开场所来呢。
蔡先生和我见面后，谈及尔和介绍，特来拜访。略谈片刻辞去，目的在于相识一下。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先生和我的关系，自那时开始，事隔数十年，蔡已归道山，我至今思之，犹感慨系之。
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我于蔡先生的学问无所窥，然观其到北大之初所持办学主张，有两点可资一谈：
(一)北大分工、理、文、法、预五科，蔡先生来后，力主将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使北大专办文理二科，预科照旧。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是以美学教育为中心，他来以后添设教育系(本来只有文学、哲学才系);他一向反对学政治法律，因此主张不办法科(未获通过);他不重视工科，似乎是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影响。
(二)蔡先生到北大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辜鸿铭、王国维、胡适之、陈独秀等新的旧的，左的右的，同时并存。蔡先生云：“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今日当然已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综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一点成绩，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然而，在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企图以新学救国，终于成了一场幻梦。“五四”运动以后，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或独善其身，或趋炎附势，或依违两可，随世浮沉，其中种种，就不在本文记述之内了。
我和陈独秀
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胡适是在美国留学时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赏识的，回国以后，在北大教书。《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后，曾发生一件件：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玄同、半农的文笔犀利，讽刺挖苦(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提出来)，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我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由这件事也可看出，胡适从“改良文学”到逐渐复古，走到梁任公、林琴南一边，不是偶然的。
评议会做的几件事
(一)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举，约每五人中举一人。当时教授共八十余人(讲师、助教一百五十余人不在内)，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女禁)，均须评议会通过。文、理、法、预四科教授都有代表参加评议会，大家都很兴奋。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 ，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卒，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维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二)评议会成立以后，我忘了是哪一年，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主要是反对胡适，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为人治学又浅薄，以后是蔡元培把他捧出来的。当时反对胡适最力的是理科天文学教授秦景阳(秦汾)。我们和蔡先生商量，决定提名马寅初为候选人。当时，理科提出俞同奎，文科提出陈大齐，法科提出马寅初，这三个候选人势均力敌，在评议会选举时，主席蔡先生投马寅初一票，马得以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为什么蔡先生同意以马寅初当教务长呢?一则是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出来当教务长，我们去了免去无谓之争端，就提出以法科的人来担任;二是是马寅初本来是北大教员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他得罪了北京中学界，中学教员很不满意他，而教员会和北京学界的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商量，教员会改推康宝忠和马叙伦领导，马寅初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了第一任教务长。
评议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我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满意。”我答曰：“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工会既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赶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类此。
(三)“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事情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家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蔡元培的走和蒋梦麟的来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十一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帐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教育部对蔡先生掣肘的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袁希涛对蔡不好，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此在旧社会，亦系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场中更不足为奇。
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
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定，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罢课，尔和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诣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出来，说：“我昨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答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做去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蔡接着讲：“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先生又说：“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北大章程上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我就在评议会提出要去法国，胡适反对，他说国文教员不必到法国去。我说：我去过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评议会通过了，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起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到1921年，才答应除月薪照发外，另给我四十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发病了。
1922年，蒋梦麟和胡适联合起来，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胡适是骨子里一开始就反对评议会，至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评议会成为空的，取消了教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