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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天气可真是有点玄。农历十月初一下午。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站在李家店的制高点上，看我脚下的李家店。稀稀拉拉的几十间房子低眉顺眼地卧在狭窄的沟底，有黑色的人进进出出。有几个黑色小人向我走来，我知道那是来上学的学生。突然，从对面山梁刮过一股风，我就是在那时，才知道风是有颜色和形状的。那风有一米来高，米黄色的，像一堵没有尽头的活动的墙似的，慢慢地向前推进。让我感到惊愕的是墙的后面，像有一万匹马在奔腾，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在我还没有明白过来之际，那风就覆盖了李家店。李家店一片混沌。我觉得凉飕飕的，是泥沙扑到我的脸上。我转身向山神庙走去。哦,不，现在是学校。我转身向学校走去。
等我洗完脸，抽了一支烟，就拿上书进了教室。学生们总算到齐了。怪风把这座山神庙吹得到处作响，学生们很不安静，我也不能静下来。我静不下来不单单是因为那风，还有另外的事。我长这么大，什么样的风没见过?怪风，再怪它也是风啊。难道风里会飘着肉?上午李蛋蛋和我说，他家的羊趁人没注意，把堆在院里的土豆吃了不少，结果就给撑死了。我安静不下来是因为我有肉可吃了。
李家店的人对我很尊重。我虽然年轻气盛，但却懂得内敛。李家店总共二三十户人家，百十来个人。十八个学生分散在小学的各个年级中。我是唯一的老师。我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学生们没有遇过这样的老师，于是我被学生请到家里吃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的腿开始由学校迈进了村里。我主动热情地为村民做一些在他们看来很难在我看来很平常的事。在山区农村，支书村长算人物，阴阳先生算人物，可我和支书村长说知识讲文化，与阴阳先生背政策弄科学，结果我也就成了一人物。可以这么说，村里但凡有响动，离了我还真开不了席。红白事宴更是如此，我会为他们写礼单，唱礼单。我会写碗口大的毛笔字，那对联贴到哪里都是招牌。比如，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比如，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还曾经为一对再婚的男女写过这样的对联：一对新夫妻，两副旧家具。不管是喜庆是哀丧还是诙谐，村民们都看好，都认为我太有文化。只要我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他们都会争着请我吃饭。渐渐地，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不愿离开村子，除非有不得已的事，虽然我还没有成家。
想想我来李家店之时，真是可笑。李家店穷乡僻壤，谁都不愿意来。把个联区校长愁得啊，简直就是在求我。那颗花白的头在我的面前不住的摇，摇啊摇，摇的我心烦意乱，到最后也没坚守住，反倒有一股悲壮之气充盈胸间。人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就是拿大棍子撵我走，我也不会轻易离开。李家店实在是养人哪。
风就住了。屋顶的瓦片，墙上的窗户都不吱声，学生们也就安静下来了，我也就知道风住了。我背着手走出教室，我知道，一道道目光爬在我的脊背上，一同出了教室。室外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天地之间一片灰黄，对面的山梁看不到，沟底也看不到，灰黄之气盘旋在李家店的上空。返身回教室，有的学生伸长脖子在看天，有的在看我。我没有理他们，径直走到和我做伴的那两个孩子面前说，今天天气不好，早点回去吃饭，早点来。我又说了一句，早去早回啊。那俩孩子在我的注视下，在同学们的注视下，就离开了教室。
傍晚时分，我一个人站在山神庙前向下瞭。一个灰黄色的人慢慢地向山上走来。我知道，是李蛋蛋的父亲来栓请我吃饭来了。我匆匆地给他们留了纸条，说下去吃饭，不要等我，自己照顾自己吧。
李家店闭塞得厉害也穷得厉害。虽说我经常到学生家吃饭，最好也就是豆腐和鸡蛋。肉是不可能见到的。要想吃肉那得在冬天，俗话说小雪杀羊大雪宰猪嘛。不过也有意外，就像今天李蛋蛋家。还有就是瘟疫，李家店人不怕，我当然也不怕。
来栓是个看不出实际年龄的人，一路上絮絮叨叨地骂那只羊。他最后竟说你说那叫人吗，咋能撑死?我被他逗得笑了起来。走到院门时他对我说你先进去我得看看猪。来栓家的灯昏黄昏黄的，和着蒸气，显得云苫雾罩的。一团黑影在灶边活动。羊膻气熏得我咳嗽了一声，不料那团黑影竟攸地分作两团。支书的声音从炕头传来，来了?来栓女人也说，来了?我看清屋里的人后说刘会计没来?支书说上炕吧，刘会计从山外回来感了冒了。我说感冒喝两碗羊杂不正好出汗嘛。支书说他睡下了。我知道今晚肯定是羊杂，明天才是羊肉。
来栓进来就说这么大的气怎么不开窗户呢，支书说你媳妇说怕把羊膻气走了，羊膻气味过的家就像是天天吃羊肉。来栓嘿嘿笑了。来栓上炕后从袖筒里取出一瓶酒，来栓媳妇一碗一碗地往上递羊杂，我看见她的大拇指深深地伸到碗里。到来栓家吃饭是个让我头痛的事。去学生家吃饭的次数多了，我摸清了村里许多女人的生活方式。有的女人外表干净家里干净，有的女人外表干净家里脏，有的女人外表家里一样脏。来栓女人是村里最邋遢的女人，有一次我在她家里吃饺子，她捞饺子时竟捞上一块抹布，真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又实在是不能吐。
