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后，我重返这座曾叫“滨湖”的校园。与阔别三十一年的小学同学不同的是，他那张成人的脸上仍可照见过去的模样;而它——这座我三岁至十一岁生活过的地方，却时过境迁，难寻旧日影踪。
“井呢?”我问同学。他找到一块满是瓦砾的空地，说：“原来井就在这里的……”
“操场呢?大坝呢?篮球架呢?菜园子呢?小树林呢?环校渠呢?小燕子树呢?校外的人家呢……”我知道，它们已被销毁在往昔，但我仍不甘心地追问同棉。领我回滨湖的同棉，是我的小学同学，那天下午，我们参加同一场会议。我全程戴着口罩，他居然也认出了我，在相别三十一年后。
人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但大地上的事，真说不准啊。同棉告诉我，这座已经废弃十几年的校园，即将被整体拆除。“地球上再也没有滨湖学校了?”我又发出一个明知故问。“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说着我就扭过头，让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棉花叶子上。从前是操场的地方，不知谁种了棉花，我悄悄擦泪的时候，扭身摘了两朵绽放出白棉的棉花桃。就让这两朵绽开的棉桃，作为故园留念。它们是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就像我一样。从三岁到十一岁，我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是个自由自在的顽劣孩童。可一旦离开这里，我便成为孤独沉静的女孩。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谁能想到，我这个爱静的人，当年居然是拿教鞭当武器，领着校园里的小伙伴与校外村童们“打仗”的孩子王。离开滨湖，我的童年便成为一件不合时宜的旧衣裳，被抛下了。
我拿出手机，对着几乎成为废墟的校园不停地拍摄。这座即将消失的校园，实际上，作为校园，它被注销身份已十几年。此刻它虽面目全非，但这断壁残垣还可供我凭吊追忆，未来，它会被夷为平地，铺筑成道路。这些年，城镇化的发展迅猛，乡村发生了巨大变迁。滨湖，一座昔日城郊的校园，已被扩张的城区纳入。高速公路、新拓道路、安置小区，这些新生的建筑，破坏了我原本就不好的方位感，我找不到任何记忆中的参照物导引我重返故园。我也曾借助导航，但这座失去身份的校园，早已在导航里失踪。来到现场，我才发现，我曾屡屡从它的近旁经过，却不知它匿于此间。
三十一年，沧海桑田。
故园的后院里居住着怕蟾蜍的滕叔叔，我曾把一只蟾蜍装进力士香皂盒后丢进他屋里。半晌，躲在窗外的我和小伙伴们，在听到了他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后，心满意足地作鸟兽散。住在前院的张阿姨，把新被搭在门口的晾衣绳上晒，待她收被子的时候，却发现雪白的被褥变成了湿淋淋的花被褥。那是我在新买的水枪里装满红墨水练习瞄准射击的成果。爱弹手风琴的何叔叔，在夏夜里教我和小伙伴们唱“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偏要唱成“你是一个鼻涕王，鼻涕淌得长”，我讽刺的是何叔叔的儿子，我的小伙伴鹏鹏。但鹏鹏才不在意，他扯着破锣嗓子和小伙伴们唱得可欢呢。而今，在星夜里一起唱歌的人，已消失在人海……
前院的那排教师宿舍大半已经坍塌了，但我还是认出了校工丁伯伯的家，他从之前住的开水房搬到前院，是我家搬家前两年的事，那时，居住滨湖的人家陆续搬迁，腾出了不少空屋，丁伯伯挑了两间居中的房子。那两间居中的房子，是整排房子中最完好的，听老人说过，房子是靠人气顶着的，再新的房子，空着没人住，久了就会坍塌破败。丁伯伯是滨湖最后的坚守者。
同棉领着我穿过一栋当年不存在的教学楼，教学楼后面是一排青砖瓦房。同棉说：“这就是你们家当年住的房子。”
我走进缺了门，屋脊露天的残屋，很难想象，当年，这曾是很多人羡慕的华屋。我六岁时拥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里摆放着一套崭新的家具。那套家具是我爸爸妈妈请了无为县的小木匠打制的。妈妈为我设计了“H”型的梳妆台、高低床、书橱、带玻璃柜门的高低柜、大理石台面的书桌。全套家具刷着好看的奶白色。那油漆，是我爸爸亲手调的色。在遥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小孩儿能有套“整屋定制”的家具，简直就是童话。比我小一岁的伟伟，喜欢我房间漂亮的家具和明亮的台灯，借宿我的房间达半年之久。当年与我抵足而眠的她，不知今在何处?
