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问：“王仁义老队长，这回真走了?”
“是的。这回是真的走了。上次差点走了，我家祖公惦记那点特殊党费还没有上交成功。”孝家的人招呼来客，“请问，您老是?”
来人答：“哦，我塘上村的老支书。以前王队长的老战友。”
“老祖公，快请里边坐，这厢房有火炉。”
“我打心底佩服大伯了，一生无病无灾，他人家走得清白，走得安详。”不少客人围坐“火边”摆白。
“大爷爷是三一年的羊，今年九十一岁。算上天一岁地一岁、爹一岁一娘，活了九十五岁喽。”
“按我们王家的祖训，老祖公完全可以安葬在我们王家的百岁山的。”
“可是，大爷爷在城里头请了几波厉害的风水先生帮老祖公看好的一官‘大地’了。听城里来的先生摆，老祖公葬下一百八十天后，就可荫蔽其子孙后代至少十代人富贵荣华，官至省部级呢。”
“但是，据说，老祖公在生时已留下‘生基’的，说是哪儿也不葬，就在他指定的那里，还专门强调：面朝北方。”
“小强，你说清楚点，你祖公为什么指定要面朝北方呢?”
“祖公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员，在世时享受共产党的恩赐太多了，却一生没有为党和国家做出什么象样的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死后，继续做忠实的信仰者，至死忠贞不渝。”
“小强，你不要乱说。”王东急忙制止侄孙辈小强的言论，脸阴沉沉的挎着。
小强坚定地说：“老祖公在他的烤烟棚里给我和华哥讲的。”
“刚才，王仁义的儿子、孙子、重孙们在灵堂左侧的房间与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们议论着他的死讯。王东是王仁义的大儿子，据说是城里头厅局级离休干部。”有几个人在房间的另一个火炉边低声说。
“说起王仁义一生，读懂的，都会为其壮举感到精彩;不理解的，会觉得他的经历及其糟糕。王仁义膝下有王东、王南、王西、王北四个儿子和王中一个女儿。老大、老三、老四和双妹都在城里工作，成家立业，只有老二王南继续留在家抚养老人。”另一个话赶话说。
“不了解的，还以为王仁义老人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四世同堂，且家家幸福美满，殊不知，遇上恶毒的儿子儿媳妇、不孝的孙子们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寨上有一老头感叹着。
“仁义大爷，枉自有儿子孙子重孙一大堆，个个住洋房别墅，却让他独自住烤烟棚。”
“大爷爷，镇上的王书记来了。”孙子小明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斜躺在火炉边打盹的王东报告。
“嗯。知道了。”王东鼻子哼哼应了一下，依然如故。
“王书记来了。”见王东没有动作，这下急得小明又气又恼，又重复了一句。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们尊敬的老党员王仁义同志。此时此刻，邢河呜咽，千山悲泣，仿佛同我们一起倾诉着无尽的哀思，追述着老党员光辉灿烂的一生。王仁义同志，中共党员，生于1931年3月，卒于2021年1月，享年90岁，历任塘上大队会计、民兵连长，生产队长等职，虽然家境贫寒，但一颗忠诚磊落的心永远追求光明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王仁义同志一生朴实无华、艰苦奋斗的一生，勤政务实，光明磊落，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和事业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顶天立地的辉煌业绩，1952年至少979年间，多次荣获安顺县劳动模范，双堡区先进个人，塘山公社青年标兵，……”
灵堂外面的台阶下，整整齐齐地站着一大群吊唁者，正毕恭毕敬地听王书记致悼词。
王仁义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上生产队长，带领全村一百余位生产队员全靠人挑车推，开展“农业学大寨”“大基建运动”“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多项农业生产大运动。参加塘上大队部人工开挖修建主干渠8.4公里，带队开挖支渠10.8公里，全部把整个村子包围起来;开垦大寨田125亩，将荒山改造成梯田;筑水坝三道，架渡槽两座，基本满足全村农田水利灌溉要求，为“双堡产粮示范区”夺丰收而努力奋斗，赢得上级和社员的尊敬和爱戴。
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大集体年代，王仁义同志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曾背上“三绝”的骂名，亏欠家庭和孩子们。