灯光下我神情专注地琢磨着那碗羊杂，对支书的劝酒也置若罔闻。羊杂的表面浮着一层肥肥的油花，油花的边缘有一圈绿绿的东西，是草沫子。可我的眼睛管不住我的胃。我闭着眼睛端起碗就呼呼地喝开了。支书说年轻人不要光顾喝羊杂，得喝点酒。我嘴里含着羊杂说顾不上，太香了。支书又说一顿吃伤十顿喝汤呀，明天才是羊肉呢。在喝第三碗时，来栓媳妇冷不丁地问支书，你说洗脚水香还是羊杂香。支书说你这叫人话吗。来栓媳妇拿眼看着我又说那我听村中人说宁喝来万媳妇的洗脚水不吃来栓女人的煮羊腿。支书一口羊杂喷在炕上，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这是谁编的，还挺上口的。又说这是有文化的人干的，哎，村里来外人了?我第一次懂得了如坐针毡的含义。支书看着我被羊杂的热气蒸得酡红的脸，说把酒喝了，回家吧。这一次我没有推脱，打着饱嗝一仰脖就把酒给喝了。
外面的天可真黑啊。我和支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街上。支书嘴里念念有词地说宁喝来万媳妇的洗脚水不吃来栓女人的煮羊腿，哈哈哈哈，笑声传得很远很远。黑暗真好呀，黑暗中支书看不到我的脸，我却看到来万女人黑黑的眼睛，几颗白麻子妖娆地盛开在白白的脸上。酒把我的脸烧得一塌糊涂，却不防脚下踢到一堆火上。伏在快要熄灭的火堆里的火星子，腾地蹿起老高。支书呀的一声，今儿个是十月一，我得赶快回去给我的爹妈烧几张纸。我不送你了。正说着，就走到来万的门前。来万家的灯光射出来，我和支书都看到来万家的窗户上吊上了窗帘。一个身影在窗户上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支书说咦，刘会计说他下午在山外还看到过来万，咋就回来了。我说来万不可能回来。支书说你咋知道。我看支书狐疑地看我，就说你回去烧纸吧。支书冷冷地说送你回学校。我说你就站在这儿瞭瞭就行了，你要送回学校我就不走了。支书没吱声也没挪步。我一个人上山了。
以后的事我真的拿不准。如果不发生以下的事，我的李家店教书生涯也许会终结。
山区农村的学校一般都在庙里。一方面是农村穷，很难盖起像样的学校，另一方面，就是更深的原因。村民敬神怕鬼，对鬼神唯唯诺诺，可他们从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从他们喜欢的戏文里，听出了知识的力量。有多少武功盖世武艺高强的人，最后却败在书生的手下。村民是现实的也是现世的，把学校安在庙里，让知识去镇住鬼神，既可免不时的上供，又可保鬼神不兴风作浪，有借力打力的意思，也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
山神庙黑糊糊的。往常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也常常下村里吃饭，回来总能看到山神庙灯火通明，那俩孩子像两小兽似的，来回地追逐，两人也能唱台戏，有用不完的力量。我回来才能安静下来。今天这是怎么啦?
我狐疑地推开门，没想到却听到两声惊叫，把我也吓得头皮发麻。我找到灯线拉着灯，看到一幅诡异的图画。俩孩子都在炕上，一个在东炕角，一个在西炕角，披着被子，蒙着头，只露俩眼睛，浑身发抖。我心虚地问发生了什么。那两孩子见是我回来了，慢慢地挣脱被子，却马上号啕大哭。我从他们哽哽咽咽的叙述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俩孩子听我的话，早早地吃了饭就来学校了。他们也知道今天是十月一，是鬼节。做完作业早早上炕睡下，却不敢拉灭灯。迷迷糊糊中有人摸他们的头，睁眼一看，是一女鬼，通身雪白，没有下巴。我听得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感觉头发也竖起来了。忽然看见窗帘的一角没有放下，我麻着胆子爬上炕去撩。没想到的事就发生了。撩起窗帘往下放时，我下意识地向窗外看了一眼，却看到一张脸，一张拼命贴在玻璃上被压瘪的脸。我嗷地嚎了一嗓子，就跌在炕上不省人事了。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霞光早早地洒满李家店。我浑身酸痛地站在山上看李家店。就看到李来万纠纠地从家里出来出了沟。
我知道，那张脸，是支书的。
2
多年以后，当我在城市的街上看到一溜一溜的卦摊时，就想起了章老师带着我看大仙的那个暮霭沉沉的晚上。
那天晚上，章老师在前我在后，悄无声息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座农家小院出现在前面时，章老师说到了。
那一年，我被调到孙家店。事隔四十多年，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那一年林彪投敌叛国，在出逃的路上，连人带机从天上掉下来了。我记的清晰是当时章老师给传达时的那副神情，庄重中带着慌恐，恐慌中又夹杂着无奈。那样的一张脸，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是我调到孙家店开的第一次会，虽然只有三个人参加，但会议气氛显得沉重而压抑。
说来实在有点巧，不知是我好吃肉还是命中注定和肉有缘，在我到孙家店不到两个星期，那里的一头牛不明不白地死啦。正是秋收时节，牛死的不是时候。不过对于我来说，有牛肉吃还是好事，那时可真浑啊。我在听到消息后便在心里盘算开来。那时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一道名菜，土豆烧牛肉，源于毛主席的一首词。我想，村里人做不出土豆烧牛肉，那土豆炖牛肉总是有的吧。没想到的是，牛都死了三天了，我还没见一根牛毛。再后来我在校园看见有几个学生提着牛蹄子玩，我知道，牛肉是没有我的份了。你想想，对于一个好吃肉的人，明知道有肉就是不给他吃是个什么感觉。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孙家店有了成见。