同住故园的十来个小伙伴中，如今与我还有联系的只有二虎弟弟了。十多年前，在同城论坛，我见有人发帖子，让大家评价他姥爷的书法价值。我一看，他贴出的那幅字上赫然署着我儿时的邻居夏伯伯的名字。我因此辨出了他的身份——二虎弟弟!于是，我给他留言，他迅速地回复我，他说：“姐姐，是你吗?可你为什么叫我姥爷为伯伯呢?”他太小，不知其中缘故。在还没有他的时候，他爸爸是滨湖的青年教师，我喊作柏叔叔的。她妈妈是我家邻居夏伯伯的女儿，我家搬入时，她还是个中学生，我唤她“燕子姐姐”。几年后，长大成人的燕子姐姐和柏叔叔恋爱结婚了。没多久，夏伯伯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滨湖。柏叔叔和燕子姐便从柏叔叔的单身宿舍搬进了夏伯伯过去的家里，与我家继续做邻居。再以后，燕子姐姐生了二虎，我喊他弟弟，他喊我姐姐。但我一直没有改口，依然“各亲各叫”地喊他爸妈分别为叔叔和姐姐。自小喊下来，改不了口。只是，当年亲如一家的两家人，也几十年未见了。
那晚回家，我坐在灯下，忍不住把从故园采摘的两朵棉花桃，拿近鼻侧轻嗅。虽然棉花并无花香，但它却有我能闻见的故园之味。所谓故园之味，恰是萦绕心头的人情味儿。故人已去，但那情那景酿成了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乡愁，年岁愈长，那滋味愈浓。
我就像一位酒客，独自对着满桌的美酒佳肴，急于找到与我分享的对饮者。我想到二虎弟弟。我把在滨湖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他。他许久没有回复。也难怪，已是深夜。此刻的信息，就像卡在饭点去邀客，只能落空。盛大的欢乐无人分享便会沦为寥落。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反复翻看着在滨湖拍摄的那些照片。
“铛铛铛，铛铛铛……”
翌日晨，我感觉自己是被铁锤敲在铁轨上的上课铃声吵醒的。在梦里，我回到了滨湖，夏伯伯端着搪瓷缸坐在院子里笑呵呵地望着我，巴赫跟在我身后吐着它的红舌头，挂在松树上的那截铁轨被丁伯伯敲响了，“铛铛铛，铛铛铛”是上课的铃声，“铛，铛，铛”是下课的铃声。那么，我是被上课铃声唤醒的。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为自己梦醒而怅憾不已。如果不被吵醒，在梦里，我能见到更多故入，我会看到上课的老师是谁，班里的同学有谁。
现实是，手机狂叫着。我抓过它，是二虎弟弟!他“噗噗噗”发了一大串信息，其中还有一些老照片。一张黑白照片里，是同样剪着娃娃头的我和伟伟与还是婴儿的二虎弟弟。另一张照片中，与二虎弟弟合影的那个男孩子，我已经辨认不出他是谁了。二虎弟弟说，他对滨湖没有什么印象，毕竟，他家搬离滨湖时，他才三岁。只有这些老照片，提醒他，他曾在那里出生并生活过一段时光。
我像个话痨，对他说了很多很多他未能参与的往事。我长二虎弟弟七岁，我还记得他出生的那个夏夜，妈妈抱着我去隔壁看刚刚出生的他。他满脸皱纹闭着眼睛像个丑陋的小老头，躺在瘦奶奶的臂弯里。瘦奶奶是燕子姐姐的奶奶，夏伯伯家搬迁，瘦奶奶没有随着儿子离开，而是留了下来。“我亲手拉扯大的，怎么舍得丢下她?”我听到瘦奶奶悄声对我妈妈妈说，便问，瘦奶奶舍不得丢下的是谁。瘦奶奶咧着缺了牙的瘪嘴笑着说：“舍不得你这个淘气包呀，奶奶走了，你要上房揭瓦谁给你扶梯子?”可惜瘦奶奶看不到，即便没有我揭瓦，屋顶还是透亮了，那些瓦块被岁月悄不声地给揭掉了。