老二王南跟头扑爬赶到“大寨田”，听见高音喇叭播放着《南泥湾》《社会主义好》，看见五星红旗、队旗插在高高的田间地头迎风招展，横幅标语“大干快上”“社会主义好”“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夺丰收”“深挖洞、广积粮、促生产、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等等挂在热火朝天万人大会战的大堤上，一派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劳动场景。他瞧见父亲正和工友抬着大石块喊着号子、一步一移地通过木架子走上大堤顶。此时的父亲拿着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印有“5”字的白背心深深地烙进肌肤里，已和裸露的黑褐色臂膀混成一色，想必很久没有换洗了，正嘻嘻哈哈地提着扛子和麻绳与工友边说话边走下架子。他哪里知道，小妹王中已出生三个月了，而妈妈因产后虚脱，营养不良，活活地给饿死了。
这是一绝。更绝的是，老伴过世头七未满，王仁义同志更是用背扇背上嗷嗷待哺的王中又急急忙忙返回工地了，留四个孤苦无助的孩子在家自生自灭。他干革命真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啊。
因为王仁义同志把全身心投入到“没农田就开垦，没水灌溉就挖渠，高田没水就筑坝，村里没水村外引”的工作中。有年为了修建拦河水坝需要材料，他奉命回家砍伐树木万立方，而伐木场离自己的家不足二里地，五岁的儿子王西赶去寻找好几次，说王北拉肚子好几天了，现在虚脱得很，可王仁义同志只说“去找兰妹姨妈”就连哄带骗地将儿子打发回家，自己却押运木料车“绝情”地返回工地，更是舍不得抽时间回家一趟，哪怕看一眼三岁的王北也行。
可以说老大王东是被父亲气坏了才去参军入伍的。直到父亲去世了，还在耿耿于怀父亲的诸多不理喻的事，不可原谅。在往后的转业、做官生涯中，都鲜有与父亲沟通，每次回家探亲都是出于任务上、象征性、礼节性的叫“老爹”一声，再没有下文了。
至于老二王南，也“不理解”父亲，为了工作从不过问家里的大小事务。弟妹们尚在吃得做不得的童年，不要说抢工分、挣口粮钱，光是弟妹们读书学习和吃喝拉撒都得全靠他这双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好在，邻村有两位明事理的长辈很是同情王南的家庭，阿姨经常领着女儿兰妹明里暗里来帮衬王南，还抱来一只小猪仔给他们兄妹们喂养着，说是做个伴，顺便收捡兄妹们吃剩下的淘米洗碗水。
但明眼人早已看出他们唱的是哪一出戏了，坠入情网的王南，未征得父亲和兄长同意，毅然决然地放弃考上安顺县中读高中的大好机会，自作主张地与兰妹私自订婚，约定等到春暖花开，小猪长大了就成婚。
就是这只猪闯下大祸了。有人举报：队长王仁义家的大肥猪曾两次跑进“封山育林区”。区政府派工作组下队调查。工作组的同志了解到王仁义的家实在不像家，缺少个管事的女人，得知这头大肥猪又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动了恻隐之心，在证据不足、仅凭一纸举报信，就治王仁义的罪，未免草率，随便编个材料回区里交差，不了了之算了。
哪曾想，谈心时，遭到王仁义的强烈拒绝!他说：“要趁你们区工作组下来调查的机会，召开个妇孺皆知的生产队群众大会，拿我王仁义开刀，树反面典型，这样才能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作用。要不然，封山育林、破坏集体利益的事，真的不好交待啊!只是苦了我儿子和我未过门的儿媳妇喽。”
当晚，在工作组的见证下，王仁义慷慨陈辞一番后，让队员去自家猪圈里牵来喂养两年多的大肥猪，当众杀了，给全村男女老少打一顿“牙祭”，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的举动，引起了王南和兰妹一家的强烈不满，暗地里骂父亲：“死老筋!憨包!”
充满怨恨的王南和父亲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以至于往后余生，这个隔阂一直难以消除。
为了给王南的婚事办得热闹点，王仁义不惜在信用社借利息钱。尽管如此，二儿子还是不领情。
但是，后来王南自己却辩解说：“辍学是父亲逼的。利息钱是自己还的。甚至于弟妹们是他亲手拉扯大的。”而王仁义不解释，也不争辩，公道自有定论。
隆冬早晨，小妹没有人叫起床，睡过头了，起来脸不洗、头不梳就风风火火上学去了。
课间操休息期间，王南听闻小妹的哭声，慌忙从二楼教室跑下操场，由于跑得急，没有钮扣的上衣口袋挂住了楼梯扶手，衣服撕裂了一大口，冷风乘势穿进肚荠眼，他打个寒战。加上裤带是用红领巾系的，一下子露出红领巾的三角形，不注意看还以为是红短裤露出来了，他一时尴尬得无地自容。当他看见小妹被一群男同学团团围住起哄时，气不打一处来，跑上前去飞起一脚，踢在最前面的那个挑衅者的身上，疯狂地拳打脚踢打散围观者，霸气地牵着小妹的小手回教室了。
王南边哄边问小妹，“为啥子他们要欺负你?”
