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里，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我记得至少攀登过三次珠峰，有一次是步行，一次是开汽车，另外一次是怎么上去的我忘了。但是梦里的珠峰跟现实中的珠峰貌似不同，那是高原上陡然抬升的一片广阔台地，巍峨雪峰则从台地上拔地而起。有一次我站在珠峰下面的高台上准备登山时，居然欣喜地发现没有任何高原反应的迹象。梦里更多的是无名之地，温暖、优美、庄严和污秽、阴森、混乱并存，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获得了它们的原型。我想，既然紧张喧嚣的生活已经压缩或者剥夺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人类大概转向在梦里重建其领土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做梦和写作一样也是一门地理学，可以通过测绘、阈值、纬度、等高线，或者通过隐喻、置换、重组、拼贴，来讲述和描摹我们的一孔之见，“与他人分享一点儿这个世界”。
我老家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上，我们那里属于黄泛区，我们村往北二三十里的地方，现在还有一条废黄河，安静，清澈，算不上宽阔。不知是在哪一年，据说浑浊咆哮的黄河水就是从这里悍然强行借道，一路汹汹直取淮河的。这条当初显然应该有名有姓的河流，从此就失去了姓名。今天每当透过回忆想象着它水面上温柔的波纹时，我就会想起“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黄河之水天上来，地上的河流哪能束缚住它?滚滚河水必然是要冲开堤坝，夺路狂欢的，那时候，四野八荒就变成了一片汪洋。黄河侵凌淮河长达六百余年，乐此不疲，而开阔的无遮无挡的苏北平原也就被反复浸泡了六百余年。每次洪水退去，留下一层厚厚的沙土，算是施暴者给予的小小恩赐。
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那一带，沙土似乎全都聚集在我们村方圆十里左右，沙土层厚达四五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临近的村庄全都吃上了大米，而我们村还是只能吃面粉和玉米，因为沙土的孔度比较少，浸水容易板结，水稻根系难以生长。因此，我们那片方圆十里左右，只能种植一季麦子作为主粮。为了弥补口粮不足，每家还会种一些辅助作物，不过我们小孩子认为，沙土地上种出的山芋和南瓜，远不如沙壤土和黏土地种出来的甜。当然，沙土地也有可爱之处。比如，在下雨天，我们一般可以免于烂泥的困扰。尤其是夏秋季节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阵雨之后，路面干得很快，你穿着凉鞋出门，沿着河边走走，呼吸一下带着臭氧味道的焕然一新的空气，脚上很少沾上烂泥，雨量不大的话，可以正常骑自行车。这对沙壤土和黏土地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只要晴朗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太阳烤上三四天，河边的土路上就开始尘土飞扬、黄沙漠漠了。
我们村后面有一条高高的堤坝，据说是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的防洪工事。堤坝上是一条土路，通往外面的世界。从堤坝下到我们村口有一个不算陡的斜坡，一到沙土飞扬的时候，从坡上到坡下，这里的沙灰窝最深可达两尺，全是面粉一样粗细，在阳光里闪耀着细碎金光的干燥沙土，有时沙土之下还有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沙坑。不明底细的外乡人，常常会在这里吃上一堑，摔倒在沙灰窝里弄得灰头土脸。即便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时大风一刮，漫天扬尘，让人睁不开眼，一会儿鼻子里嘴巴里就全是土，叮叮当当路过的牲口低头打着响鼻，很有点大漠驼铃的意思。如果不刮风，这里就是小孩子的乐园，哪怕不玩沙土，就躺在软和的沙土上晒着火辣辣的太阳也很好，或者把自己埋在烫人的沙土里就像在沙滩上做沙浴，每当看到衣冠楚楚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大人们人仰马翻，在沙坑里出洋相，我们就在一旁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把他们幻想成终于落入我方罗网的坏蛋，而扬起的尘土则是正义的硝烟与焰火。其实对这轻易的伟大胜利，我们没出过一分力气。
沙土里并非全是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应该是石英、贝壳、云母之类的粉末，我曾经把一块小磁铁放在沙土里面，磁铁上会固着一层极其细小的粉尘，大约是铁矿石或者陨铁的微粒。有一段时间，我留意过沙土里的贝壳，保存完整的有四五种，有一种大约是帘蛤或者欧洲银锦蛤之类，只有一两厘米大，依然保留着漂亮的色带，它体表的放射线和轮脊线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有一种貌似分布于菲律宾至日本海域的象牙贝，另一种则像是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但壳要厚得多，大概是年代久远了，已经显出了白垩色。还有一种貌似在远古时代曾经用作一般等价物的海贝，不过也只有一两厘米大小。这些都不可能是我们本地的物产，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它们是在上游被洪水从沉积层冲刷上来并携带到这里的。因为我们知道，黄河的上游，在久远以前那里是一片大海。就像柽柳这种西北苦寒之地的标志物种，在我们小时候居然也随处可见，大约就是它的种子被黄河水从高原上千里迢迢搬运来的。今年夏天，在东营黄河入海口，我又见到了柽柳，一下子觉得特别亲切。
