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眼里，母亲是个十分能干的女性。她当家理财，应酬内外，全身心地支持父亲。
母亲读过私塾，有文化，文章、字都写得不错。小学的整数、小数运算自如，算盘打得十分流利，心算相当快。父亲开办千山小学时，她也是教师之一。这些，在当代女性中都是不多见的。
母亲大胆、沉着，不像父亲。她还会些中草药，什么伤风感冒、虫叮蛇咬，不用请医生，她为父亲治病的两则故事就是例证。
一天，父亲大汗淋漓、面色刷白，失魂落魄地跑回家，告诉母亲他在坟地里看见一条龙，有鳞有冠，有角有爪。母亲见状，断定是饿了，马上煎两个荷包蛋，父亲吃后不久就没事了。
再一次，父亲不知什么高兴事真的笑掉了下巴，她也给扶正了。
母亲常说，她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次生离死别的煎熬，想起来后怕。
姐姐一生下来就给狗拖走，好在祖父发现抢了回来。哥哥顽皮，荡秋千差点翻过去，摔了下来，幸好只断了手，没伤及性命。三妹不知什么病，卧床一个多月，初愈时路都走不稳。二弟最令母亲伤心，一岁不到因持续高烧不治。三弟脑炎，同样高烧不退，好在命大，逃过鬼门关。
我小时有个坏习惯：吃生米，感觉非常甜，一把一把地吃。牙龈渗血不止，原来是钩蛔虫作祟，时不时拉出蛔虫。母亲买些使君子熬成水给我喝，非常苦我不肯喝，捏紧鼻子硬灌。结果大大小小的蛔虫拼命往外钻，鼻孔、嘴真是无孔不出，下边更不得了，好多条扭成一团上不去也下不来。开始母亲用火钳夹住往下扯，最后干脆用稻草纸包住慢慢拉下来，如此折腾了好几天，整个人消耗得只剩下力气喘气。
在我的记忆里，二弟聪明、可爱。圆圆的脑袋、红红的面颊。才几个月大，便会学驴叫。那时，我家养了一头驴。冬天，我们用蜂篓取暖，他知道把小松枝折断了放进去烧。
二弟爬得与众不同，用小屁股和一只手撑着地面移动。不光全院子的人喜欢二弟，母亲抱去东岳观赶集，大凡认识的人都要抱一抱，亲一亲，真是人见人爱。
可是，二弟还不会走路时就病倒了，一直发高烧，找了几位中医诊治，越治越重。东岳观又没有其他的医生可求，什么办法都使尽了，包括过晕、请菩萨, 都不管用. 缺医少药的农村有大病只得听天由命。我们看着二弟躺在摇篮里闭上双眼，然后穿上红绸衣，装上小棺材，埋进墓里。妈妈伤心得坐不稳，哭得声音嘶哑，我们一连几天陪母亲去墓地送奶，又是一阵嚎啕大哭。
二弟的身影一直在我心里，每逢从那山岭经过，都要望望二弟的墓，眼前立刻浮现出母亲坐在墓前哭泣的情景。前几年，哥哥专程去找他的坟，可已不见了。
母亲也常讲些我们小时侯的趣事。姐姐老大，什么都是新的。一次，她刚穿上新衣，就哇哇大哭起来，抱着走、喂水喝、给东西吃都哄不住。祖母说会不会新衣服穿着不舒服?脱了试试，果真一脱就不哭了。索性洗了再穿，又是哭个不停。整件衣服翻过来复过去看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再用手摸，原来有枚缝衣针还在衣缝里。
还有一次，给姐姐洗澡时发现一侧腋窝下多了个小痣，以为是天生的，以前没注意就是了。过了些时候再洗澡，大概力大了点，这痣一擦竟掉了下来。仔细一看，是个草皮虫，好恶心。这草皮虫习性生活在阴暗潮湿的草堆底下，麦粒般大，好像有许多小脚，也或者是吸盘，老屋有，我看过，不知它怎么到了姐姐身上。
哥哥顽皮出了大名，从未穿过干净衣服。母亲特地为他做了一套泥土色的卡叽布制服，不但结实，而且脏了看不见。
我的趣事：有一天到对面小麦地摘矮粒，看见一条长长的像绳样的东西一弯一拐溜下山。回去告诉妈妈：我看见什么什么，还自己表扬自己说“我不怕，没哭”。妈妈听后倒是吓了一跳，那是蛇!你可不要去草地、树林那些地方。从此，我非常怕蛇，直到现在。
有次，不知在哪里捡到了一枚国民党军队上衣的扣子，我玩着玩着放进嘴里，一下子吞了下去，也是同样的心态告诉妈妈，妈妈庆幸没卡住。这钮扣小板粟样大，万一卡住就不得了。割了些菲菜叫我吃，过一两天，随大便一起出来了。
我、哥哥、姐姐三个都发蒙得早，很小便要离家读书。常有人问母亲，你们家孩子一个个那么小就外出读寄宿，舍不舍得?她回答说，讲舍得是假的，但为了他们的前途，也就想开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每次离家时，她站在山头久久地望着我们远去的情景。
“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自己做了母亲，才深深体会到养儿育女是多么不容易，体会到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周全、多么长远 。
我在其它文章里曾经提到，我们祖上一度为乡间首富，后因祖父、叔祖父好赌，风光不再。母亲嫁来，首先挑起管家理财的重担。在她当家期间，把公公的丧事办得那么隆重、盛大，足见她的综合才能。
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母亲严格的家庭教育。
仅拿吃饭来说就有很多讲究：怎么端碗拿筷、夹菜、舀汤都似乎有约定成俗的规定。说起来很多，做到并不难，主要是从小养成。哥哥夹菜总要动动食指，父母怎么说也纠正不了。不过我用左手拿筷，他们却不管，据说家乡习俗，每户必有一个左撇子，顺其自然就是。东岳观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在饭店用餐的一桌人如全是左撇则不收钱。但这种几率微乎其微，老板完全不必担心为此做亏本生意。
我们去别人家做客绝对不能出丑。一次，我跟母亲“走人家”，酒席按惯例有扣肉、笋子炒油炸豆腐、虾米豆腐汤等。我特喜欢笋，老夹这味菜，母亲在桌子下使劲捏我的小腿。如果不坐一条板凳，她则瞪眼睛警告，母亲不能容忍如此丢人现眼。就是在家里，也不能这么放肆。
母亲规定我们，轮流为父亲盛饭。第一次轮到我时，特别紧张，手里扒着饭，眼望着父亲的碗，还没看清父亲碗里有没有饭就去抢碗，惹来一阵笑声。
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家喻户晓，母亲以身作则，“言必行，行必果”。她要求我们不说谎，说到做到。一次，因为很小一点事我竟借此为由十分横蛮地顶撞她。约是六七岁时的某一天，母亲赶集答应给我买一枚发夹，结果忘了。回到家里才想起，可跑回东岳观买又已收场，只得如实向我解释，一定记得下次赶集买。我可不依不饶，还顶撞她讲话不算数，大哭大闹，最后躺在地上打起滚来。已经那么大了，还这般撒野。母亲也不生气，悄悄地叫全家人都离开。天黑了我怕鬼，自己爬了起来。
类似的这些平平常常的礼节，我们无形中养成了习惯，无需母亲刻意指点。
一转眼，母亲离世近一个甲子了，我也进入暮年。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