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精灵，漂泊如三春之水，清冷似冬夜之月;有一个精灵，惆怅如初夏细雨，幽怨似深秋桂子;有一个精灵，它注定了永远都在流浪——二胡，江南，流浪的二胡。
蒙古包，轱辘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头琴的摇篮;红高粱，信天游，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天生就是唢呐的世界;而杨柳岸，乌篷船，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则永远是二胡生生不息的磁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情孕育着一方乐器的生长，只是我们不知那当初的当初，是江南选择了二胡，还是二胡选择了江南。这样的选择费思量，难端详。
二胡之于江南，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的诗意和绵长。虽然高山流水，我们只见过俞伯牙的那具焦尾琴;浔阳江边，我们也只闻见白居易的那把琵琶。虽然众多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剧之中，我们很难听得二胡的那一声低泣，触到二胡的那一脉无奈，但是谁能说，倘无焦尾琴和琵琶，二胡就不会在江南寂寞地流浪呢?
六朝金粉、王谢侯府的秦淮，有太多的声色犬马，那不是二胡弦线上开放的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有太浓的绮丽繁华，那也不是二胡琴弓中跳动的旋律。纤道、乌篷、台门、廊棚，雨巷、石桥、茶肆、谷场，这才注定了二胡流浪的行脚。本不属于墨客骚人、显贵官宦，流浪的二胡注定只是在百姓黎民、俗子凡夫中开放的花，流淌的画，流浪的二胡天生就是贩夫走卒、商贾戏子开心时的道具，潦倒间的支撑。
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胡开始在江南流浪。我只知道当如水的月色浸淫深秋桂子，稠密的细雨婆娑河边芭蕉的时候，当多情的晚风掸拂台门石桥，散漫的炊烟缭绕乡野谷场的时候，二胡的流浪便开始了。当流浪的二胡宿命地遇上了那个人，它的流浪被无端地浓缩聚集了，被无限地扩散放大了。那个叫瞎子阿炳的人，像一个巫师，二胡遇上了他，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
《二泉映月》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洇漫，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该是一种无奈;《病中吟》的曲调如泪水缓缓流出，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分明是一种悲凉;《良宵》的节拍如思念浓浓笼罩，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更是一种彻骨的沧桑。不是二胡的流浪，音乐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灵魂的流浪，一方土地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时代的流浪，一个民族的流浪。流浪的二胡总要催生众多流浪的心灵，催放众多流浪的花，瞎子阿炳便是一个极致。然而在江南，在青石小弄台门深，乌瓦粉檐廊棚长，遍地市肆的江南，在春草池塘蛙鼓稠，莺雏声里碧禾浓，处处乡野的江南，类似因了二胡而流浪的心灵和生命又何止阿炳呢?在我的故乡，4岁失明，自幼父母双亡的孙文明，12岁时便从故乡的曹娥江边出发漂泊江南，颠沛流离中，他的二胡声响彻了大半个江南。《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心安》，使他由一个民间流浪艺人，走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讲台。而流浪了一辈子的孙文明，最终积劳成疾，客死于上海奉贤。从阿炳到孙文明，到江南市肆和乡野里众多生生灭灭的流浪的灵魂，我们伤感地承认，在江南丝竹中，二胡也许最具有悲剧性格。这种悲剧是因为二胡那注定属于流浪的本性，还是因为那太多的流浪灵魂的挥洒?
一方水土的精灵，一盈风情的血脉，器乐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魂魄。而流浪，不只是一种悲苦和困顿，一种沧桑和无奈，更是一种忍耐和坚韧，一种奋进和抗争。它是生命另一种鲜活的姿态，这种鲜活的姿态永远都不能消解。
温馨启迪
二胡是百姓黎民，俗子凡夫中开放的花，流淌的画，二胡的流浪其实是劳动人民的流浪，说到底是时代的流浪，民族的流浪。劳动人民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可贵、鲜活的生命姿态，正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