与二虎弟弟说起瘦奶奶，他说，他是由太太(吾乡人称呼曾祖，不论男女，均唤作“太太”)带大的。我没有对他说，其实我也是由瘦奶奶带大的。我三岁那年，搬家到滨湖，与夏伯伯家为邻。瘦奶奶作为与我家仅一墙之隔的邻家奶奶，对一个尚无界限感的孩子来说，可不就像是自己的亲奶奶。瘦奶奶对我一贯慈爱。记得夏伯伯家的西厢房，开了个很大的窗口，窗里是一排排货架，货架上除了油盐酱醋外，还有放在玻璃瓶子里的糖果。瘦奶奶经常将她瘦骨伶仃的胳膊伸进那硕大的瓶子，变魔术般从里面掏出裹着好看玻璃纸的水果糖，递给我。
比起我们的三口之家，隔壁夏伯伯家人口众多，上有慈祥的瘦奶奶，中有夏伯伯和胖大姨，下有燕子姐姐、夏放哥哥，还有另外几个像走亲戚似的，不时来住几天的哥哥姐姐。瘦奶奶偏心眼儿，最喜欢燕子姐姐和我。虽说她慈祥，但她对胖大姨却很凶。记得有天，我在夏伯伯家拽猫尾巴时，被那只可恶的大黑猫狠狠地抓了一把，瘦奶奶见了，拿起鸡毛掸子就打猫。她边打猫边骂，猫都被打跑了，她还在那里恶狠狠地骂。胖大姨抱起我就走，一进我家门见到我妈妈，她就抽抽嗒嗒地哭开了，仿佛被猫抓的不是我，是她。
在燕子姐和柏叔叔与我们家为邻时，有一天，燕子姐姐挽着一个瘦女人笑嘻嘻地从我家门前过。我丢下正在玩的小石子，起身跟上燕子姐姐，要去她家玩，妈妈喊住我说：“别去捣乱，让燕子姐姐跟她妈好好说说话!”我惊呆了，胖大姨不是燕子姐姐的妈妈吗?怎么胖大姨刚走，燕子姐姐家就又来了一个新妈妈?
我还没解此惑，前院的燕青也有了个新妈妈。
燕青是我在滨湖的小伙伴中最邋遢的孩子。我搞不懂，为什么我那么爱干净的妈妈，居然一点也不嫌弃燕青满头的虱子和挂在嘴唇上的黄浓鼻涕。妈妈常把她带到我家，给她捉虱子、洗头发，让我把芜湖大姨寄来的果丹皮分给她吃。更过分的是，我妈妈给我做新裙子时也给她做了件一模一样的。我很讨厌这个与我争宠的丑八怪，作为孩子王的我，我不喜欢的孩子，自然就会被小伙伴们冷落。她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趿拉着一双破烂不堪且不合脚的鞋子，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有时候跑疾了，会被地上的树根、瓦砾绊倒。即便她趴在地上大哭，也无人对她伸出援助之手。燕青成了我们鄙视链的最底端，大家以欺负她、笑话她、冷落她，缔结愈加牢固的友谊。
有一天，丁伯伯家来了一群人。我们洪水一般涌进了丁伯伯的家门。说是家门，其实就是食堂的大门。作为校工，丁伯伯住在过去的大食堂，后来的开水房里。食堂又大又黑，俨然是一个藏着怪兽的山洞。摸索着趟进“洞”底，那昏昏沉沉的“洞穴”里，一道不知从哪里透过来的光，照在一个笑眯眯地搂着燕青的女人身上。她端坐在丁伯伯堆满破被褥和烂衣裳的木床上，笑得就像《西游记》里的观音娘娘。
大人们说，她是燕青的新妈妈。在她之前，丁伯伯家偶尔会来一个说话腔调奇怪的女人，燕青喊她妈妈。虽然燕青是那女人用襁褓裹着抱到丁伯伯家的，但女人却并不喜欢燕青，她每次来，燕青就会被赶出来捡柴火。我们只要看到燕青挎着一只破竹篮，拿一根树枝四处捡落叶往树枝上串，我们就知道，她妈妈又来了。我听到大人们说，丁伯伯家来的女人，是四川放鹰的。我问大人：“那她放的鹰会捉小鸡吗?鹰在哪呢?我想去看看!”在大人们的哄笑声中，我妈妈慌张地摆手，嘱咐我不要出去乱说。我心想，等燕青妈妈再来，我一定要缠着她给我看看她的鹰。滨湖的校园，到了暑假，总会有校外的老百姓从后沟坝赶了牛、羊、鹅、鸭进来放养。我认为放鹰肯定是和放羊、放牛、放鹅、放鸭一样的行当。可惜，鹰没看到呢，燕青的新妈妈就取代了她“放鹰”的旧妈妈。
燕青的新妈妈来滨湖没几天，滨湖就发生了一件械斗事件。半夜里，校外来了一帮人，扛着铁锹、拿着砍刀、镰刀等农具，堵住了丁伯伯的家门。
我爸爸领着一帮年轻教师，包括见到蟾蜍都会被吓破胆的滕叔叔，拿着大扫帚、长扁担前去应战。深更半夜，静谧的校园被这群打仗的大人们给弄得鸡犬不宁。我妈妈抱着我，想去拦住我热血沸腾的爸爸和叔叔们，我家巴赫也气势汹汹地冲到了前头冲那群人狂吠。
“小兵子，你们做什么?”