现在说说孙家店学校吧。孙家店学校也是建在庙里。不过因为村里人多，学生也就多，庙里根本放不下，于是就在庙旁又建了两排房。那庙用不着，只作了放杂物的地方。两排房子，一排教室，一排宿舍。只有三个教师。章老师，也就是校长，还有一位女老师姓李，还有就是我。李老师带一三年级，我带二四年级，章老师用他的话说是把关，带五年级。李老师的家在孙家店，章校长的家离孙家店二里地，他说骑自行车一撇腿就到。就是这么短的路程，他也多半不回。虽然他的老婆一年四季在生病。
我对章校长的态度是复杂的。在我对他有好感时我就称他章老师，对他不感兴趣时就喊他章校长。他那人太那个了。比如上课吧，每节课只给我们两根粉笔。你们想想，一个年轻人上课，大部分的精力都倾泻在黑板上了，写了一板又一板，还得留一点对付捣蛋的学生。我就是在那时练就了一手好弹子功，不敢说百发百中，但想打你的耳朵绝不会弹到你的脑门上。再比如下课后，我和李老师闲聊，他总是阴着脸不吭气，两个食指不停地敲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玻璃板是他当校长的标志，下面压了剪报和照片，慢板，快板，不停地敲，直敲得我俩鸦雀无声。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他开会。那天他从县里开会回来，就召我和李老师开会。清了清嗓子就说开了：昨天下午接到联区的通知，说让明天去县里开会。也就是今天。晚上在刘大肠那里喝酒喝的有点多，回去一觉就睡过了头，班车也误了，幸好孙金斗的28拖拉机进城，就坐了顺车进了城。好久没进城了，我得看看我的爹妈吧，我妈见我来了，就让我妹夫给我打酒，又喝多了，回来时又误车了，赶巧遇上给咱公社送信的邮递员，就坐了他的摩托车回来了。摩托车真是快啊。哎，忘了说开会了。拖拉机走得慢，等我进了城已是九点多。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教育局，会早开开了，我看到办公室黑压压的都是人，门口还有，我就坐到门口，也听不到里面在说什么，门口板山的一个校长说他们那里有个初二的女生怀孕了，我听的睁大了眼睛。然后就散会了。我听的真是忍无可忍，就说章校长，我还有课，就站起身走出去了。
不过总的来说章老师是个好人。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掉得差不多了。他很关心我的生活。在他没课时就问我今天吃什么，还老说吃莜面吧，莜面好吃还耐饥，然后就动手给我做。但我却不领他的情，反而认为他是在显露他的本事。不仅仅是吃饭，对我的婚姻也是非常的上心。他在孙家店待的时间长，和村里人已打成一片。听说我还没对象，就替我物色。那段日子，在我上课时，常有打扮鲜艳的女子在我们校园晃动。
李老师比我大，估计也就是大个四五岁的样子。但我从没问过。和李老师闲聊很快乐，我想她也是这样的感觉，我能从她的表情上看出。李老师的爱人是国营矿的工人，她的家庭在村里是受人羡慕的。但随着闲聊时间和内容的发展，有一次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掏出手绢擦眼泪，哽哽咽咽地说她守活寡。我听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就不敢和她多聊啦。章老师的耳朵贼灵，那天聊天后，他对我说，下一次和你闲扯时就会说到她男人尿床，借口矿上加班，半年六个月的不回来了。我听得用手捂住了张大着的嘴。我去孙家店是在秋季，除了一早一晚有点凉，白天还是热气腾腾的。李老师穿得很妖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脚。自从在李家店教书后，我不能看女人的脸，什么样的脸看上一会儿后，就变成一张白白的脸，几颗白麻子妖娆地盛开着。脸不能看，身段更不看，也就只好低着头看脚了。李老师的脚上穿着那年月罕见的肉色丝袜，眼光落在上面，就有一种丝绸般的感觉。淡蓝色的血管一蠕一蠕的。
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的过着。白天学校人声鼎沸，到晚上放学后就显得冷冷清清。我闲得没事干，就拼命把学校的那台老风琴弹得山响。有一次被章老师听到后说你那不是在弹，是压。那时没有串烧这个词，可我已学着串烧了。一曲接一曲，直弹得我双手僵硬才罢休。可是当风琴的余音慢慢消失后，无边的寂静刹那间又把我淹没。对了，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那就是我在那段时间迷上了佛经。每天晚上我是十分忙，弹完琴，吃过饭，洗漱完毕，四下里已是漆黑一团，只有草丛里不知名的虫子在低吟浅唱。我上床就蒙头大睡，就在我将睡未睡之时，从教室那边传来清晰的教鞭叩击讲桌的声音。持续而有力。第一次听到后我麻着胆子走到教室，却发现没有人，只有一根教鞭孤零零地躺在讲桌上。以后每天都是如此，不想听也不行。虽然我把我的头埋得更深了，可没用。那声音从教室出来，穿过墙壁，穿过厚厚的面被，直抵我的耳朵。那段时间，由于睡眠不好，我的脸蜡黄蜡黄的。过星期回家，被我母亲看出了端倪。我母亲听完我的述说，不慌不忙笑吟吟地拿出一样东西。是佛经，一本线装金刚经。我知道那是我母亲的陪嫁。忘了说啦，我母亲她们家虽说不是书香门第，但也可称得上是耕读传家。世代都有读书人。当初我母亲嫁过来，知道我爸教书肯定得四处跑，一个人在家是难免的，我姥爷就把线装金刚经给了我母亲，既可镇邪又可安神。我母亲就是在佛经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我爸不在的清冷的夜晚。
