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蹦出我脑海的，只是一个题目。我写小说从来信马由缰，如同我小时候写作文从来不打草稿，我相信好的文章是自己生长出来的，规划它或者规范它，都不自然。一粒种子撒下去，它长它的，你满心欢喜地看着它破土而出，长成花，长成树，长成什么样子都好，就算是矮小的多肉又怎么样呢?我也不大考虑结构，结构长在它的身体里。有时候它甚至不需要结构，比如这篇小说，我相信匀停的结构只会肢解它的完整性。写出来一看，它正是昆德拉所说的那种气质模糊的小说，而我喜欢把它称为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小说。
就像杀猪各有各的杀法，写小说也是各人各法，有的诙谐，有的正经，有的细腻，有的粗犷，有的先锋，有的传统，结果当然是各花入各眼，顶好大家都找到自己舒服的写作方式，并且遇到心心相印的读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很有趣的群体，在我读书的年代，它大抵是勤勉和奋斗的代名词。那时候没有遍地开花的补习班，想考出好成绩，唯一的办法是看书和刷题。当然，天才除外。无论什么年代，少数天才是不用站在起跑线上的，但凡对起跑线是否“公平”斤斤计较的人，必然平庸。大多数人都认为，高考虽然未必绝对公平，却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多少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实现了阶层的晋升甚至跃迁，因此它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动摇的基本政策。我无意挑战公众的认知，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即使通过高考而获益的人，他们也未必感到满足。因为对于命运，所有人都莫衷一是。
当然这并非小说的主题。一部小说，拥有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主题，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那很容易写成一部报告文学。我喜欢多义的小说，喜欢复调的叙事，喜欢丰富和充沛，喜欢谜语和悬念，生长性一直是我追求的艺术品质。
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没有名字，他，她，他们，已经足够了，还能找出比这更有代表性的名字来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个群体吗?我想我不能。他和她是幸运的，他和她又有那么一些不满足。从世俗的层面看，这种不满足来自于人生的参差，可是从更为幽深的角度来看，真正的不满足来自于我们与来处的割裂，以及不识归途的浩荡遗憾。
神话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些遥远先民对于世界的朴素理解，有时候也会让具有现代意识的我们感到烧脑。小说里的锅店子，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家乡，我从小听父母说锅店子的故事，明知它是假的，却有挥之不去的影响力。它经过一部分虚构以后，变得更加生动和富有趣味性，我不确定是我带有生活经验的创作赋予了它的生长，还是它本身具有给我的生活进行赋能的生长性，总之那遥远的民间传说如此顽强地生长着，经年不衰，直至有一天长成了一篇任性的小说。我承认，神话中的主题和象征都被我蓄意篡改了，借以传递更为深邃的意义和情感。在此之前，神话是神话，小说是小说;在此之后，小说就是神话，神话就是小说。
由于神话被重新解读和重构是创作的应有之义，我捏造故事时如有神助。那个做题的小镇青年和我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却也不尽相同，他更老实一点儿，而我喜欢耍花枪，把他想不明白的事情用一种荒诞的方式表述出来，希望在潦草的原型推演中得到某种神启。结果，我也还没想明白——这大抵是小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它的生长，最终使我获得生长，而这永恒的生长无始无终。
想到父母给我讲的故事，心中会觉得温暖，那种口口相传的温度，比文字更亲切。现在我们给孩子讲故事，再没有那种代代相传的地域文化色彩，现代城市的流动性和融合性使儿童更容易接受普适性的文化，就像我们习惯了普通话之后，再也无法流畅地说出家乡话。每当我回到故乡，都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融入那个曾经孕育过我的地方。我看着它，看着那些依然在它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哭着、笑着、生活着的人们，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遗憾。
很难说哪种故事，或者说哪种讲故事的方法更好一些，世间之道讲究的是法无定法，无论哪一种方法，为求更广泛地传播总要便宜行事。在我的写作图示中，先找到一根线头，由此生发，自由地编织一篇小说，这是最舒服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方法。当然，我对“成功”的定义，门槛很低，有可能引发其他较为严肃的写作者的质疑，他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喜欢反复修缮自己的作品。我尊重他们的写作方法，但我委实是一个懒惰的人，一旦写完一篇小说，复盘的时候最多进行修辞上的润色，再就是改改错别字。我喜欢它自由生长的过程，也就允许它最终长成自己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孩子，你生养他，看他长大，但是没有办法修改他。
《致小镇做题家》这篇小说其实也书写了成长，一个人的成长，以及一代人的成长，这种成长统统是不可逆的，倒回去，重改，不可能。在我看来，接受人生的这种内在一致性，尊重它的生长逻辑，能够让我们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超越。一生一次的成长，那么难，那么痛，那么深情，那么温暖，回望旧时来路，已然草木成行，不必后悔没有仔细地修剪过它们，它们正是你努力生长的样子。