那帮人中领头叫小兵子的年轻人，见了我妈妈，垂下了手中高扬的“武器”，一把镰刀。“张老师，老丁把我婶拐来了……”
我妈妈向那伙人解释，那不叫拐，他们领了结婚证，是合法的夫妻。“小兵子，她是和你叔离了婚才嫁给老丁的。你们回去吧，不然，你们这样冲到学校来打人，是犯法的。”
小兵子沉默了半晌，扭头冲他的人低吼了一声：“走!”我爸爸和叔叔们给他们让开了道，他们在月色里踏着一群纷乱的影子，匆匆而去。
那帮人走后，我妈妈说，小兵子经常来学校的环校渠摸鱼。有次他在水里踩到碎瓷片，脚被割了个大口子，不停地淌血。在沟沿边上洗衣服的我妈妈见到了，忙回家拿了云南白药粉给他包扎了伤口。过了两天，他妈哭着来找我妈妈，说小兵子发高烧了，听说张老师有药，求她再给点药救救他。我妈妈听罢，就带上她的药箱随着小兵子妈去了他们家。我妈妈得意地说：“我给他伤口换了药，还给他打了退烧针、消炎针，把他治好了!”
话说，身为语文教师的我妈妈，是个医学爱好者，她在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跟村里的赤脚医生学会了注射肌肉针，处理外科伤口。后来，在她读师范时，她的好朋友也在卫校读书，师范与卫校相邻，她把好朋友的医学书籍借来，自学了好朋友的全部课程。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乡村，她不仅是优秀的教师、能干的裁缝(她有台蜜蜂牌缝纫机)，还是大受村民欢迎的“医生”。对小兵子而言，我妈妈是她的救命恩人，他是看在恩人的面子上，才让一场蓄势待发的战争偃旗息鼓的，不然，五六个手无寸铁的年轻教师对付几十个持铁的农夫，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我妈妈从此风光无限地在滨湖被大家集体尊重着。
无论我妈妈多么风光，校外那户张姓人家，却一直同情我妈妈只生了我这么个小丫头。“户无男丁就是绝户头啊!”张家大女儿带我去他们家里玩的时候，我亲耳听大人们这么说。张家妈妈说：“张老师人这么好，都给她想想法子，不能让他们家成绝户头!”后来，张家妈妈果然带了个小男孩到我们家，她还神秘兮兮地问我：“让他到你家，给你当弟弟好不好?”我摇摇头说：“我不要，我有弟弟!”彼时，我的弟弟是一个叫“回回”的塑料娃娃，娃娃是我五岁那年，妈妈带我去芜湖大姨家过暑假时，在芜湖的百货大楼里买的。那娃娃是个四肢和脑袋都可以转动，大眼睛扑闪扑闪可睁闭自如的小男孩儿。回滨湖后，我妈妈给他做了一身好看的衣裳，还用毛线给他织了顶瓜皮帽，勾了双小靴子。穿戴一新的回回，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有了回回这个弟弟，我再也不羡慕伟伟、瑞瑞她们有弟弟了。我妈妈好说歹说，才说服来人，她说自己不是不能生，而是在响应国家“只生一个好”的政策。她甚至把独生子女光荣证拿出来给她们看，可惜，她们是群不识字的农妇。
“送子观音”们总算要走了，但那小男孩握着我的一块积木不肯松手，我自然不舍得把自己的积木拱手相让。我们俩为一块积木僵持着，谁料小男孩突然一撒手，把积木扔掉了，我弯腰去捡积木时，他又像小兽一般呜咽着朝我扑来，伸出手在我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至今，我的左眼角下仍有一条隐隐可见的抓痕。那是我人生中吃的第一场败仗，被伤得毫无理由，却又败得证据确凿。