说来也奇怪，自从从家里拿来佛经后，那种声音就没再出现过。每天的夜里，我把佛经放到我的枕边，看着它就有说不出的安宁。抚摸着佛经深蓝色的封面，不知不觉就睡熟了。别人迷佛经在于研修，而我却是着了迷似的非要抱着它才能入睡。直到以后我娶妻生子，家庭的琐事把我累得只要有空就抽空睡才把佛经放到一边。这是后话。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一股膻气从敞着的门口飞进来。我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抬起头，就看到一个身影挡在门口。原来是我的一个表叔来看我。这个表叔和我家走得很近，是个皮匠。我问他怎么来了，他说孙家店不是死了一头牛嘛，他们托人给我捎了两三回话了，让我给牛皮做做活。我已来了三天了，今天终于做完了，就过来看看你。我说你吃了没，他说吃过了，烙油饼。我说那你就上来躺一会儿。他说不了，我浑身是味儿，教书人清淡惯了，不好。我说那就到教室去休息吧，我也去，正好和你闲扯。我是看他满脸的倦意才这么说。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把教室的桌子拼到一起，躺上去还蛮舒服的。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我们都睡着了。我是被他叫醒的。我睡眼惺忪地看到我表叔怔怔地坐在桌子上，表叔说我做了个梦，有个白胡子老汉来叫我，说他家的皮子再不做就要起虫子了，请我务必到他家给做做。我说我得回家看看再去，老汉说不要回去了，做完再回也不迟，梦到这儿就醒了。我说是个梦啊，也挺有意思的。我表叔却低着头下了桌子，闷闷地和我打了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被表叔没头没脑的举动弄得彻底清醒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
没想到的事就发生了。过了几天我的表嫂在我上课时，被李老师给领来了。我看到我表婶的脸上落满了惊恐，又有些神秘。李老师是聪明人，看到我表婶支支吾吾的，就借口走掉。我说说吧婶子，表婶又环顾四周，确信没别人了就走到我身旁。你表叔从孙家店回来后说你在这里不错，还说在你这儿歇了一会儿就做了个梦。后来就说乏得不行要睡。这一睡就睡到现在。我听得心里一惊，再看表婶已是泪流满面。我说没找医生吗，表婶说找啦，医生给检查后说没问题，呼吸通畅，面色红润，一切正常，还说是不是邪病。难道表叔从回去后的这几天一直就没吃没喝?表婶说是的。表婶说这方圆几十里的村子也只有孙家店有大仙了。可这年月谁敢给看啊，你在这里教书，咋说也比外来人强，你给找找，兴许你表叔就有救了。我说过，这个表叔和我家走得很近，而且还是在我这里做的梦，不论咋说，我也有责任。我对表婶说你放心吧，只要孙家店有大仙，那就没问题的。表婶说那就全靠你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你表叔还没人照顾哩。表婶走出没有几步又返回来，交给我一样东西，拍着我的手说这是你表叔的生辰八字，看大仙用得着。
李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心凉了半截。李老师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会，哪有大仙，就是有也怕是给吓跑了。年轻轻的思想咋这么封建呢?这话你要是放到大街上去说，我保你的饭碗不稳。我不停地踢着脚下的小石子，就是不言语。李老师看我不说话又说开了，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不会和别人讲的。其实说不定看大仙也管用呢。我是孙家店的不假，可我是嫁过来的，论和村里人的熟悉我还不如章校长呢。说着她竟暧昧地一笑，要不你问问章校长去。
我真是有病乱投医啊，我顾不得章校长对我有什么看法，也没想到我和他说后的后果，就直接找他说了。和李老师一个版本，只是比李老师更加严厉。那两天我闷闷的，和谁也不说话。晚上睡觉连佛经也不抱了，原因是抱着也睡不着。对我表叔的病的担忧是一方面，更让我睡不着的是他的表现。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吃不喝连着睡呢?真是匪夷所思。实话讲我是不迷信的，可在这件事上我犯糊涂了。
第三天的下午，章校长趁李老师不在的当口，走到我的身旁说还琢磨那件事?让你表叔到大医院看看吧。我说我其实并不信的，只是表婶要我那样，我不忍伤了她的心。章校长把眼睁得大大的。你不相信大仙?我说是的。还是年轻啊，迷信迷信，迷住你你就信了。我说不会迷住我的。章校长这时的脸上有了红色，我还非得让你见识见识。我心里在偷偷地乐。
放学后，章老师磨磨蹭蹭到傍晚。他看了看我就出去了。我懂了他的意思，随后就跟了出去。
章老师和我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山村的傍晚暮色苍茫，我无暇顾及四周的景色。在一个农家小院前，章老师说到了。
很干净的一个小院。窗户上没有挂玉米辣椒之类的农作物，也没有挂农具。明亮的玻璃射出幽幽的光。章老师对我说我先进去，等等我叫你。我点点头。
章老师进去工夫不大就出来一个低眉顺眼的男人。他对我友好地笑了笑说不要往东走，那里拴着马，小心冲了马头，也不要往西走，那里停着轿，小心撞了轿。空荡荡的院里什么也没有啊，他的话让我的头发都直了起来。那人说过后就出了门。我像个木偶似的，站在院里一动不动。一会儿章老师在屋里喊我，我才机械地走进屋里。
屋里也很干净。章老师已坐在炕上。一个容貌姣好的女人在地下忙活着。她见我进来，柔柔地说来了。我低低地说来了。章老师看着我，眼里有亮亮的东西在闪。那女人把桌子放到炕上，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香炉放在桌子上。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三炷香。这期间她已坐在了炕上。她示意我点上香。我毕恭毕敬地把香插到香炉里，卫生香的香气在屋里氤氲。章老师对着那女人说开始吧。