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要经过一条长有许多柽柳的大沟，一二里路长，宽近两丈，一人多深，原先是附近窑厂在这里挖土烧制砖瓦形成的一条深沟，后来被生产队组织河工开掘连通到灌溉渠上，作为备用水渠，但是它似乎从没派上过什么用场。沟底的地貌是极其复杂的，有具体而微的丛林、草原、高地、荒漠，有雨水冲出来的蜿蜒的河床，有下雨天就变得生气勃勃的季节湖，有从岸边塌方形成的高低起伏的小小丘陵。我最为心醉神迷的，是在两岸的悬崖上，大自然漫不经心地用阳光、雨水、风和时间雕刻出来的那些雄奇险怪、气势磅礴的崇山峻岭。而且变幻不定，过几天就是一道道完全不同的横断山脉。到那时为止，我从没见过除了平原之外的任何地貌，但是在这条荒废的土沟里，它满足了我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象。那些速朽的沙土地上的杰作，比我现在看到过的所有艺术作品都更符合艺术的精神。说到底，艺术就是从这儿来的吧，从乡下的一条荒废的土沟里，从大自然的无心教诲里。这是我最初的关于世界和美的启蒙。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四处奔波，我总觉得我是带着一片沙土在世界上跋涉的。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观察那里的土壤，想象着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过什么样的植物，有哪些人从这土地上出生了又复归于土。我算不上什么诗人或者作家，但我庆幸，这么多年，我并未失去这“伟大的馈赠”。我曾经写过一个住在沙土里的圣人的故事，他谙熟土性，他深知一切坚固之物都将成为沙土，他每日的修行就是把沙土烧制成砖头，然后再把砖头碾成沙尘，直到他自己成为沙土的一部分。当他把自己烧制成一块砖头时，他证得了四禅阿罗汉果，生死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更不复受有。于是他又把自己碾为粉末，撒进沙土里。
也许，这不过是一种“栖息在自我意识的陆地上的”可笑的“沙土主义”。也许，我把沙土的意义给夸大了，我不过是德勒兹和迦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到的在黑暗中唱歌安慰自己的小男孩，或者是一只通过鸣叫来划分地盘的鸟儿，“它自身始终卷携着大地;它将一片疆土——往往是一片精神性的疆土——作为相伴随之物;它与一个故乡、一片故土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一个随身携带着故乡的人，一只傻里傻气的笨蜗牛。沙土的贫瘠与匮乏，沙土的散漫慵懒，沙土的顽固的反可塑性，沙土的善变，沙土的随波逐流，这些，统统被我藏进了一个遗忘的角落里。当然，当我想到那时作为一名小学生，躬下身来向沙土学习，我依然可以尝试着为自己一辩。事实上它是被河流携来的入侵者，它是外乡人，它是闯入了农业社会的游牧民，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界域和区隔的突破与进入。从其本性上而言，沙土是他异性的、世界主义的，它在时间中流亡——而流亡，这是列维纳斯所说的，“唯一能让我们免遭变化的东西”。
前年，在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之后，突然得知我们村已经成功改种水稻了，这让我一阵默然。我曾经自以为，这么多年之所以尚未迷失在江南温软的山水和甜糯的文化之中，乃是因为我始终随身携带着的一片沙土地，它的寡淡，它的固执，它的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它的不固、不必、不意，它的自相矛盾，它的自我辩驳，它的包容和开放，它的新鲜的想象力，它的难以熄灭的好奇心……作为一种象征，它甚至被我汇入了更多的来源，我所有读过的书，见过的人，登过的山，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遥想过的星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我碾成粉末，成为沙土的一部分，不断拓宽和延展着我的精神界面。我不知道实行了土壤改良之后，给了我最初的精神教益的沙土地还能存留多少，那些沙土地上的特殊景观，柽柳、碱蓬，那些展现着艺术最天真的法则的丘陵、溶洞、山岭还能存留多少。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沙土地给我的最后的教诲居然是一个老生常谈，关于变动不居的世界观。
我如今居住的江南小城有一座小山，写过“斗酒彘肩，风雨渡江”的南宋诗人刘过晚年曾幽栖于此，其墓尚存山之西阿。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前后，年过半百的老诗人受友人之邀来此定居，大约两年后，落拓一生的诗人即郁郁而终。我仔细翻检过《龙洲集》，关于最后的归息之地，除了几首与本地友人的酬唱之作，诗人居然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诗人生于泰和，长于吉安，其地多山，或许他的落落无言也与山石的教诲有关?现在，他又被花岗岩包围了一圈。我曾给诗人写过这样几句：“你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建造一座/死亡的庭院?//石头输给了石头/就像/舌头输给了舌头//时间手拉着手/环绕沉默。”宁可沉默，沉默也是写作。他用沉默建造的斗室就像鸟儿在枝头用歌声宣示的领地一样，既把他区隔又吊销了他的执照。
20世纪的怀疑主义者齐奥朗描写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景象：“我经常想起古埃及的隐士，他们掘了自己的墓，然后在里面没日没夜地哭。若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哭，他们就说是在自己的灵魂流泪。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一座坟墓就是一片绿洲，一个令人宽慰的所在。为了在空间中拥有一个固定点，你在沙漠里挖了个洞。然后你死去而不至于迷路。”沙土地和沙漠在这种时刻又有多少区别?不过，让我还是回到开头吧，梦也许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那片沙土，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的埋骨之地，文字的沙粒在天地间飞扬、流衍，巍峨的高山，澎湃的海洋，善恶，真假，怀疑和确信，都是它制造的幻影。
臧北，江苏人，写作诗歌、小说。著有诗集《有赠》《无须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