受伤后，爸妈怕我出去疯跑弄脏伤口，导致发炎，便紧盯着我不让我出门。我只好趴在北窗上，眼巴巴地望着窗外。后院里，两个小伙伴正在捉迷藏，我看见伟伟藏在小燕子树的树干上，瑞瑞这个笨蛋在树下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知抬头往树上找。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小燕子树的学名叫枫杨。滨湖的那棵枫杨树，如果是建校时就栽种的，那会儿得有四十余岁了。四十岁的枫杨树，披散着繁茂的枝叶，是鸟雀与孩子的乐园。那棵枫杨树的树干上有个树洞，当年我喜欢把脑袋埋进树洞里，大声地唱歌。我在唱歌的同时会听到嗡嗡的颤音。二十多年后，当我陪音乐发烧友闺蜜选购音箱时，店家打开一款价格昂贵的音箱，让我们试听，我居然听出了类似枫杨树洞里的回声。那一刻，我无比怀念儿时唱歌的那个树洞，原来，在儿时，我便享受过可与名牌音箱传声相媲美的回声混响，并且还是浑然天成的。
在枫杨树生长的后院里，有两个东西并列，长满蔬菜瓜果以枸橘刺为藩篱的菜园子。包绕菜园子的枸橘刺长得比大个子叔叔还要高。春天，刺窠里会开出一些小白花，花落处，有小青果子在缓缓生长。那些圆圆的青果子，最大也大不过鹌鹑蛋，它们像袖珍的橘子。我啃过一只青果子，舌头被那又苦又酸又涩的滋味给弄麻了，回家吃到真正的橘子都觉得涩。这些该死的小青果，徒有橘子的形状与气味，却无橘子饱满的果瓣与甜蜜的汁液。我恨这群假橘子，它们简直是欺负小孩的大骗子!我恨恨地四处寻找那枸橘刺果子，找到一枚就毁灭一枚。有一次，我把一颗青果扔进蜂窝煤炉里，刚开始，它散发出诱人的橘香味，紧接着，就有刺鼻的焦糊味引来了大人，大人赶忙拿火钳夹出烧成黑炭的青团。我躲在一旁，看着遭受焚尸的枸橘刺果子，第一次感觉到了“人”的残酷。这，就叫做报复吧?我想。长大后，我学到“南橘北枳”这个成语，从《辞海》上找到枳的图片，才知道枸橘刺结的果子原来就是枳啊。当读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时，我又疑惑了，滨湖所在地不就位于淮南么?为何却不产出橘来，而只长枳?学医后，方知枸橘的珍贵。那些苦涩的小假橘子，是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材，有着消食、化痰止咳、疏肝止痛的功效。满身是刺的枸橘树，颇具防盗功能，正因为此，它才会被大人们选作菜园子的藩篱，去阻挡那些不时入侵校园的猪牛羊与鸡鸭鹅们。甚至我家巴赫，有次都吃了枸橘刺的亏。它追一只黄鼠狼，不慎钻到了刺缝里，结果被扎得惨叫，我爸爸不惜冒着刺伤自己的危险，一手拨拉刺，一手护着它，才把它解救出来。
巴赫是只帅气的公狗，它通体纯黑，一对三角形的耳朵总是充满警惕地耸着，看人的时候，它总带着一种倦怠，像一个高傲的王子在舞会上面对并不心仪的女伴。巴赫的名字，是我爸爸取的。我爸爸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大家公认的数学王子，他也曾想当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但他却在高中毕业时顺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成了一个小乡村油坊的会计。后来，公社推荐他读了师范。他毕业后，当了一名数学老师。我搞不懂，一个数学老师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狗取名“巴赫”，而不是“哥德巴赫”。或许，此“巴赫”并非源于钢琴大师之名，而是取自“哥德巴赫”?好吧，这只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听妈妈说，巴赫的母亲是一只血统纯正的狼狗，在滨湖，它是我忠诚的护卫者。我坐在操场上看燕子姐姐学骑自行车，她骑上车后把控不住方向，那车头径直冲我驶来……坐在我旁边的巴赫，一头冲上去把车扑翻的，我傻乎乎地在那里，看见燕子姐被压在车底下，而车轮就在我的脚边。燕子姐挣扎着起身后，心疼地看着歪了头的自行车，狠狠地骂着巴赫。巴赫凛然地望了她一眼后，低头亲昵地舔我的手。