呵欠，呵欠连天。搓手，不停地搓手。显见的是大仙上身了。突然一声洪亮的问候从天而降：壮士，为何而来?我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章老师对着我说问你呢。我醒了似的，忙把表叔的事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遍。大仙独自嘀咕了几句，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待老衲给你占上一卦。报上病家的生辰八字。我把表叔的八字递了过去。大仙眯着眼：魂也失了，魄也散了。我急急地问就没治了?大仙不看我。大仙说：这不是一般的失魂落魄，有护法啊。这是当神差啊。不碍事的，当完差就自然好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大仙问我：可还有事?我说没了。大仙说：那老衲就告退了。我正准备下炕，那个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年轻人善根不浅，缘法不薄啊，咱们叙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事后章老师对我说，你的晋剧唱得不赖，以前咋没听唱过?章老师说我和大仙对着唱，大仙一句我一句，大仙唱河北梆子我唱山西梆子。章老师对戏剧情有独钟，全国的名剧种都能哼哼几声。而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却毫无所知。
当我如梦初醒般的清醒后，那女人早已下了地，炕上的桌子和香炉也已不见踪影。她在地下忙活着做饭。我问我表叔的病看来没事的。他俩同时说没事的，没事的。我起身要走，那女人挽留我吃饭。我谢绝了她的挽留，说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表婶。章老师说就今夜?我点点头。章老师又说也是的，年轻人走夜路也没啥。哎，这个刘大肠买酒买到哪里去了。看你心急的，不吃就不吃吧，我得吃，我还得喝酒。那女人在地下抿着嘴笑。脸上一抹酡红在慢慢升起。
老年人说人在走夜路时不要回头，肩上的两盏灯给照着路。要是回头就会把灯吹灭，泼神乱鬼就会近身。我从小院走出没多远，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看那小院。小院的灯灭了，漆黑一团。这漆黑又溶入更大的漆黑里。让我分辨不出小院在哪里。
我精神抖擞信心十足，我脚下生风健步如飞。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表叔和表婶。几十里的路程算不了什么。我加快了步伐。我想，在霞光初升的早晨，我就能看到我表叔安详的睡姿和表婶欢喜的笑脸。
3
开春以来，我的腰腿病又犯了，到了夜里，我就不住地呻吟。白天我就找太阳最多的地方，坐下来，眯着眼嗮太阳，能听到浑身的骨节在哔哔吧吧作响，脑子里想着以前那些花花绿绿的事。不要误解啊，我说的花花绿绿的事可不是那些有颜色的事，是说那些以前生活中生动的，有趣的事。那天我又沉浸在往事中时，一条黑影挡在了我的面前，我睁开眼一看，是李大头。李大头说又在打盹呢。我没说话，示意他也坐下来。李大头慢慢地坐了下来。李大头和我一样，也是退休老师，比我小三岁。但他的身体还不如我，老是摇头，有时盯着他看，会看的眼花缭乱，担心他那颗硕大的脑袋会摇下来。李大头在教书时还有一绰号，叫老蒙古。当时有个青年教师听我们喊李大头老蒙古后，就向他请教草原上的事，结果李大头是一脸的酱色，我们则笑岔了气。过后小青年不好意思地问我，我说你看李老师的腿，罗圈得能过一辆车，骑一辈子马的人也就他那样吧。小青年恍然大悟。
李大头坐下来后给我点了一支烟，淡淡的烟雾中，李大头问我记不记得许先生，我咳嗽了一声说哪能忘了，记着呢。你咋想起了许先生来。李大头说人老了容易忆旧，想想我们这地方，还就数许先生是个人物。
许先生是在一个灰黄色的年代来到我们这里的。说三四十年代也行，说四五十年代还行。总之许先生是来到我们这里了。这是事实，其他的并不重要。那时的许先生是一个青年，蓄着长长的头发，走起路来头发跟着一起一伏，飘逸极了。身上穿着一袭长袍，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皮箱，箱的四角都包着亮亮的黄铜。一个人就这么孤零零的来了，然后就栖身于一座山神庙中。
许先生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多个。从许先生来的那天起，山神庙里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许先生说话声不高，甚至有点低沉，每天的早晨，早起的人们就会看到许先生在山上来回地走，没有人比许先生起得早，有人发誓要比过许先生，但没用，当他起来往山上看时，许先生又在安详地来回地走了。山上的岚气渐渐散去后，许先生手持一柄黄铜铃，清澈的铃声传得很远很远，于是，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向山上走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许先生和以往的先生不同，他不光教语文，还教数学，还有音乐和体育。从学生们的嘴里得知，许先生是位很和善的人，也是一位很博学的人。在学生的嘴里，许先生是无所不能的。我们那里的山属于穷山，光秃秃的，自从许先生来了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悠扬的歌声还有嘹亮的口令交替地回荡在山上，仿佛山也有了生机，有了灵性。