王中委屈地说：“他们笑我头上长虱子，还给我取绰号叫白毛女。”
王南仔细检查妹妹的头发，发现爬满大大小小的虱子，有的甚至还爬到脸上、脖子上等明显的地方，虱蛋虮子满头可见，像冰糖葫芦上撒满了芝麻籽。从未修剪过的发夹杂在断发中，黄里透白，枯槁草木死灰般没有营养。头发由于长年没清洗梳理，有的拧成一股绳，东一纽、西一束;有的黏成团，左一摞、右一饼，乱成剌蓬、卷起龙窝了。
才十岁的王南的眼泪实在忍不住了，“妹妹，虱子这么多你不痒吗?回家二哥给你剃个光波好不好?”，哪知六岁的王中却幼稚的笑了“不痒。二哥，光波是不是光头呀?这样，他们就不会笑话我了是不是?”
王中十二、三岁那会儿，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她在前面走，后面总跟着一大帮嘲笑者，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唱一些摸不北的调，什么“小小姑娘，嘎二嘎郎，不讲卫生，没有爹娘。”“小小姑娘，无人教养，头生虱子，胯脚生疮。”气得她懊恼不已。
王中把情况告诉哥哥们，说最近肚子老是疼痛，屁股会流血。王南不敢大意，立马跑到生产队告诉父亲。王仁义反常地飞奔回家，把王南丢后面。他找来一辆鸡公车，抱床棉被叠成四折固定垫在车上，再抱王中上车，又找来毛毯子盖在她身上，一路小跑，火速朝塘山公社医院赶去。
“顾医生，快救我女儿，大出血!”顾医生见王仁义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的求助，被他高度紧张情绪所感化了，连问诊环节也省掉了，立即通知护士进手术室紧急抢救。
十分钟过后，顾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故作神秘但不慌不忙地说：“我说王队长啊，干活你是一把好手，是劳动模范，又是标兵，但是在孩子们的生活照顾上你是不称职的。”
顾医生脱掉手术手套、帽子和白大褂，安慰王仁义说：“女孩子十二、三岁了，是青春期生理现象，来例假正常的，不碍事的，不过身体很虚弱，营养不良，我们输两瓶能量，再开点药回家调理几天就好了。”
接着又叮嘱王仁义：“家中你既当爹又当妈的，真是太为难你了，一个大男人怎么照顾好女儿的私生活嘛。我列了个单子，你回去找大队妇女主任帮忙给孩子料理一下。”
整个身心交瘁的王仁义终于松弛了，木纳说：“哦。那谢谢顾医生了。”
土地下放了，改革开放了，王仁义深知亏欠家和孩子们太多太，在分牲畜饲养的时候，他以最低价收购别人挑剩的残废“三个母”：即断角牛、歪脚马、跛足羊。再次遭到王南的强烈不满!当年，“三个母”分别产下三只小幼崽，使王仁义看到了致富的新希望。
一向正直、健谈的王仁义从此沉默寡言了，整天和“哑巴们”打交道，不愿再谈及任何事，心中只藏着一个梦：“要想富，先通水修路。”
有人告诉王仁义，老大王东在部队上已是副师级干部了;老三王西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了，分配城市里工作;老四王北和妹儿王中分别考取了贵州工学院和贵州医学院了，以后享清福啦!王仁义面无表情，只是一个劲喝着叶子烟烟杆嘴，要是拿话来挑事或讨好，他最多“嘿嘿，嘿嘿”应付两下。但心里明亮得很：“我享共产党的福!自古经历过磨难的孩子多成事，儿孙自有儿孙福。”
九十年代末，王仁义卖掉了苦心经营的马牛羊群，帮老二盖了一幢三层小楼，算是救赎对老二的亏欠。还剩下13万多块钱，他用作路费，剩下的全部上交特殊党费。他主动要求去城里三个儿子家小住，一家轮流住一个月。儿子们当然乐意。
王仁义首选王东家。他随身携带一个电话本，枉着拐仗早出晚归，先去水利局、再去交通局，最后串访信访和政府部门。每天要到很晚才回家，天天如此，搞得像间谍活动一般，弄得儿媳们怨声载道。她们多日暗中跟踪，才知道王仁义的真正意图，运用成熟女性特有的密切关系，终于从水利局、交通局、建设局“要来”136万元建设经费，分别给咱村安装上自来水、光伏路灯亮化工程、通村公路水泥硬化三项基建工程。建设期间，王仁义还免费帮施工队看守工地材料，当“监工”，待本村这“三项工程”全部投用之后，王仁义立即收拾行李回到他老窝“烤烟棚”了。
王仁义笑哈哈地说：“我不去折磨他们，他们哪会主动解决家乡的吃水难、行路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