那会儿，我透过北窗，见巴赫正在菜园外的草地上打着圈儿转，它在追蝴蝶。一群黑花蝴蝶故意捉弄它似的，绕着它低飞，仿佛它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丛花。在草地的上空，还有成群结队的红蜻蜓，我看得心里痒痒的，我可喜欢红蜻蜓与花蝴蝶了。我喜欢把捉来的蜻蜓放进蚊帐里，大人们说蜻蜓吃蚊子，我最怕蚊子了，它们咬得我浑身是红包块，痒得我非要把皮肤抓出血才罢休。我把捉到的花蝴蝶夹在书里制成标本，或当做书签，给芜湖的大姨写信时，从书里翻出最好看的蝴蝶标本随信寄去，作为我送给大姨的礼物。
在窗里，我还是听到了从枸橘刺园东北边的白杨树林里传来的喧闹声，那是小伙伴们在玩打仗的游戏。我心痒痒的，恨不得立马把自己当火箭发射出去，去小树林里打仗、捉知了。就在那时，鹏鹏来了，他递给我一幅画，他自己用铅笔在算术作业本上画的简笔画，我看了一眼，那画没有任何可鉴之处，但画的背面却写了一行字：分别留念。鹏鹏放下画就离开了，我爸爸妈妈紧接着也锁上门走了。被锁在屋里的我，大哭大叫，脑海里漂浮着鹏鹏写的“分别”二字。
过了许久，我才等到了开门声，爸爸妈妈默默走进门。我止住哭，央求他们放我出去找鹏鹏。他们说，鹏鹏家搬走了。
我明白了鹏鹏为什么要在送我的画上写“分别留念”了。可是，分别就不能在一起玩了啊。在滨湖生活的十几个孩子中，我和鹏鹏是最好的朋友。他有个会弹琴、会做弹弓，对小孩子有耐心的好爸爸。听大人说，鹏鹏的爸爸何叔叔是下放到滨湖的，这下，鹏鹏爷爷的问题解决后，他终于要回城了。我听到“下放”，便想到夏伯伯家的夏放哥哥，我问：“夏放哥哥是不是也下放了呀?”爸爸说：“夏放哥哥是你夏伯伯下放时出生的。”“什么是下放呢?”我又问。“小孩子，不要瞎问，现在没有人下放了。”大人们总这样不耐烦地敷衍我。
鹏鹏家搬走不久，瑞瑞家也搬走了。然后是剑剑家、佳佳家、二虎弟弟家……大家陆续搬离了滨湖。在我十一岁那年，爸爸妈妈说，我们也要搬家了。
离开滨湖的前夜，校外方圆十里的村民们来了一茬又一茬，那些并不富裕的村民，有的挎着半篮鸡蛋，有的背着一口袋红薯，有的抓着一只鸡或鸭陆陆续续地来到我们家，屋子里坐不下了，也没有地方可以坐，沙发、椅子、板凳都已经装进了给我们搬家的四轮车斗里，搬家的四轮车有五辆，其中一辆是小兵子开的。小兵子的姐姐嫁给了一位无为小木匠后，他跟着姐夫学会了木工手艺，他靠手艺攒钱买了辆四轮车。那时候，家有四轮车的农家小伙，找对象更容易。夜深了，屋子里站不下的人，都挤在院子里。正月天，白天在太阳底下，都冷得很，更不用说夜里了。黑夜里，一簇簇冻得浑身发抖，不时咳嗽的人，在给我们送行。女人们拉着我妈妈和我，说着说着就哭了，男人们和我爸爸大声地说笑，说和笑都显得很夸张。我妈妈说，太冷了，大家在院子里烤烤火吧。说罢，她打开披厦间的门，从那里抱出了一堆向日葵秆，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包，她又在“小山包”上放了一堆我爸爸刻钢版试卷用过的废蜡纸。一个抽烟的伯伯给蜡纸点了火。蜡纸又引燃了向日葵秆。大家围着那堆熊熊燃烧的向日葵秆，像开篝火晚会。篝火还未熄灭，就有年长的村民说：“走喽!天快亮了，现在走，路越走越光明!”