许先生和村民们相处得很好，对于村民们的要求，许先生总是尽力而为，比如婚丧嫁娶，比如起房盖屋，许先生都是尽心尽力的。但谦逊的语气出自一张温文尔雅而又神情肃穆的面孔后，距离便产生了。这距离不是隔膜，而是尊敬。村里鲜有放电影的时候，电影来了，就在山神庙前的操场上放。许先生便在下午就和学生一起动手，用石头与废木料搭成一排一排的座位。电影开演了，许先生所在的地方就成了场子的中心。不是许先生坐在中心，不管他坐到哪里，到最后都会成为中心。许先生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看一边用那低沉的声音给讲解着，黑亮的头发滑下，旋即被撩起，手指间的烟头明明灭灭，电影放完了，许先生就着亮光，将地上的烟头一一捡起，又把那临时的座位一一归到一处，操场干净了，空旷了，他才甩甩手，慢慢地进了屋。
刚开始那几年的暑假，会有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来看望许先生。那女子身穿旗袍，婀娜的身姿很是让村民们担心。白白的脸是山里人没有见过的，脸上还架着一副玲珑的眼镜，这就更让村民们不敢小看了。女子来了后，就和许先生一起教学生，早晨或傍晚时，人们会看到许先生和女子相随着在山上走来走去，那时的许先生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意。那女子总是住满一个月就要离开的。听学生们说山外的学校是有假期的，假期结束，她就得走了。走的那天，许先生起得比往日更早，几年过去了，没有人见过那女子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在那女子离开的几天里，村民们会听到许先生的笛子声。那笛子，吹的是那样的悠长，又是那样的幽深，听的人大气都不敢出。过了这几天，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活泼。
慢慢的又过了几年，村民们发现那女子不来了，有好事的，麻着胆子问许先生，许先生只淡淡地说山里的路难走，山路难行啊。
许先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女人应该是有所求的，于是便有那大姑娘小媳妇，有事没事地爱往学校跑，也有的借了请先生吃饭或办事的名和先生接触，有人说，干柴烈火焉能不着?看着吧。事实是许先生并没有让村民有好戏看，许先生这捆干柴恁是没着。
许先生的头发已然花白了。没有人能说清许先生来了多少年，反正是许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山里话，教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许先生成了村里的许先生，是所有人的许先生。许先生几乎不出山，除了非出不可的情况。那女子已然许多年不再来了，许先生还没有成家，就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相反，村民们倒觉得习惯了，一切都妥妥的，倒是许先生真要成了家，反是会让他们不适应了。
到我教书时，许先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许先生仍在教。直到有一天许先生病得起不了床后，大家才记起这么多年来，许先生竟没有一个亲人。当我们年轻人在说这些时，村里的老人们发怒了：要什么亲人，难道我们不是许先生的亲人?就这样，学校和村里合起来给许先生看病，但最终也没有把许先生治好，在一片号啕里，许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许先生毕竟是公家人，很快教育局派人来了。和教育局同来的还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夫人。有人认出了她就是以前那位年轻的女子。那老夫人来了之后只是默默地流泪，呆了两天，流了两天的泪。该走的时候，全体的教师和村民都默默地送许先生出了村，那老夫人不坐车里，就坐在拉棺材的车厢里，手扶着许先生的棺材，头低着。
一阵烟尘后，汽车绝尘而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许先生走了，许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4
那一年，我时来运转。
三年的一人一校生活，让我变得有点怕见生人。每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时，联区要召开教师大会。那样的会议，办公室人坐得满满的，黑压压一片，我拘谨地坐在一隅，和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打着莫名其妙的招呼，听着断断续续的讲话声。那一年的会议快要结束时，联区校长宣布了一个决定。我还没听清楚，旁边的人就向我道喜。我红着脸，懵懵懂懂地问旁边的人，他说你被调到中心校了。我伸直了身子，看到联区校长花白的头发在一点一点的，我的心里在那时，感触很多。
会后，我和另外两个被调到中心校的青年教师留在办公室，联区校长又对我们说了一番。大意是来到中心校不比以往，要认真，更要负责，不要辜负了领导的好意等等。我们只有点头的份儿了。我记得很清楚，在出办公室时，校长的大手就停在我的肩上，让我的肩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感到热热的。
关于我调到中心校任教，我认为是我在下面表现得好，当年我曾为联区校长解过难，而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又是很有能力的教师，调我来，联区既可增强教学力量，又可解决我的个人问题。官方版本是要集中力量，办好中心校。但民间版本却是我被卷入一场斗争中，而我是斗争的受益者。关于这场斗争，是后话。
