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一个半熟的人硬塞给我一张名片。然后，他向一幢高楼挥挥手：我的公司，在最上一层，有空来玩!看他那神色，似乎他每天不是被电梯运到二十几层上面去，而是他有了升腾飞翔的功能。
发明了楼房的人真是革命者。他能胆大妄为地把人分为一层一层，使人安于被罗列在一起，既补偿了地球上土地的缺乏，又满足了某些人“居高临下”的心理需求。报上说，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出现了“高层建筑热”。设计图中，已经有了几幢八十八层和一幢一百一十四层的摩天大厦了。想一想，坐在五百米的高空与缩在压抑的水泥灌注物之下，人的心理该完全不同。
高高地，在人之上，仿佛是众多人的愿望。
很多年以来，我几乎从来都住在楼下，我插队的那几年除外。当时，在我之上的是扎紧的草把，草把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碱土。碱土之上，就是风霜雪雨，不断轮回着。除了顶着碱土的那几年，我的上面永远都是楼板，咚咚地，被住在上面的人无所顾及地蹬踏踢踩。
小时候住的楼，一共有两层，我的家住在楼下。楼梯是水泥的，袒露在外。二楼上住了两户人家，其一是话剧团的一对演员。男演员是个右派，灰溜溜地戴着前进帽，腰虽然不挺拔，却仍旧能演戏。听大人说，除了他，那个剧团里没人能演得了列宁。他从来不和人讲话，也从来不在路上停留。我在低处望，他比列宁还要严肃。他的妻子只要在家，就高声唱或者骂。有时候两人打架，楼板像滚雷一样响过。听说，男演员的“右派”帽子是妻子给栽上去的。后来，这一家搬走了。“文革”期间，在街头的宣传彩车上，我见过那妻子，正表演齐唱“社员都是向阳花”，脸上涂抹得像一个红鬼。后来听说那演列宁的男演员在剧团里跳了楼，头朝下跳的，却没有摔死，头颅缩进了胸腔里。
“列宁”搬走了之后，来了一家糊纸盒的。孩子遍地都是。我去过他们家几次，没有床的。一家人都睡在地上，枕边就是小山一样的纸盒，装注射针剂的那种扁长纸盒。当大人用推婴儿的小车送货的时候，孩子们就天翻地震地跳，几乎跳塌了楼。
楼上的另外一家，是孤寡老太太和她歪嘴的儿子。有一段时间，那歪嘴的儿子每天一大早到我家里来，在嘴上哈着两只手，棉衣的袖口蹭了门上的白霜。他是来取我弟弟的尿的。他说能治病。他还说，他母亲在纸上画了字，让他喝那纸烧剩下的灰。在我心里，迷信是一种恐惧。所以，感到那老太太一家很阴暗，不敢上楼去。
小时候，对楼上的人很羡慕。住在别人的上面，热热闹闹的。我心里真想和他们换一换。后来，就是“文革”，我们这小楼更热闹了，造反派的机关枪曾经架在二楼的窗口，是那糊纸盒的男人引来的。平时那个人很和气的，听说他当时却成了一个揭竿而起的头头。
许多同学住的那种北方大杂楼，也令人羡慕。成群结队的孩子可以满楼跑。大楼，是好的，像一个革命大家庭。而革命，又注定是人民盛大的节日。
后来搬家了，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还是搬到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下。开始我以为楼上住了什么要人，因为总是有大头皮鞋的铁钉声，绝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一批，进进出出的。到了夏天，我才知道二楼住了一个因为关节炎，拖着不想插队的中学毕业生，他的户口一年前就迁到了中朝边界的一个知青集体户。学校里经常派人来动员他下乡，所以才有那么多皮鞋的响声。
一年中最热的几天，中学生到街边乘凉。他细弱寡言，两只手弯曲着，一直捂着上衣的两个口袋，不知道是肚子痛还是怕丢了东西。绝没想到，他竟然用自己的体温，在怀里孵出了两只黄色的小鸭，放在黄昏的马路上，摇摇摆摆地，向着一片菜叶走。天黑的时候，他把它们带上了楼。那两只精灵，叫着上了楼。那是我小时候最生动的记忆之一。
那年秋天，树叶全部落净。中学生买了两只大棉鞋，很凄惨地下乡了。隔了一些年，我有了自己的家，又是在楼下。楼变高了，我的上面有五层。二楼住着的是怪人，他总是半站在二楼的门口上下探看。我几次都看见他在楼道上绕着，一会儿想上楼，一会儿又想下楼。他永远缩着头，犹豫不定。等我到了深圳，才听说，那是一个职业性的告密者。
现在，我还是住楼下。上面有了六层人。对于在我之上的人，我已经没有任何愿望去沟通和认识他们。他是杀手还是密探，都与我无关。在深圳，大家各自关紧了门，这是我从来的愿望。
二楼的楼板，是我与此楼的唯一接触点。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的头上，随时可能有一些尖锐细小的响声，像是锐利的小零件，又像是珍珠一样的圆东西，轻灵地、仿佛能挑开人的表皮那样地跌落;之后，那东西就在楼板上跳个没完。家里人开玩笑说，二楼是不是住了珠宝商，专门卖珍珠，或者打磨钻石。
住在楼房底层的人，排列在别人躯体的最下层。你腻了，尽可以搬到最高一层，再也不用听到上面那些杂七杂八的声音。
但是，无论你搬多少次家，人生多么漫长和颠簸，肉体在你之上的人总是可数的，可见的。而另有一种“在你之上”的方式：有一种目光，任意在精神上鸟瞰你，随时可能有一只手，从空中巨大地降临，他说：你!如何如何……
你想说“不”，但是，你又深深知道，你断然不能说出那个字。
我看世事，翻云覆雨。有的人在俯着身被压抑了很久之后，一有机会挣扎起来，反而更变本加利地压抑别人。像住在一楼的人，恨透了别人的踢踏声，一旦升到最高一层，会比那些施虐者更狠毒地踏楼板。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说：“我们人的内心都藏着各种有罪的尺度。”
我个人的尺子，是严格的。从某个角度讲，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住在我之上的“列宁”和他的妻子、迷信的老太太、引来机关枪的人、告密者、用腹部孵出鸭子的中学生、经常掉落珍珠的人，也包括想“取而代之”搬到最高层上去的我。
多数的人，是自然的罪人。
而有些人，罪上加罪，时刻梦想着把与他同等的人像气球一样地践踏，狗一样地驱使。这种人是踱到了危楼之上，早晚有一天，他的脚要踩空。书上的道理都是这么说的。但是，罪恶有一种极好的惯性和生长力。所以，自古以来人就被划分出层次，有呼喝叱咤的人，有低眉信手的人。这惯性已经如楼层的普通高度、楼板的厚度一样被人默认、接受和屈忍了。
“我的头低着，思想却在飞翔。”这是西班牙诗人洛尔珈的名句。
内心的高贵不屈，是我们最后的家;再高威昂颐，再凌空绝荡，再虚浮奢华，也不能使我们搬离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