我坐在四轮车斗里，身上裹着棉被，在四轮车“砰砰”的响声中，穿过沟坝口，经过滕家洼的村道，走上通往寿六路的石子路，望着滨湖渐渐隐入夜色里，我家院子里的篝火，不知几时熄灭的。如果不离开滨湖，爸爸会从那些向日葵秆中，挑出最壮硕、最直溜的一根，留着给我扎火把。很多年的中秋节，我都会举着一根向日葵秆和蜡纸制作的火把，和小伙伴们在长满巴根草的操场上奔跑。校外的孩子们会举着他们由麻秸秆和稻草扎的火把跑来，和我们比赛。我的向日葵火把又轻，燃得又持久，为此，我赢得了多年的火把冠军之誉。离开滨湖后，我们没有了种植向日葵的菜园子，便没有了向日葵秆;我爸爸也不用再拿钢版笔在覆于钢板的蜡纸上刻字，连废蜡纸也没有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了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离开滨湖后我再也没有玩过火把。
很多年后，在四川的一个少数民族寨子里，夜晚，一群从天南海北聚在一处的旅人，围着篝火狂欢，一张张陌生的脸在篝火跳跃飞窜的火苗映照下，变得可亲。大家手挽手围着篝火跳舞、唱歌。只有我，坐在角落里双臂绕膝，无声哭泣。不知怎的，那热腾腾的篝火，让我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从十一岁起，我就渐渐懂得，所有的热闹很快会被接踵而至的冷寂取代。而篝火就是离别的前奏啊。
就像当年，喧腾的滨湖，很快变成了废墟。那些曾聚在一处，热火朝天地学习、生活的人，也鸟一般飞往了各自的山林。
离开滨湖的时候，同棉说，最后一个离开滨湖的老丁，也去世了。我点点头，低声说，我知道。几年前，我听闻了丁伯伯的厄运，他死于一场车祸，拿命换得的赔偿款正被家人打官司争夺。
二虎弟弟陆续又发来了一些老照片。照片中的很多面孔，为我和二虎弟弟所不识。周末回家，我把那些照片给爸妈看，妈妈指着一张合影上的一个模糊人影，惊异地问：“怎么二虎连她姥姥都认不出?你小时候，她来看你燕子姐姐，还送过你一双小凉鞋呢。你喊她瘦大姨的，不记得了吗?”“瘦大姨?”我从脑海存储的滨湖人物里搜索了一番，并未想到她是谁。妈妈说：“她是你燕子姐姐的亲妈妈。她和你胖大姨是堂姐妹……”在妈妈的讲述下，我才发现，供我无忧无虑成长，如乐园般热闹有趣的滨湖，无异于我后来走过的别处，亦有如此纷纭复杂的人间事隐藏其间。而当年人声鼎沸的滨湖，也成了人迹罕至的弃园。我在回忆里重走滨湖，如同闯进弥天大雾的山野。更令我难过的是，那天妈妈纠正我说，我视频里拍摄的并不是我家曾居住过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早在我家搬走的那一年夏天被人推倒重建了。“我们住过的房子，是土基茅顶的，你不记得了吗?”我茫然地望着妈妈，不知是谁的记忆出了错——我明明记得，我们家住的是红砖青瓦的房子啊。可惜，已找不到证人与证词为我们作证。
在人间，滨湖是早已失踪的校园。但在我心间，它却是草木葳蕤的故园。半生已过，历经无数次搬迁，但被我认定为故园，勾扯我绵绵思愁的，唯有滨湖。我知道，在人间，于无数人的心间都会如我一般藏有一座“滨湖”，那是人们离开后，便再也回不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