开学一个月不到，我就适应了中心校的生活。我想，这是我能力的体现。我住宿舍，每天早早起来，恢复了读书时期的晨练，晨练结束，就打扫办公室。老师们到校后，看到的是一个清清爽爽的办公室。我和每位老师都和颜悦色的说话，既没有年轻人的那股子张扬劲，也没有老教师的消沉气。打球，下棋，弹风琴，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热情而不失分寸，矜持而不失亲和，中心校的老师啊，把我夸得，用现在的广告语说就是人人都说好。联区校长每天都到办公室，看到我也是笑眯眯的。常见面，以往的那种神秘感也消失了，换之而来的是亲切的感觉。老校长逢人就说还是年轻人有活力。
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不能不说。他叫徐红子，也是中心校的老师，和老校长差不多大。这个人幽默、风趣，没有老教师那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就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有些想法甚至超越了年轻人。我和他谈得来，慢慢的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那时也讲黄段子，只不过那时不叫黄段子，而叫荤故事。徐红子就是讲荤故事的老手，常常把一办公室的人都逗得前仰后合的。我这人很敏感的，我和徐红子走得近，却发觉老校长对我再也不是笑眯眯的了，而是铁着一张脸，这让我惴惴不安。和我带一个班的张玉观看出了端倪，就悄悄地在我上自习课时到教室和我说了一件事。徐红子凭着和校长同样的资历，就是看不起校长，有时竟和校长拧着干。为这，校长没少整治他，全公社走遍了，最后还是回到中心校，回来后他还是看不起校长。你知道徐红子有个绰号叫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张玉观说叫足球先生。我说他球踢得好?张玉观忍着笑看着上自习的学生小声地说，徐红子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每到一个村，到最后都是被村民给踢出来的。这次调你们来中心校，明着是为了充实中心校的力量，其实是想把徐红子他们放到村里，眼不见心不烦啊。徐红子也有几个相好的老师，他们都下到村里了，可徐红子没村子要，只好留在中心校，校长失策呀。你是沾了徐红子的光了。没有徐红子的闹，你是不会来中心校的。以后少和徐红子混到一起啊。我说知道了。我听了张玉观的话，好像是挨了一闷棍。张玉观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直到学生们的吵吵声把我惊醒，我才知道自习课下了。
慢慢地我有意疏远徐红子了。老校长明显着又对我好起来了。刚好学校管理员的老婆生病了，管理员要请假照看，老校长就让我来代理管理员。我推辞了几次，也就接了过来。那时的管理员难当啊，每个月的月初，学生和老师把他们的口粮都带到学校。拿什么的都有，有拿米的，有拿面的，有拿豆子的，这么说吧，凡是地里种的，学校里都会有。这样杂的粮食是没法做饭的，我还得把它们弄到公社的粮站，换成一样的米，一样的面，再弄回学校，再统一做饭。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七毛钱，就这样还有人欠账。这些琐碎的事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就是备课教书。人啊，还是忙点好。这样忙来忙去，我就再也没有闲工夫惹是生非了。
我终于记起了那是1975年。那一年，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县里组织青少年演讲比赛。我们中心校的两位同学破天荒的击败了包括县城学校在内的选手，一举夺得了一等奖。两位同学得到了奖状与笔记本，教育局还特地奖给我们学校五斤挂面。当老校长领着两位同学拎着五斤挂面回到学校时，脸上的激动之情难以抑制。老校长夸张地将挂面交给我，声音洪亮地说每位教师都有份，就看你的了。
对着那一捆挂面，我是一筹莫展，怎么分呢，二十位老师，五斤挂面，每人二两五，这个好算，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把煮熟了的挂面平均分开啊。我想了好几个晚上也没想出个头绪。那几天，校长见了我就问，啥时吃挂面呀，我说快了快了。老师们见了我也问啥时吃挂面呀，我也是说快了快了。就连食堂的做饭师傅也说啥时吃呀，我这个师傅虽不是厨子，可也做过不少的席面。但就是没有做过挂面，快点定下来，以后有人问起我，我就不会遮遮掩掩的说话了，我会放心地对人们说，我做过挂面饭。众人都在问，而我嘴上答应就是不行动，有许多人就说我少年老成，是个干大事的料。我心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急得不行，但没好的办法，也就只好熬。以后我再看到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沉稳的人，就和别人的看法有不同了，那不是沉稳，那是没有好的办法。
不能不说徐红子聪明。众人里只有徐红子看穿了我。虽然现在我和他很少说话他也感觉到了，可事关挂面，他就不得不说了。那天，他瞅了个没人的机会问我，咋还不吃挂面，是分不匀吧。我见他直捣问题的症结，也就实话实说了，是的，分不匀。他笑着对我说，好分，好分。我说咋分，他就说你把挂面分成二十份，用绳子系好，放到锅来煮就行了，熟了就拎起来，然后再分汤。我佩服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我被徐红子差不多害死了。星期五的下午，我在办公室说今晚吃挂面，每个人听了我的话后，都是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架势。一下午，我找来了洁白的渔网线，把挂面均匀地分成二十份，又一一的把它们系好。我想要吃就好好地吃一顿，挂面显然是不够的，我把不多的白面与玉米面一齐交给了做饭师傅，让他做成金银卷。师傅乐呵呵地哼着小调做着饭。水开了，我拎着挂面束走到锅前，做饭师傅说要不我给煮吧，我说不用不用。那挂面下到锅里，像久未谋面的亲人，奔着抢着往一块走，很快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被水汽蒸得就把头给别过了一边，不防却撞上了做饭师傅的头，原来他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就问他，金银卷蒸好了?他说，好了。我又说烩菜烩好了，他说，好了。我只好说那你来吧。我把那二十根绳子交给了他，就转身出了厨房，到外面透口气。我是人在外面，心系挂面啊，走了没几步就折回身又进了厨房。熟了没有?师傅说再煮煮吧，我看他把手里的二十多根绳子耍得流星似的，就说小心折了，他说没事儿，话音刚落，他就叫了起来，哎呀，折了，折了。我忙探过身看，那挂面溃不成军，柔弱的身躯相互间缠在一起，再难分出哪根是哪一束的了。
这顿挂面肯定是没有吃好。有的碗里稠，有的碗里稀，更要命的是由于我想在锅里把挂面分清，结果却让挂面煮过了火候，那个黏呀。好在是挂面，老师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啧啧声此起彼伏。放下碗，话就多了。我臊得是无地自容。过了几天，老校长找了个理由，就不让我代理管理员了。那一段时间我很是消沉，有一天徐红子凑到我面前，说了句很文明的话，对不起啊。我说没什么，不就是一代理嘛，不过你让我知道你根本没吃过挂面的。说完我得意地看着徐红子，我要看看他脸红是什么样子。没想到徐红子的脸只是微微地红了一下，又说，对不起，我真的是想帮你一把，你想了几天的做法我就想了几天。我的心动了一下，就没再和他说话，徐红子慢慢地走开了。
人有时候真的很没良心的。当初老校长把我调到中心校，心中很感激他，不知道他和徐红子的关系，知道后我很内疚，让我代理管理员，让我更是对老校长充满了依赖，可把我换掉后，我就觉得我不欠他的。他这是做什么，把我当猴耍?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一脚踢开，使唤大丫环似的。不理他他也不能把我咋的了，我是凭本事吃饭的。从此后，我对老校长就是不理不睬的。
一九七五年的全国形势是很严峻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危机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教育大检查。大检查共三天，检查人员有条不紊地按着规定检查，那三天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幸亏老校长平时要求严，检查顺利通过。检查完那天，我们人人高兴，老校长托人从县里捎回一坨肉，说要好好招待检查团。检查完是高兴，可以畅快地呼吸了，但吃中午饭时就高兴不起来了。老校长和检查团的在里屋吃。我们在外面，把碗里的饭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星儿肉。我们吃得那叫一个黯然神伤，而里屋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阵阵酒香与肉香从里屋飘来，而且愈来愈烈。说我们的鼻子灵还不如说我们的鼻子贱，有人都开始吸溜鼻子了。徐红子把碗放下，愤愤不平地说，肉是学校买的，学校的钱就是我们的钱，检查团吃还罢了，凭啥他能吃我们就不能吃?有人小声地说，那你也去吃嘛，徐红子说，有没有敢和我一起进去的人?我真肉头，用现在的话说真是有点二，我放下碗就站起来了。徐红子赞许地看了我一眼，就朝里屋走去。里屋的人没料到会有人进来，所以我们进去后有一瞬间是无声的，好像是集体大脑缺氧。好在只是一瞬间，检查团的人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吃饭。徐红子坐下就狠狠地吃开了。我看了看把头偏向墙角的老校长，吃在嘴里的肉也不知是什么味儿了。
送走了检查团，老校长黑着脸在办公室就和徐红子理论开了。老校长说，你拆我的台。徐红子说，什么叫拆你的台，你吃我就不能吃?老校长说你就是和我对着干，对你有好处吗?徐红子说，我才不和你对着干，至于好处，那就是我今天饱饱地吃了一顿肉。老校长用手指着徐红子大声地喊道，徐红子，你让我以后咋到教育局?我操你妈!老校长甩甩手走了。徐红子不知是被老校长的气势吓着了还是得了好处不吱声，反正他悄没声地坐在办公桌前，脸上无喜也无忧。
第二天，老校长从早上就坐在办公室，一言不发，黑着脸。我的心里在打鼓。徐红子一直没见影儿。约摸快十一点时，办公室外有奇怪的声音响起来。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头抬起来看外面。徐红子拉着一辆板车进来了，嘴里吭哧吭哧的。徐红子放下板车就朝办公室走来。我们看见车上还坐着一个人，有人认的，是徐红子的母亲。顺便说一句，徐红子的母亲是方圆二三十里治霍乱的高手。谁都不明白徐红子唱的是哪一出。
徐红子进来后就直奔老校长。他对着校长说，我今天给你把我妈拉来了，你就看着办吧。说完，徐红子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老校长慢慢地站起来，我看见他的两只手颤抖着，黑着的脸变得红彤彤的，那红一会儿就变成紫色，最后竟是煞白。这时，外面又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秦校长到底是年轻人，得病不看硬扛着，那怎么行呀。我们的头转向窗外，就见老太太边说边下车，手脚很利索，下车后拧着小脚蹬蹬地向办公室走来。老校长机械地走到门口，就在老太太进门的同时，他夺门而逃了。老太太侧着身，让过了老校长，嘴里说道，这么大的人了还怕针，红子，快把秦校长给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